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而不顯：「魏晉風度」與魯迅的「傷逝」書寫

「魏晉風度」作為魯迅關於六朝的演講中的關鍵詞，上文已然提及魯迅對於 魏晉文章的偏愛建基於「個人」--「文學」--「時代」的相互關係上，如果說魯 迅欣賞嵇康「師心使氣」對於六朝文氣的闡發，突顯的是「個人」對於「文學」

與「時代」的能動關係，那麼魏晉風度中「隱而不顯」的另一面，則更突顯了「時 代」之於個體生命與文學之間更為隱微的矛盾狀態。承接上文的討論，本節的提 問因此可以歸納為：魯迅如何與為何重新引介、詮釋與呼應「魏晉風度」？他文 章與演講中的「魏晉風度」除了表現為「師心使氣」的反抗姿態之外，如何在更

71 劉正忠：〈「散」與「文」的辯證：「說話」與現代中國的散文美學〉，《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1 期，頁102-142。

72 汪衛東教授提出「文學主義」的概念，認為「文學」正與救亡、啟蒙、革命等語彙一樣，必 須作為把握二十世紀中國的關鍵詞，因為文學革命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有聲勢最為見效的一 翼，並且在後來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中，文學或主動或被動地介入政治而參與整個二十世紀的 現代性建構。尤其是「魯迅文學」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傳統」和「範式」，反映著文學、革命 與政治之間的複雜交錯的狀況。汪衛東：《魯迅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2015），頁 194-195。

深的精神結構中呼應其內心的種種矛盾、複雜而隱晦的情感？換言之，究竟基於 何種深層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⁷³的異同，令魯迅得以與遙遠時空的 魏晉名士同情共感，發出相似的感喟？而魯迅對「魏晉風度」的矛盾情懷，能夠 如何豐富和深化對魯迅「心聲」的理解？

一 「隱而不顯」的魏晉風度

承接上文對於聲音的討論，耐人尋味的是，1927 年發表「無聲的中國」的 魯迅，同時經歷著文學上的「沉默」時期，同一年他在《野草．題辭》⁷⁴中寫道：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⁷⁵既強調發聲 與吶喊，魯迅自己為何卻屢屢選擇沉默？尤其面對革命後的1920 年代，強調直 白、血氣之聲的魯迅，其作品中的語言，卻處處充滿了種種隱微的迂曲、婉轉與 難以明言的隱晦，摻雜著古典詩文的語彙，並遊走在各種文體的邊緣。除了提倡 發出「血氣的聲音」，魯迅之遙溯「魏晉風度」或許還包含有一層「難於發聲」

的蒼涼與無奈。

過去學者多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演講放在魏晉文學史 研究的中勘探其學術價值。誠然，與魯迅同年所作的其他幾場演講相比，這場關 於魏晉文學的演講的政治色彩的確相對淡薄，然而魯迅在此時突然開講魏晉文章，

則亦有深意寓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演講中所論的幾人，夏侯玄（209-254）、

何晏（195-249）、孔融，以及嵇康均因為不容於統治者而見殺於世，在清峻、通 脫、華麗、壯大的文學風格背後，殘酷的政治現實所帶來的死亡陰影始終揮之不 去。

因此在魯迅的演講中，魏晉文章表面看起來通脫瀟灑，實際上隱藏著巨大的 悲痛、無奈與創傷。正如李澤厚從魯迅的演講中對於「魏晉風度」的引申：

73 「情感結構」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出的理論，指的是「客觀結構」與

「主觀感受」之間的張力，體現的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一種「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產生 的特殊的現存結果」。並且威廉斯強調「情感結構」必須視為一種不斷變化、發展的有機體，處 於「溶解狀態的社會經驗」，是一種在特殊時空中的特殊的思考與生活方式。參見雷蒙德．威廉 斯著，王爾勃、周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洛陽：河南大學出版 社，2008）。頁 136-151。

74 《野草》實際寫於 1925 年，1927 年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75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卷 2，頁 163。

這些門閥貴族們經常生活在這種既富貴安樂而又滿懷憂禍的境地中，處在 身不由己的政治爭奪之中。「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心知憂 矣，永嘯長吟」（嵇康），是他們作品中經常流露的情緒。正是由於殘酷的 政治清洗和身價毀滅，使他們的人生慨歎夾雜無邊的憂懼和深重的哀傷，

從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們的「憂生之嗟」由於這種現實政治內容而更為 嚴肅。從而，無論是順應環境，保全性命，或是尋求山水，安息精神，其 中由於總藏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複雜 的狀態中。外表儘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 著人生，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⁷⁶

在李澤厚看來，阮籍正是這類文人的典型，恰如魯迅所說「阮籍作文章和詩 歌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⁷⁷。「魏晉 風度」的意義實際上不僅體現為「師心使氣」的嵇康，也同樣體現為「隱而不顯」

的阮籍，二者之間的矛盾與張力突顯了「魏晉風度」在亂世中更為深刻的層面。

換言之，魏晉時代「文的自覺」與「人的自覺」，來自於「死生愴痛所帶給人自 我生命的覺醒與自覺」⁷⁸。因此，要定義魯迅在1920 年代後期的所提舉的「魏 晉風度」，或許也必須將其時代背景一併納入。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將魯迅的這 篇演講放在1927 年時代脈絡中，他或隱或顯地諷刺了不久前（同年 4 月）國民 黨的「清黨」政變，在這場政變中，國民黨闖入中山大學逮捕和處決共產黨員，

其中不少是魯迅的學生⁷⁹。魯迅對於魏晉嚴酷政治下文人的處境的敘述，就現實 層面上，呼應著當下人人自危的處境。

魏晉文章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關係，可以在魯迅另一篇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

中得到證實：

76 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 2001）頁 169。

77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卷 3，頁 533。

78 蔡英俊：〈情景交融理論探源〉，《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頁36。

蔡教授並且認為「不論這種豁醒與覺悟在歷史上演變成怎樣一種虛無頹廢、甚至無所成的低調，

這種生命意識的轉變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項重大的突破」。

79 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寫道：「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 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鲁 迅全集》卷1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 79。

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 中沈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沈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要寫 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 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⁸⁰

魯迅這篇文章寫於1933 年柔石（1902-1931）、白莽（1909-1931）等五位左 翼青年遇害的三年之後。文章中回憶與兩人生前的交往，以及死後所感到的憤怒 與悲哀，然而這種憤怒與悲哀卻是壓抑的，若隱若現的。柔石等人的遭遇，以及

「要寫下去」卻「沒有寫處」的現實處境，令鲁迅想起向秀（227-272）所作的

〈思舊賦〉。向秀的〈思舊賦〉寫於嵇康、呂安（？-262）見法之後，因途經舊 日朋友的住所有感而發。現實與歷史的對應，使得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與 他所提到的〈思舊賦〉產生了一種互文（intertextual）關係。

向秀如是寫道：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瞻 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踐二子之遺蹟兮，歷窮巷之空廬。 嘆黍 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 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 悼嵇生之 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 託運遇於領會兮，寄余命於寸陰。 聽鳴笛之慷 慨兮，妙聲絕而復尋。 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⁸¹

不同於嵇康的從「心」到「志」再到「言」的一以貫之，向秀這裡的「心」

卻是「徘徊以躊躇」充滿了隱忍難發的感傷。他並不直抒內心對嵇康、呂安之死 的悲憤，而藉由敘述時空的今昔對比抒發傷逝的感懷，而當他終於從景色過渡到 人物身上時，卻又戛然而止，正如魯迅所言的「剛開頭卻又煞了尾」，使得種種 深切的哀傷與痛苦流蕩在字句之外，向秀的「寫心」因而是迂迴婉轉，隱而不顯 的。《世說新語》中的一段記載，頗能說明向秀此時的心境：

80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魯迅全集》卷 3，頁 493-505。

81 梁．向子期：〈思舊賦〉，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卷十六，頁719。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

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⁸²

這段故事與《晉書》的記載略有出入，但大意相同。向秀與嵇康曾「鍛於洛 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人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嵇康被殺之後，向 秀遂「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昭）」⁸³，隱於箕山的巢父、許由 對堯相讓天下不屑一顧，他們曾經是向秀與嵇康等人希慕的對象，而向秀卻在此 時司馬昭（211-265）的逼問中給出「不足多慕」的答案。而後向秀以「適性」

來解釋《莊子》「逍遙」之意⁸⁴，或許也與這一事件不無關聯。如駱玉明教授所 言，向秀的「適性」，「既表達了在侷促的政治壓力下心靈的無奈，同時仍然企圖 保留幾分對自由的渴望，想像再小的生存空間，也有可能構成獨得的玄境」⁸⁵。

魯迅在柔石、白莽被害之後，寫下這篇〈為了忘卻的紀念〉與〈思舊賦〉， 儘管在語言、文體與篇幅上有極大的差異，但盤桓其中的迂迴與隱忍，徘徊於無 奈與自由之間的心境，以及「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政治壓力，卻相似彷彿。

魯迅在柔石、白莽被害之後，寫下這篇〈為了忘卻的紀念〉與〈思舊賦〉， 儘管在語言、文體與篇幅上有極大的差異，但盤桓其中的迂迴與隱忍，徘徊於無 奈與自由之間的心境，以及「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政治壓力，卻相似彷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