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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較:發生在異端共產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中國革命性質論爭

今日黨(又名共產主義同志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胡 南湖先生及鄺摩漢先生乃其中堅人物,其下有五十餘名熱誠的黨員,其中還有八 九名女性黨員。北京天津一帶都屬此黨的勢力範圍。

――許乃昌,〈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1923。432

當時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北京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版了《今日》雜 誌,領袖是國會議員胡鄂公。

――鄭超麟。433

顯然他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沒有完全否定。見: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 灣》,第4 年第 7 號,46~47。

431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收錄於,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

432 秀湖生,〈歐戰後の中國思想界〉,《台灣》,第 4 年第 5 號(1923,東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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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史,長期以來都在「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單一脈絡中 說明。在這種認識裡,中共是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進行組織準備之後,才於1921 年

「一大」正式建黨。近年的研究則突破此傳統觀點。楊奎松、石川禎浩等學者指出,「南 陳北李」並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唯一脈絡;各地所進行的組織準備,也並不僅僅是被矮 化描述的「共產主義小組」而已。當時確實在各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共產黨」,只是陳 獨秀、李大釗的組織得到共產國際的最終承認,才吸納或消滅了那些非正統的異端「共產 黨」。比方,石川禎浩就專門研究了由「黃介民」、「姚作賓」所建立的「大同黨」。

「今日派」就是這類異端共產黨,然而迄今少有研究。他們在1922 年前後,以《今 日》雜誌為中心,建立起被中共稱為「今日派」的團體,領導人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 鄂公(胡南湖,1884~1951),湖北江陵人,辛亥首義功臣。在一九二零年代前期,曾任眾 議院議員、北京政府官員。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胡鄂公及其周邊友人逐漸左傾。4341922 年2 月 15 日,胡鄂公組織發行了馬克思主義宣傳刊物《今日》(月刊)。435這份刊物在中 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有重要意義,是最早將《哥達綱領批判》、《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 起源》等經典文獻翻譯刊行的園地。

據今日派呈交共產國際的報告稱,1922 年 2 月 16 日,「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正式 成立,胡鄂公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據言建立起遍及全國九省十二個地區、共一萬正式 會員的組織。4368 月 15 日,他們在《今日》登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的 啟示,宣告「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成立。437因此,當胡鄂公的「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

與李大釗等「正統」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1921.11.17 公佈發起啟 事438),並列於「反帝大聯盟」的參與團體時,並非名稱恰巧相似或抄錯。439只是目前的

433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196。

434 目前較詳盡的胡鄂公史實考證,為:賀覺非,〈胡鄂公〉,收錄於氏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

(北京:中華書局,1982),470~476;江陵縣志辦公室,〈胡鄂公(1884~1951)〉,收錄於湖北省 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下冊(湖北:北人民出版社,2000),141~143。唯上 述二文仍有考證錯誤之處。早期關於《今日》派的研究,則有皮明麻,〈秘密黨員和「今日派」〉,

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24~425。對於《今 日》雜誌的介紹,則有〈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 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三聯書店,1978),第3 卷,435~440、1118~1121。

435 這是正式向北京政府登記的合法刊物。詳細資訊見:〈北京地區報刊注冊統計表(1912 年 5 月

-1928 年 5 月)〉,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 輯「文化」(江 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351;〈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 卷,1118。

436 〈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報告書〉,《共產主義》月刊第 1 期,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 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1997),3~4。

437 〈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今日》,第 2 卷第 2 號(1922,北京),60~61。就此來 看,有論者(如皮明麻)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即「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說法,恐非正確;

後者可能只是前者的群眾組織。見:皮明麻,〈秘密黨員和「今日派」〉,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社 會主義思潮覓蹤》,424~425。

438 〈啟事〉中並言,這一研究會實際創立於 1920 年 3 月。據石川禎浩研究,這似乎是各種關於「馬 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立於該時間的唯一根據。以上並見:倪興祥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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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松,〈前言〉,收錄於氏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3~4。有些資料則泛泛列之,

將胡鄂公的組織視同於李大釗之團體,歸類為同組織的研究資料。比方郗志群主編,《北京史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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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 期(1922,上海),122~123。

444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196。 務省記錄》,編號A03023733600。

448 胡鄂公:「帝國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反帝國主義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產業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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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胡鄂公確實加入了中共。時間最早可能是 1923 年底。449鄭超麟甚至推測,當時 的共產國際曾有意調解中共與今日派之間的矛盾。450假使共產國際對今日派之重視確為史 實,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除了今日派所自稱的實力外,具有眾議院議員身分的胡鄂公更 是中蘇建交的早期支持者。當時胡鄂公甚至發出中蘇建交與國家制憲同等重要的言論。451 但無論共產國際是否極力撮合中共與今日派,胡鄂公都因長期保持秘密黨員身分而不為人 知。452胡鄂公的後續經歷多與地下工作有關。夏衍(1900~1995)回憶,1927 年,「國民 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自楊度(1874~1931)得到情報,向李大釗等人告知張作霖 即將抄入蘇聯大使館。唯惜功虧一簣,李大釗壯烈犧牲。453三零年代,胡鄂公繼續進行地 下情報工作。抗戰勝利前夕脫黨,上海解放前夕來到台灣,4541951 年逝世於台北。455

第㆔節、結論

范本梁的革命論認為,由於「自然的趨勢」被不自然的少數人之暴力所扭曲,所以必 須透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大革命」去推翻一切不自然之物(請參見本文第三章)。但對 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而言,范本梁所指控的「不自然」(比方國家或資本主

449 關於胡鄂公的黨籍問題,據包惠僧回憶,中共三大(1923.6.12~20)一開幕就討論胡的入黨,爭 論很久,終遭否決。包惠僧並回憶,9 至 10 月間,李大釗曾對他說,胡鄂公「要求入黨是真,反 對賄選是假」,「我們不要上了他的當。」但胡鄂公可能仍然入了黨。同年底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 員會(1923.11.24~25)決議「胡鄂公,在未能證明其確未幫忙賄選以前,依舊停止出席小組會議;

熊得山汪劍儂因與胡有連帶關係,亦應同樣辦理。」此事並被瞿秋白特別寫在其黨史報告之內。如 果胡鄂公此時尚未入黨,大概不可能「停止出席」。以上見: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3),12、362~363;〈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紀要〉,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 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183~184;瞿秋白,〈中國共產 黨歷史概論〉,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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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以彭澤湘(1899~1970)、林可彝(1893~1928)為代表的今日派份子曾先後赴蘇留學。鄭超麟

(1901~1998)憶此二人,推測彭澤湘的赴蘇,可能是共產國際意圖調解國內組織矛盾的結果。鄭 超麟云:「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密使圖謀調解,甚至請「今日派」派代表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

這種幕後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澤湘也許就是「今日派」的代表,與陳獨秀同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 際第四次大會的。我們到時,彭澤湘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後來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產黨,

但在革命中未曾發生什麼作用。」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88、

196~197。可惜彭澤湘在其〈自述〉中,完全未及「調解」之事,故無法查核確切狀況。見:彭澤 湘,〈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5 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5。

451 胡南湖,〈主張承認勞農政府的一個意見〉,《今日》,第 2 卷第 2 號(1922,北京),1。

452 比方蔡和森在 1926 年還認為「投機政客(胡鄂公)等」在建黨初期「借立法運動來欺騙工人」。

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裡,胡鄂公的黨員身分甚至直到大革命失敗後的 1927 年 11 月,才以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的職位列出。入黨故是無疑,唯細節已闕漏太多。見:蔡和森,

〈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34。

453 夏衍,《夏衍選集》,第 4 卷(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403。

454 賀覺非,〈胡鄂公〉,收錄於氏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470~476

455 胡鄂公於 1951 年 10 月 8 日病逝於台北和平東路寓所。見:〈胡鄂公病逝〉,《中央日報》,1951 年10 月 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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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恰恰是以其現實的存在說明了自身具有歷史必然性。也因此,當范本梁只能從順應自 然與否去判斷運動進步與否之時,幾乎非無政府主義的運動都被他抨擊。然而受到馬克思 主義影響而有資本主義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卻必須面對幾個問題,一是自己的進步運動 是否可能,二是既存的社會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甚至,當既存的社會運動沒有或失去進 步性時,還必須面對運動參與者是否仍有進步性的問題。前兩個問題是台灣社會主義者所 共有的基本問題,後一個問題則是共產國際陣營底下的共產主義者才有的問題。

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資本主義論以「勞/資」階級分化為核心。而無產階級能否成 長、資產階級究竟會成長或破產,成為重要的討論問題。階級數量被他們視為階級力量的 體現,因此他們不但論證無產階級可以分化而出,甚至極力論證可以大量分化而出。從用

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資本主義論以「勞/資」階級分化為核心。而無產階級能否成 長、資產階級究竟會成長或破產,成為重要的討論問題。階級數量被他們視為階級力量的 體現,因此他們不但論證無產階級可以分化而出,甚至極力論證可以大量分化而出。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