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段、擴大史料、並將研究對象擴及台共以外的社會主義流派。只有超出《台灣社會運動 史》才能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以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這一研究方法並不只是 主觀願望而已，實際上，在1927 年之前，島內外確曾出現過各種試圖建立起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活動，甚至最終通向組黨（這是本研究的要 點）。雖然組織未能得到維持，但成員多能在其他的運動之中獲得保存。而1927 年的文協 左右分裂，乃至台灣共產黨的成立，都與前一階段的保存有關。
當然，研究時段就算提前，既有研究所具有的缺陷，也未必就能得到解決。由於缺乏 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理論到歷史的基礎知識，許多研究常常忽略或弄錯國際社會主義 運動的基本問題與概念、甚至提出假問題或假概念。25就此而言，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 運動史」，不如稱之為「沒有社會主義」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但是，如何才能把「社 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之中呢？本文認為，誕生於運動之中的「資 本主義論」，是把社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個媒介。
第㆔節、當憤怒不只出詩㆟
――台灣㈳會主義運動及其「㈾本主義論」的關係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其特點之一，就是馬克思主 義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n Ökonomie）。但馬克思更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稱為「政 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26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 主義的意義很重大。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27恩格斯指出：
25 以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來說，盧修一、簡炯仁、陳芳明為此種錯誤的典型。盧修一的考 證與分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台共史研究，然其全書只為鋪陳台共綱領（1928 年）中的台灣民族 概念而作。而無注意到台共綱領的根本規定是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也沒有注意到第二次台共綱領
（1931 年）提出蘇維埃口號的意義。至於簡炯仁，其考證及分析錯誤百出。他花了很大的力氣去 分析台共建黨大會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簡炯仁謂之即彭湃）如何干涉台共綱領之制定。在他 眼中，建黨大會實乃綱領草案（渡邊政之輔制定）與綱領定稿（彭湃制定）之間的鬥爭，前者強調 工人領導，後者強調農民。而後者之所以強調農民，則是因為彭湃是農民運動大王。但問題在於，
彭榮是否為彭湃，尚有疑義。而從現存的台共建黨大會會議紀錄與相關回憶錄來看，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改動多少日共幫台共所擬的草案（若林正丈也肯定這點）。至於農民領導或工人領導，則完全 是簡炯仁自己編造出來的矛盾，關鍵是簡沒讀懂台共綱領。至於陳芳明，其根本錯誤在於他沒搞清 楚國際共運的基本問題，竟說台共將其革命性質規定為「殖民地革命」，而中共則要干涉之為「階 級革命」。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一九二零年代所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 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斯大林），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 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而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更重要的是，無論台共、
中共、或日共，都在斯大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成長，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定是沒有疑義的。以上，
關於台共建黨的史料，可見：〈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收錄於山辺健太郎編，《台湾（二）》（東 京：みすず書房，1971），245~256；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261~266。
26 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
27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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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的憤怒，無論 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 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 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 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 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這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 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 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 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如果「憤怒出詩人」，那末馬克思主義則要求「憤怒」者能夠成為探索經濟規律的革命家。
也就是從現狀中追索歷史規律，並從規律中發現未來的可能。誠如恩格斯從黑格爾的「現 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的命題中延伸出的見解：「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 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 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
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 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反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因此「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 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29而恩格斯所謂的「經濟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中 探索現實性與必然性之關係的方法。
雖然在社會主義由西徂東的時代裡，馬克思主義並非首先被接受、被理解、被運用的 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對於「憤怒」者所提出的要求（即以「經濟科學」，而非「道德與 法」來證實「道義上的憤怒」）、乃至馬克思主義之「經濟科學」所規定的研究對象（即「資 本主義」30），卻可以在本文所研究的社會主義者們的論述中尋得類似的形廓。對於這些試 圖運用「資本主義」及其周邊概念建立具有「經濟科學」性質的論述，本文稱之為「資本 主義論」。
當然，「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 的。」31但在社會主義東傳的時代裡，理論不成熟的原因還包括傳播、翻譯等因素。馬克 思與恩格斯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完成了他們自己所期待的「經濟科學」，即「政治經濟學批
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740。
28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3 卷，492。
29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 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216、244。黑體字為恩格斯所原有。
30 嚴格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抽象的「資本主義」，而是具體的「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生產關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曾因「研究對象」而發生迄今未止的爭論。
由於本文研究時段的限制，本文不擬參與這個討論，也無從參與這個討論。
31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3 卷，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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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但對二十世紀的東方社會主義者來說，「經濟科學」需要重新建立。只有重新建立能 夠說明本地經濟現象的「經濟科學」，才能支持自己「道義上的憤怒」。
在「經濟科學」重建的過程中，邏輯的推理、現實的觀察、概念之間的關係，乃至方 法的運用，可能很隨意也可能很錯誤。由於時空條件的限制，這些狀況都屬理所當然。實 際上，恰恰是這些今日看來不成熟乃至錯誤的論述，才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以政治經濟 學在歐洲不同時空下所展現出來的不同樣貌來說，恰恰是不同時空的客觀環境的理論反映
（比方威廉配第對於殖民愛爾蘭的經濟主張與愛爾蘭實際經濟狀況之間的關係32）。因此分 析社會主義運動之「資本主義論」，至少應從論述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論證方式（即 如何自圓其說），以及論證所推導出的結論等方面入手。而本文認為，在台灣社會主義運 動形成過程中的基本問題意識如下：
（1） 己方所欲推行的進步社會運動（如無產階級運動）如何可能。
（2） 既存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否仍有進步性。
（3） 如果既存的社會運動不具或失去進步性，其運動參與者是否具有進步性。
並非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流派都涉及以上三個問題意識，也不是涉及上述問題的流派 都擁有他們的資本主義論。但當時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出現資本主義論，正是為了 論證上述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而當時的論證方式，則集中在資本主義階級分化是否發生、
能否發生、如何發生等問題上。
1989 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他們當時 所爭論的問題有部分正是本文研究時段中所同樣出現的問題。原始積累既包括財富的積 累、更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構成。柯志明著重前者（即 其所謂「資源轉移」），金寶瑜則重視後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化」）。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 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 的立場，而突出了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
1989 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他們當時 所爭論的問題有部分正是本文研究時段中所同樣出現的問題。原始積累既包括財富的積 累、更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構成。柯志明著重前者（即 其所謂「資源轉移」），金寶瑜則重視後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化」）。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 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 的立場，而突出了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