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專業規範的挑戰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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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器等特質逐漸消失在電視新聞，並由展演、可拋棄的新聞取而代之；比起 新聞專業，觀眾的喜好才是新聞產製過程中最重要的原則。儘管在 1980、1990 年代時，新聞專業規範只能有部分確切落實在實務工作之中，但近幾年的新聞實 務工作卻愈發明顯地將新聞專業擱置，用媒體老闆或組織文化希望的方式做新聞。

新聞專業規範中「理性、公共、進步」等專業特質，受到資本主義、傳統封建式 管理的挑戰，逐漸被個人化、即時、商業化等特質所取代，並展現出不同的工作 實踐方式（張文強，2015）。

二、 新聞專業規範的挑戰與反思

（一） 內外夾攻：新聞專業規範的實踐困境

新聞因特殊的角色功能與民主意涵，發展出一套奠基於「客觀性」與「社會 責任」的專業規範，並在經久發展而來的組織行規、道德規範，乃至於養成處所 與專業理論之中，逐漸建立自身作為一種專業的權威。然而新聞工作者實踐專業 規範的場域並非真空，必然受到所居處的各種情境因素所影響，記者在日復一日 的工作實踐中，不僅要採訪事實、產製報導，還要和消息來源、組織主管打交道，

更需要與社會、政治團體、媒體組織等結構性因素互動（Harcup, 2009／董素蘭、

顧淑馨譯，2011）。在這複雜的產製過程中，由新聞專業規範發展而來的「行規」

因此產生質變。

新聞媒體不僅是社會公器，同時也是一個商業機構，必然會受到經濟因素的 制約（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尤其是 1980 年代過後，

大型媒體企業迅速擴張，經濟獲益成為媒體的重要目的，商業媒體對於利益的追 求經常大於專業上的考量，新聞專業規範因此受到資本主義邏輯的壓抑。加上廣 告市場的競爭者越來越多、電子媒體營運成本提高、閱聽眾習慣的改變等因素使 得媒體經營日益困難，媒體經營者為了提升利潤，只好先擱置某些新聞專業規範 對於理想新聞工作實踐面貌的勾勒，轉而向商業力量妥協，因此產生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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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報化、速食新聞、言論自我審查等亂象。

此外，媒體也經常受到來自政治領域的干涉，除了政府可以透過法規、發放 營運與頻道執照等方式影響媒體運作以外，政黨團體也能藉著自身在政治領域的 地位與影響力，與媒體企業主私相授受，促使新聞媒體在利益的考量下傳播特定 論述與訊息、迎合黨派利益的需求，而社會上的菁英階級更可挾帶政經上的優勢，

透過新聞散佈穩定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建構出符合、強化既有階層化關係的社 會（劉昌德，2007；張讚國，2013）。

上述來自商業與政治領域的干涉，有的明目張膽地直接對新聞產製部門下指 導棋；有的則是與媒體暗通款曲，以人事管理、控制報導版面等方式，間接影響 新聞產製。Halin & Mancini（2004／展江、陳娟譯，2012：36）指出，新聞媒體 組織及工作者受到像是政府、政治團體及商業組織等外部力量的影響與控制，這 種現象被稱為新聞媒體的「工具化」。新聞工具化將導致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下 降，進而無法發揮新聞專業、實踐新聞作為一個社會公器的理想。

政治與商業工具化對於新聞專業規範的威脅隨處可見。例如，在媒體市場導 向的驅使下，新聞工作者必須製作出能夠吸引閱聽眾目光的商品，如此一來業務 部門才能將閱聽眾賣給廣告商。一昧追求大眾偏好內容的結果，造成了新聞內容 的同質化，不僅記者未能發揮守門人的專業、為閱聽眾把關新聞資訊，更使得閱 聽眾無法從新聞媒體獲得參與民主社會所需的共同知識（Graham＆Davies, 1997）。 除此之外，政治力量也能透過補助、執照發放與政策管制等手段，與媒介所有者 取得同盟，政治力量以手中資源換取新聞組織的服從與支持，使得媒介成為某些 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團體的發言人，新聞儼然成為特定政治利益團體的工具，而 非社會公器。當商業工具化與政治工具化的力量同時作用於新聞媒體，不僅侵蝕 著新聞媒體的專業表現，更令人不免擔憂社會整體民主的發展。

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通常為組織雇員、在組織化的工作場域中產製報導，

透過新聞工作才能體現的新聞專業規範，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結構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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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改變原先的實踐樣態。張讚國（2013）認為，在受到商業與政治工具化 威脅之餘，新聞工作者也得面對來自工作組織內部的壓力、遭遇各種在工作場域 中縝密交織的組織壓力並與之互動。彭芸（2008）指出，現代新聞業多以組織科 層結構形式存在，因此內部勢必會產生分層管理與分工的現象，新聞工作者也必 須遵守一定的工作規範或常規。加上新聞工作性質特殊，需要和不斷變動的社會 互動，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該如何決定應該要採訪哪些新聞、保留哪些內容、如 何報導、如何編輯。新聞學中的新聞價值、對客觀中立的要求或許是可能的答案，

但第一線的工作者往往更為依賴整個新聞業或組織經久發展而來的慣例或常規，

以此作為處理每日新聞工作的依據。

新聞常規（News Routines）是新聞工作者的慣性工作方式，也被視為體現新 聞專業規範中客觀中立等理念的實踐方法。從採訪、剪輯、撰寫到報導露出，新 聞工作有一套秩序化處理新聞事件的流程，諸如每日固定的路線巡迴、拜訪消息 來源、使用官方公關稿等，都是常規的表現，讓記者得以用較有效率、較安全的 方式完成每日工作。然而，因為常規在形成的過程中，會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組織 的文化與習性，因而給了組織利用常規控制新聞產製的機會，使得新聞工作者的 相對自主性隨之下降（張文強，2009）。

劉昌德（2007）也提到，企業主經常因利益考量而加強組織的科層控制，藉 此確保產品是企業主與閱聽眾想要看的新聞、提升產製效率。並透過各種人事機 制，形塑採編團隊的組成及運作，藉此讓編採團隊產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新聞內容。

新聞工作者為了保住工作飯碗，經常得順應企業主的意志與喜好，而新聞室內部 主管對於報導內容的期待與預設，更深刻地影響新聞工作者的判斷，記者與編輯 為了讓報導能夠獲得長官青睞，不得不揣測上意，依照長官可能會喜歡的角度與 形式產製報導。加上組織為追求收視率而迎合大眾喜好的商業目標，更是迫使記 者不得不依循一定的規則產製好讀的新聞。

除了受到外在的挑戰，新聞專業規範本身的正當性也受到質疑，質疑大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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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兩方面：第一、批判政治經濟學者認為，新聞專業規範是資本主義及社會宰治 意識形態的產物，無法實現其所宣稱的公共性目的與社會承諾（彭芸，2008）。

第二、Baker（2002／馮建三譯，2008）也提到新聞專業中關於社會責任的論述含 有太多菁英論的色彩，此論點所描繪的新聞媒體並無法成為社會各群體抗爭與協 商的動員機制。

從批判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的學者指出，社會主要的媒體多以商業化經營，

且將營利視為組織重要的營運目標，所以研究者必須將這些媒體視為資本主義體 系下的一種商業文明，並重視在產製過程中，新聞工作者所面臨的來自市場經濟 的壓力（Golding & Murdoch, 1979／馮建三譯，1990：150-154）。尤其在商業媒 體中，資本力量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極深，經常可見管理或業務部門對於編採部 門的介入。例如，當置入性行銷成為主流媒體重要的收益來源，新聞工作者變相 成為履行廣告合約的業務，而非新聞報導者。因此，批判學者認為新聞工作者不 可能在資本主義與商業邏輯的包圍下，落實新聞專業規範對於獨立、自主的宣稱。

再者，商業新聞多為組織化製造的產品，新聞工作者並無法自主定義新聞工 作的專業性內涵，而是依附在組織之下，以新聞室內部文化所定義的新聞常規行 事，甚至在實踐工作常規的過程中，修正個人的價值認知以配合組織文化。

McChesney（2004；轉引自羅世宏等譯，2005）因而直接批評「新聞專業」是管 理階層包裝出來的產物，目的是為了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替既得利益者服務。

批判學者更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聞專業規範對於追求真相、社會 責任與言論自由價值等核心價值的強調，不僅無助於提升新聞的專業表現，更變 相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防火牆，讓資本家或菁英可以阻擋來自其他社會力量對於 媒體的干涉，使得非菁英群體無法參與或監督報導的產製，新聞變相成為一種菁 英的特權（彭芸，2008；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例如，媒體企業經常 使用新聞專業規範作為企業的行銷或辯護手段，當大眾質疑媒體對名人的私生活 報導有侵犯個人隱私之虞時，媒體往往以「滿足大眾知的權利」作為回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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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大眾知的權利用在新聞專業規範的論述中，是為了實現言論資訊流通的自由，

然而在此卻淪為企業卸責的手段，更屏蔽了來自外界的監督與批評。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規範之所以特別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背後的預設是大 眾需要足夠的資訊與知識做出明智決策，民主才能妥善運行，因此媒介必須承擔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規範之所以特別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背後的預設是大 眾需要足夠的資訊與知識做出明智決策，民主才能妥善運行，因此媒介必須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