第五章 《易》道情文概說
第四節 尚德說在漢魏占學上的影響
三、 占卜者無德則自作孽的實證
335 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820。
336 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811。
337 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811。
338 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820、823。
339 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815。
此小節專門討論象數占卜者的遭遇，都是以德行之有無做為評量的標準。《孟 子‧公孫丑上》引《太甲》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處，引 用司馬遷、班固對諸占卜者的評論，以及《管輅別傳》裡管辰把京房和管輅言行 做比較的評論，說明為德不卒而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用以呼應荀子「善為《易》
者不占」及《左傳》惠伯「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的想法。
《史記‧日者列傳》寫到：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 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 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 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 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
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 在。……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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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司馬遷對有德的占師之正面評價，其面對鄉民衣衫端正，面對婦女也不苟言 笑，故有賢者避世而執卜筮為職業，隱居在卜筮者裡面以保全自己。尤其盛讚司 馬季主通《易》、黃老之術，博聞遠見。觀其言談時常稱引古明王聖人之道，原 本就不屬於一般淺聞小數之能的占卜者。
而司馬遷《史記‧龜策列傳》也據實描述：
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 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 頗中。素有鴺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
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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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圖其私利的占師，有的被賞賜至數千萬元。最糟糕的是，假公濟私，
隨意傷害敵對陣營，讓人破族滅門，亦時有所聞。這樣傷德的惡行，事後被掀開 奸詐面目，也都被誅三族。
另外，班固在《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對占師京房、翼奉、李尋等有所 描述。其中翼奉、李尋陳言君德的重要性。然而翼奉、李尋兩人的結局有天壤之 別。《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寫到：
340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3221。
341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3224。
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 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 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 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 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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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翼奉不放棄人的主體能動性，重視人君的道德自覺。不僅力陳君德，而且當 漢元帝的面極力稱讚揚元帝為一變天下之道的聖明君主，而謙稱自己愚戇狂惑。
然而翼奉年老又壽終、子孫享福祿之報，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顆真正利他的 心，其所上書均建請元帝簡約宮廷消費，而裁赦的對象都是普天之下處財務困境 的老百姓。翼奉屢次提出君王重德的諫言，自認愚憨狂惑，謙遜自處，故能年老 以壽終，子孫皆以學在儒官。由此可見，翼奉的力勸元帝虛靜、聖明以成就非常 之主，又援引先王有德失德的事跡以做借鑑。正是雖然擅長於占術以知來，但未 具仁義之德則難以善終。
至於李尋，《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寫到：
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 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
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 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 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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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良等人想要政變，大臣們爭相以為不可許。賀良等上奏進言大臣們都不知天命，
應該廢掉丞相御史，改替解光、李尋來輔政。漢哀帝因為賀良等人改國號可消災 異的占言沒有應驗，遂下賀良等人於獄。主上下詔罪己為政無德，賀良則被定罪 為反道惑眾之姦人而賜死，李尋遂被流放。
再說京房，其占卜功力最強，卻也遭受到最慘的結果。《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寫到：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
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 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 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
342 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3178。
343 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3193。
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 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 朔拜，上封事曰：……。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 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 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 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巿，弘坐免 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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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李尋這情況，其實司馬遷在《史記‧龜策列傳》也描述過，其言「因公行 誅，恣意所傷..…..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賀良也是以災異挾持君權，並以占 卜公報私仇，讓百官處在動盪恐懼當中。此事哀帝罪己招致災異承認自己是失德 而招凶，與賀良黨同的李尋都沒有警覺到《左傳》惠伯「《易》不可占險」之意，
故被流放也是失德而招凶厄之報。然而哀帝時的李尋，還只是被主謀賀良拱出來 做宰相的配合角色，京房對漢元帝既不建言君德，卻假公濟私參奏聖上述說石顯 的不是，又用考功課吏法欲箝制大臣的權力，惹惱大臣石顯等，而身死東市。
司馬遷《史記‧龜策列傳》描述的「因公行誅，恣意所傷」，昭示了占師們 最應避諱的行為，也應驗了《左傳》裡惠伯所說「《易》不可占險」，即失德必 致敗的歷史規律。班固於《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語評論占師，寫到：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 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
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
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 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
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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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說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沒有比《易》、《春秋》更顯著了。而漢代 象數學界推陰陽言災異者，都是從這兩部經典發展出來的。然而班固云：「察其 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可見在班固 看來，這些學者所言好像只抓到學理的一端，功力深厚些的則常常猜測到事情的 發展。班固在這裡未如司馬遷承認占卜術的價值，倒是「億」字讓占卜之人帶有 投機僥倖的意味，甚至有貶低嘲諷的意味。究其原因，根本上他們都未提升到《易 傳》聖人的形上境界，所以只能表達見仁見智的看法。然而班固最介意的就是京
344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3160-3167。
345 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3194。
房，京房沒有體會惠伯「《易》不可以占險」的深意，君子應該見幾而作，戒慎 恐懼、如履薄冰，卻屢屢犯險，惠伯說「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這豈不 是《太甲》所說「自作孽，不可活」的必然規律麼？
魏朝管輅與翼奉相近似，不僅示人德行的重要，自己也親身實踐。《輅管別 傳》寫到：「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又說：
輅別傳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 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襃，每欲以德報怨。……
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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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管輅做到了所說的孟子「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他體認到形上太極而知命 認命，不希冀享祿壽福報，自知死日而無所恐懼。當時世人以管輅媲美京房，其 弟管辰不以為然，說到：
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
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
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
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 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 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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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相殊」與「知幾相邈」道盡京房與管輅的體會相差太懸殊，管輅有德行修
「明哲相殊」與「知幾相邈」道盡京房與管輅的體會相差太懸殊，管輅有德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