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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㆒號政治結㈳」 :新台灣聯盟

引 言:路線對立㆗的蔣渭㈬

第㆒節、 帶㈲㈳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㆒號政治結㈳」 :新台灣聯盟

新台灣聯盟是島內最早登記成立的合法政治結社(1922 年),也是持續最久的政治結 社(1930 年解散)。然而新台灣聯盟成立沒多久,就因種種狀況而陷入有名無實的狀態。

故而「新台灣聯盟」歷來鮮為研究對象。

關於新台灣聯盟結社的原因,歷來說法頗多,且大多是當事人的見解。日後分別居於 右、中、左派的葉榮鐘、蔣渭水、連溫卿都曾提出解釋。

葉榮鐘認為,新台灣聯盟是為了解決社會大眾之現實問題,而形成的政治結社。他認 為,由於議會請願運動的政治性無法掩蓋、目標又高;而文化協會又以啟蒙為主,不宜拖 累。因此極有必要形成一個目標較低的政治結社,以消除「對於現實的個[別]問題則格[恪]

於規定無法顧及」的問題。105雖然葉榮鐘並未詳加說明「現實的個[別]問題」究竟是什麼,

但從運動的內在需要立論,必然是議會請願運動及文化協會的實踐有其不足之處,而這一 不足又無法透過更改自身的性質而補強,遂只能另立新性質的組織,以謀發展。

就葉榮鐘在「現實的個[別]問題」所留下的空白而言,連溫卿對於新台灣聯盟成立的 解釋,也許恰恰正是最好的補白。連溫卿認為,當時所面臨的兩個現實問題,一個是文化 協會所遭受的鎮壓,另一個則是「㈳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的形勢。在這兩種內 外煎熬的形勢底下,「若無政治團體之存在,則將陷於不能統一大眾之意見的狀態。」106因 此才組成了新台灣聯盟。

連溫卿所講的第一個現實問題,即文協所遭受的鎮壓,實際是指總督府打擊文協及請 願運動之「八駿事件」(1922 年 9 月)。在這次事件裡,總督府強迫文協八名領導人(特

105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407。本段在蔡培 火、陳逢源、吳三連所加以改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寫。見:蔡培火、陳逢源、林 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355。

106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80。這是連溫卿在一九五○年代才完 成的著作。但觀點與一九二○年代的連溫卿沒有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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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林獻堂)表態脫離請願運動,震動了以文化為名卻又以政治為實的文化協會。

連溫卿所講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則具體地體現於因為蓬萊米改植而激化的佃農爭議。

恰恰是這種情勢,構成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背景:107

在被壓迫地位的台灣,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僅僅在歐戰後數年間而已。……

然自歐戰以後,貧富的懸隔益甚,一般之工人、農民的生活已極了生活線下。若 中南部之農民,在這時候雖沒有具體的運動出現,然而一般形勢,卻是屬於不穩,

而「業佃協調會」之組織已在這時候出現了。這是大正七年――一一年間之概觀,

自是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漸形具體的型態,而為其對象當局的一個「妖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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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十二年在不景況底下的台灣經濟界、因為內地種米的耕作成功,而農民爭議 發生了。這是欲更換從來租谷[穀]的標準為高價的內地種米,究竟都未見衝突,

而即折衷解決,……109

連溫卿所提出的兩大現實問題,並非人人都能有同樣的看法。以蔣渭水來說,他只注 意到第一個現實問題,甚至認為,就是在「八駿事件」的惡劣形勢下,他才「更加一層的 決心去做事」,並由此成立了新台灣聯盟。110對於蔣渭水的見解,連溫卿謂之「蔣渭水之 主觀意見」,111也許他是就蔣渭水突出個人「決心」並孤立看待八駿事件之影響而論的。

此外,雖然兩人都肯定八駿事件的影響,但細緻的看法――特別是對林獻堂的態度――卻 是不同的。蔣渭水始終沒有譴責林獻堂在八駿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然而連溫卿卻直稱林獻 堂等人是同日本人「野合」的「土著資產階級」。112

連溫卿所提出的兩大現實問題,可以歸結為外在環境對於運動所提出的挑戰。對於蔣 渭水而言,外在的挑戰顯然只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鎮壓。然而連溫卿卻更見到台灣島內

「㈳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這是就算八駿事件沒有發生,運動本身也必 須面對的問題。而當運動必須將這些問題作為自己的問題來解決時,運動本身的既有訴 求,是否足以解決它們?

107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 138 號(1927,東京),12。

108 這種筆法,頗有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為開端之《共產黨宣言》的遺 風。

109 在農民爭議之外,連溫卿緊接著便談到工人的罷工鬥爭,「而工人方面,則有印刷工三百二十名 的大罷業,自[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三日互相對峙,卒見成功。」但因此事發生於新 台灣聯盟成立之後,故先略去。

110 蔣渭水認為:「到了十一年,什麼犬羊禍[八駿事件]出現了,任三爺[林獻堂]被困在犬羊城裡。

形勢太壞了,我以為非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不可了。遂組織新台灣聯盟,這是本島政治結社的嚆 矢,且是全島唯一無二的政治結社。後來因為事多人少不能彼此兼顧,致使這個政治結社全沒有活 動的機會,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事啊!總是今日同志已大昌盛了,後來定有活動這個政社的時期。這 發會式的宣言書,以出版法違反,被罰去二十金。」見:蔣渭水.雪谷,〈五個年中的我〉,《台灣 民報》,第67 號(1925,東京),45。

111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112 連溫卿云:「土著資產階級與支配階級之此種野合[八駿事件],終於刺激了民族主義者在台北組 織政治結社。」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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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興的社會主義傾向被視為新台灣聯盟所具有的特色。實際 上,《台灣社會運動史》也把新台灣聯盟視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團體,不過《台灣社會 運動史》是從聯盟無法擴大活動的原因來理解這種傾向。《台灣社會運動史》分析了幾種 原因:首先是請願運動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得到強化。其次是「社會主義傾向」尚 不成熟於當時的台灣。其三是「姐妹團體」社會問題研究會遭受打擊。113雖然《台灣社會 運動史》並未明言新台灣聯盟為什麼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從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 兩種路線的對立來把握新台灣聯盟之衰亡,卻是銳利之切入點。

還有一則傳聞可以佐證聯盟的社會主義傾向。連溫卿曾云:114

台灣諸運動的中心,[據]說是間接的[地]由中國方面渡來,新台灣聯盟成立當時,

有說是廣東「新青年」的影響。因為這樣緣故,和在中國人們書信的往復,一一 皆要抄錄發信受信的氏名住所去報告,……

所謂的「廣東新青年」,應該就是已將編輯部遷往廣州、並在中共直接影響之下的《新青 年》雜誌。115雖然《新青年》對新台灣聯盟乃至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容易估計。但至 少說明了新台灣聯盟之社會主義傾向的可能來源。當時有一位叫做黃逢霖(亞光,

1901~1993)的學生,從台北寫信給曾為《新青年》同人的胡適(適之,1891~1962)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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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 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1923 年]十月我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 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 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 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 力!奮鬥!

黃逢霖是在台的大陸留學生。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陸續在中共以及中華蘇維埃 擔任不少重要職務。從他的信件來看,《新青年》在台灣並非難以取得。而他所讀到的「手 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之《新青年》,則是在瞿秋白(1899~1935)

113 「依照規約,新台灣聯盟的目的,在於『基於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的原理,研究在 台灣所反映的事實,必要時隨時發表演講為目的。』於是,屢次集合會員,研議有關政治問題。」

「在當時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陣營,新台灣聯盟上述的結成原委,雖是相當進步的特異存在,但因 時值一般人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待升高,輿論的動向也多支持,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傾向 在本島當時的狀況下顯然尚未成熟,而可算是姐妹團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又惹出了違反出版規則事 件,乃陷於自然消滅的狀態,當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計畫形成,終於陷入有名無實的存在。」

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 出版社,1989),9。

114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九十七回。〈蠹 魚的旅行日記〉的史料解題詳見本文最後一章:〈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 年連溫卿的 赴日之行〉。

115 關於《新青年》的詳細介紹,可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 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8),28~29。

116 〈黃逢霖致胡適(1923.11.17)〉,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 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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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下改組為季刊形式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3.6.15 發行第 1 期「共產國際號」)。其 實,當《新青年》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的時候,胡 適就已對《新青年》路線頗表不快。117此時直接在封面繪上「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

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 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

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 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