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媒體與新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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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環保團體、專家學者、在地居民等等，在同一個議題上交鋒。值得注意的 是，主流媒體記者由於路線的限制，能夠接觸的消息來源有限，反之，獨立媒體 反而比較能夠接觸各方消息來源，讓環境報導的意見能夠更為多元。

五、 另類媒體與新聞專業

另類媒體經常被定位為主流媒體的一種補充，角色定位是非正式的、流動的、

非主流的。但近幾年台灣另類媒體在新聞工作上的表現亮眼，不斷打破既有的媒 體框架、開拓議題視野，許多另類媒體組織在新聞的專業表現上與主流媒體相比 毫不遜色，更屢屢獲得新聞獎項的肯定（陳順孝，2014；管中祥，2015）。

曾在主流媒體工作的獨立記者朱淑娟（2016）說：「一個另類媒體最有價值 的地方就是專業報導能力。」主流媒體由於易讀性與收視率的考量，較為重視事 件的衝突面向，經常忽略事件背後的議題脈絡與討論，在人力成本的考量下，記 者也時常更換路線或負責採訪的部門，這本不利於專業領域知識的累積。另一方 面，一個議題所涉及的層面經常跨越不同政府部門，但由於主流媒體「各跑各的」

的路線分派方式，記者只能跑涉及到自己路線的那一部分，其他超出自己負責路 線範圍的部分就由其他的記者負責，這種分線方式讓記者對於事件僅能有片段式 的理解、不利於記者描繪議題全貌，而版面篇幅的限制更使得記者無法完整敘述 事件脈絡。若想在當今的媒體環境實踐新聞的專業與理想，另類／獨立媒體或許 是較好的選擇。

郭佩君（2010）針對三名曾擔任主流媒體組織雇員的獨立記者進行研究，探 詢他們在轉換職場的過程中，新聞專業意理觀念的形塑與實踐歷經哪些改變。朱 淑娟在媒體生態不利自己當一個「真正的記者」的時候離開主流媒體、開始當一 個獨立記者，離開組織後的朱淑娟獲得更為自由的報導空間、可以自行決定要追 蹤的題材以及報導的方式，並讓她得以使新聞事件中所有的採訪對象都能有完整 的發言空間，在報導中呈現完整的事件脈絡與論述，也讓她有更多的時間鑽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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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議題。黃文慧（2015）也提到另類媒體較能提供記者空間與時間消化文獻、經 營報導議題。

再者，另類媒體經常打破記者的路線之分，相較於主流媒體記者大多在專注 於自己負責的路線，對於其他類型的新聞工作也鮮少涉入，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 支撐組織的運作，另類媒體由於結構扁平化，讓參與另類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機 會在不同的工作位置之間遊走，加上組織規模通常不大，一個文字記者可能同時 得兼任攝影、網路編輯。Harcup（2015）便提到「多技能」是另類媒體工作者重 要的特質之一，而同時經營多條路線更讓另類媒體記者能夠用較為特殊的觀點看 待新聞事件。

此外，朱淑娟（2016）提到因為工作模式的不同，讓她比起主流媒體記者更 有機會產出有品質的報導。在成本的考量下主流媒體日益減少調查報導的產製，

而另類媒體組織和獨立記者由於工作模式的差異，能夠有比較多的時間深入鑽研 議題細節、對議題進行仔細的研究、採訪、寫作。

這也衍生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講求水平化結構的另類媒體，守門人的 角色消失了，那麼另類媒體該如何在日常實踐中確保報導的品質呢？朱淑娟

（2016）提到當初離開主流媒體自立門戶後，她就意識到自己是報導的監督者，

要對自己寫的東西負起完全的責任。由此可見，在另類媒體或獨立記者的新聞產 製流程中，記者就是最重要的守門人，為新聞報導品質把關的責任從組織回到記 者個人身上，這點和主流媒體有很大的不同。

上述原因可以解釋為何台灣有許多由專業新聞工作者經營的另類媒體，路線 自由、報導空間與時間、自行決定採訪題目、不受版面限制等工作模式的差異，

或許就是另類／獨立媒體之所以較能讓記者體現專業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對於一些服務於台灣另類媒體的記者而言，「另類」只是一種相對於主流媒體的 形容詞，回歸到實務層面來說，另類媒體所做的不過是展現到新聞工作原先就該 有的樣貌。這些以新聞專業和社會關懷作為核心價值的台灣另類媒體與獨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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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新聞實踐中講求針對某一個領域的議題深入挖掘脈絡、給予事件完整的 論述面貌，親自到新聞現場取材，在引述消息來源時，也不會刻意避諱政府官員、

學者、特定領域權威的言論，而是根據議題給於相對應的陳述（郭姵君，2010；

黃文慧，2015；朱淑娟，2016）。

另一方面，即便另類媒體反對主流媒體的常規化工作規範，但這不代表另類 媒體的新聞工作就不存在「常規」。Atton & Wickenden（2005）便指出儘管另類 媒體不重視、甚至反對新聞專業規範與常規化的新聞工作，但這不代表另類媒體 就可以免於遭受那些和主流媒體相似的產製壓力，例如：截稿時間、基本稿量等 等，這些產製壓力同樣會促使另類媒體發展一套新聞室的「產製規則」。過於理 想化地將另類媒體視為一個全然自由的新聞工作場域，會將另類媒體從每日實踐、

結構因素中抽離，我們必須意識到另類媒體也會發展出一套應用於自身的工作規 範，甚至是常規，並應用到每日的新聞工作實踐。

例如，由於另類媒體的報導題材通常較為艱澀，篇幅也較主流媒體長出許多，

經常難以吸引閱聽人目光，為了開拓閱聽人市場、增加報導的曝光率，另類媒體 有時也會採用一些較具衝突感的標題，或者引入主流媒體行銷的經驗，藉此引起 閱聽眾的注意。黃文慧（2015）指出，以農業、食品安全、環境議題見長的《上 下游新聞市集》，便曾聘請一位具多年主流媒體經驗的編輯，擔任編輯台專任主 編，除了日常新聞編輯工作外，也負責臉書上的社群行銷。專任主編讓報導內容 在社群上的曝光率大大增加，但同時也改變了《上下游新聞市集》原有的自主新 聞產製模式。

另類媒體內部運作重視水平化的組織溝通，當組織主編導入主流媒體的編採 與內容行銷經驗，的確提升新聞產製的效率與成果，卻也變相促使另類媒體成員 必須更改過去的工作模式，配合專任編輯所引入的制度化工作規範，記者能夠自 由發揮的空間也就受到限縮。另一方面，包裝過的標題固然可以增加新聞的閱讀 率，但經營衝突感的分寸該如何拿捏才可避免爭議，牽涉到另類媒體編輯台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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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評斷與經驗（黃文慧，2015）。

另一方面，即使是單打獨鬥的獨立記者，也會從日常新聞實踐中發展出一套 具有規律的工作模式，郭佩君（2010）提到離開主流媒體、走一條另類的媒體實 踐之路的朱淑娟儘管自立門戶，但仍然會在日常工作中，納入主流媒體的產製規 格與方法，她將離開主流媒體後成立的網站《環境報導》視作正式的新聞媒體，

網站上的內容也遵守一定的新聞報導寫作方式。

離開《苦勞網》、自創《焦點事件》的孫窮理也提到，《苦勞網》從 1997 年 創辦至今，發展出一套固定的團隊工作模式，記者或編輯每天都得跑線或產出報 導（陳順孝，2014：43）。這種工作模式讓團隊可以穩定產出報導，但也使記者 受到工作模式的限制，無法執行長期的計劃、維持行政工作。

由此可見，無論是獨立記者或是另類媒體組織，都不可能全然「自由地」產 製新聞內容，仍舊遵循某些個人化或組織化的工作模式。從《上下游新聞市集》

的例子來看，制度性的規範確實幫助組織成長，但代價是記者個人掌控個人報導 工作上的程度隨之降低，在組織成長、記者工作自由、媒體理念與內部產製效率 之間該如何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