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研究取徑：將自述視為塊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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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根據自身瞭解所建構出來的知識，極有可能受到研究者的文化偏見所影響，

在進行陳述與分析時，研究者需反思自己與被研究者或研究現象的關係，以彰顯 透過田野觀察而得的知識，極有可能潛藏研究者觀點與偏見。

在研究操作與研究發現的書寫上，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提到，

傳統的研究者試圖採取一個具有距離感的位置呈現受訪者的自述，就像自己完全 外於受訪者的自述。然而，這種呈現方式會讓讀者誤以為受訪者自述就如鏡子般，

完整呈現真實的自我、個人特質等，且研究者在自述中缺席。然而，訪談是受訪 者與研究者一同經歷的旅行（吳嘉苓，2012；畢恆達，2010），除了情境外，研 究者的存在同樣影響著受訪者決定以何種方式進行自我敘述，所以研究者從來都 不是外於自述而存在的客體，他實際參與了自述的產生。因此，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建議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發現的書寫時，必須明確地呈現自己在 研究過程及寫作中的位置。此外，研究者必須體認到自己無法呈現完整的「地圖」， 研究者和受訪者只能一同經歷部分的地景，並創造出具有時空限制的訪談內容，

這些內容無法呈現受訪者真實且完整的自我，因為塊莖總是在變動且永遠不會結 束，研究者能做的只有呈現自己進入塊莖的路線。所以研究者所採行的寫作方式 必須要能喚起讀者的塊莖式思維，藉著呈現不同的故事線、介紹不同的入口、從 不同的「Ｉ」（受訪者）切入等，明確地告訴讀者研究所呈現的內容只是眾多可 能的敘述之一。

第二節、研究者的研究取徑：將自述視為塊莖

首先前往你的第一株植物，從那點出發，仔細觀察水流的痕跡。雨一定 已將種子帶到遠處。沿著水流所形成的小溝，你將辨認出水流的方向。

在這個方向上，尋找那株離你所在植物最遠的植物。所有那些在兩者之 間生長的魔鬼草都屬於你。隨後，最後這些植物又將傳播他們自己的種 子，而通過跟隨從每株植物出發的水流的痕跡，你得以擴張你的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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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Castaneda, 1968，轉引自 Deleuze & Guattari，1980／姜宇輝譯，

2010：13）

Deleuze 和 Guattari 所引用的這段話，說明了採用塊莖思維的研究該如何探 尋塊莖的生成。如前所述，塊莖以地圖繪製與拼貼式的方式進行生成，不同於樹 狀的模仿或再製可以追溯／發展到同一者，塊莖的每次生成都是獨特且不可預測 的，研究者無法事先決定該往何處前進，只能從多重的入口進入地圖，沿著塊莖 體在地圖上的生成痕跡，繪製出塊莖體可能的生成樣態。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指出，任何的研究者都只能探窺到地圖的某個部分，對於地圖上的 其他部分只能匆匆一瞥或截然未知。就如同上述這段話，儘管研究者看似已經找 到「最遠的那株草（疆界）」，但這株草隨時都會再次向外擴界，「最遠」其實 只是研究者循線到達的「中間點」，研究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裡，窮盡塊莖體 中所有的入口、繪製完整的生成路線。

本研究參考 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將自我敘述視為塊莖的做法，

希望讓受訪者自行決定要從哪裡開始陳述媒體的生成、選擇對自己來說是重要的 生成過程。但若受訪者無法決定陳述的內容，研究者將從上下游新聞的「變」切 入，請他們談談對自己來說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變化，瞭解上下游新聞當前的新聞 實踐樣貌是如何生成、歷經哪些轉變、如何進行分裂、重組與連結，以此探詢上 下游新聞疆域化－解域化－再疆域化的生成路徑，

其中，研究者將訪談視為一趟與受訪者一同進行的「旅行」，讓受訪者作為 旅行的導覽員，帶領研究者經歷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在這過程中，受訪者會 視情境、與研究者的互動、對研究主題的理解等情況，決定要用何種方式重構自 身經驗或想法（畢恆達，2010：104）。透過訪談，研究者冀望可以發掘受訪者 對於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樣態的說明與詮釋，以及受訪者在另類／獨立媒體 生成過程中的經驗，而這些資料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訪者的自我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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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認為，後現代時空下的自我陳述（narrative selfhood），是不流暢、非線性、去結構與去中心化的，且不同的人會採用不同的 自述方式，並不存在與生俱來或固有的自述結構。因此，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建議研究者採用將自述視為塊莖的隱喻，隱喻作為一種指引我們進 入世界的視野、一種調查世界特質的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擺脫傳統敘事結構的 限制，採行有助於反映後現代自述特質的觀點。將自述視為塊莖具有下列幾項特 質，首先，作為塊莖的自述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它有多重的入口，每一個入口都會 導引至一個暫時性的自述描繪。受訪者從話語和書寫中創造自我，每次創造中都 會創造出不同的自我，「self」從一個穩定的名詞，轉變為總是在進行中的動詞。

所以研究者從田野經驗中所獲得的自述資料，其實都只是進入塊莖體的暫時性入 口（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638-640）。另一方面，根據入口的不同，

會導引受訪者與研究者進入不同的自述故事，所以做為塊莖的自述存在著多種不 同的敘述方式，每一次的敘述都是暫時且因情境而定的。

入口的選擇則是受到當下情境所影響，如同 Kvale（1996，轉引自吳嘉苓，

2012：35）所提，受訪者勢必會因為訪談情境而給出不同的資料，研究者也會視 情境而調整提問與談話的方式。研究者得意識到脈絡會形塑自述的表現形式，同 時也會限制自述的內容。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也提到，每一次的 自述都是對當下故事情節的接管，暫時排除其他種可能的情節，但隨著脈絡的轉 變，會導引自述至另一個入口或故事情節。所以研究者必須構連自述資料與訪談 的產生脈絡，檢視自述產生的情境、訪問的問題，以及研究者和受訪者的位置等 情境因素對自述內容的影響。

再者，將自述視為塊莖時，傳統自述研究中的因果思考將被拼貼思考

（patchwork thinking）所取代。如同每條線都有和另外一條線連結的可能，自述 情節之間的連結也隨時都有可能斷裂、轉而被新的連結所取代。現象可能會和某 一事件連結在一起，以解釋現象的成因，但他們之間的連結隨時都有可能被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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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轉而跟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產生連結，找到另外一個觀看現象的入口

（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642-644）。

最後，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指出，若將自述視為一幅地圖，

訪談就是受訪者與研究者一同繪製地圖的方法。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和受訪 者共同經歷一段旅行，一起經歷、暫時安身於地圖上的某一部分。在這段旅程（訪 談）結束後，研究者和受訪者的遊牧足跡並不會死亡，他們會在其他路線或連結

（其他研究）中，進一步成長。這種說法就如同建構論者將訪談視為旅行的觀點

（吳嘉苓，2012；畢恆達，2010），將訪談視為受訪者和研究者一同建構經驗、

想法與意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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