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聲音」與「意義」:戴震的聲音之學

第二章 「聲音」的兩重意義:「六朝」在晚清的重新發現

第二節 「聲音」與「意義」:戴震的聲音之學

降及清代中葉,「文」與「文統」所指涉的範圍開始出現鬆動,這一變化的 起因首先是乾嘉時期漸呈興盛之勢的漢學,對於佔據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宋學所 產生的衝擊。16概括而言,此時與宋學相對的漢學,主張發揚漢代樸實考據的學 風,而普遍不滿於宋學偏重玄想,空談道德,缺乏考證,流於空疏的風氣。因此,

他們轉而重名物訓詁,通過考據,音訓,文字、名物、制度對經典進行註疏解釋,

以近乎實證的方法從經書中求道。

同樣在清代中葉興起的桐城文派,則以「宋學」為宗,宣稱「學行繼程朱之 後,文章在韓歐之間」17,一併繼承程朱理學的道統,與唐宋古文的文統。此一 文派自然引起了漢學家們的不滿,然而漢學家們雖然對宋學有所批判,其取徑亦 不盡相同。考慮到程朱理學在當時還是官方意識形態,早期漢學家對於程朱理學 的批判態度比較隱晦,但對於古文的批評則不遺餘力。如戴震曾例舉司馬遷、班 固、韓愈、柳宗元(773-819)以說明:「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 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8即認為工於文章,

並非求道的正途,求道需從「義理」與「制數」中來。

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則總結其學術思想,而云:「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 得者。」19孫星衍(1753-1818)提出:「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據。」20焦偱(1763-1820)

則將「考據學」與「經學」打通,認為「證之以實而運之以虛」21才是學經之道,

16 周予同先生曾對清代學術思想的區分,作過簡明扼要的描述:「簡明些說,就是今文學以孔子 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 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

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 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參見周予同:《經學歷史.序言》,(北京:

中華書局,1959),頁 3。

17 清.王兆符:〈方望溪文集序〉,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頁 2。

18 清.戴震:〈與方希元書〉,《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43。

19 清.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震文集》,頁 1。

20 清.孫星衍:〈答袁簡齋前輩書〉,《問字堂集.岱南閣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90-92。

21 清.焦偱:〈與王引之書〉,賴貴三編《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淸儒致高郵二王論學書》,(臺北:

里仁書局,1999),頁 201。轉引自張曉芬:《天理與人欲之爭: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

(臺北:秀威資訊,2010),頁 489。

並且在文學上推舉漢代文章「非不考究於訓詁名物之際」,將解經之文視為文章 典範,尤其主張「文莫重於注經」22。漢學家既強調「經」的至尊地位,主張「文」

從「經」而來,因此很大一部份漢學家將註疏解經視為的文章寫作的標準,推尊

「說經之文」為古文中最尊貴的文類,提倡「質言」23

不過,歷來研究者多只注意漢學興起與清代駢散之爭的關係,而較少深入注 意到漢學家所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方法論,實際上提供了另一種從「語言」出 發理解文學與知識的角度24。以訓詁考證作為認識方法的這些漢學家,使得「語 言文字」本身既是研究的對象25,也是進入文學以及一切學科領域的必經之路,

因為文字和聲音是抵達「經」進而通向「道」的唯一路徑。因此戴震如是說:

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26

又云: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

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 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27

戴震之學對於晚清揚州學派的影響相當深遠,使得本文不得不在他身上多加 著墨。戴震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並且在古音韻方面著力 尤深28。其特殊貢獻之一,在於他明確地建立起「聲音」與「意義」之間的關係,

22 清.焦偱:〈與王欽萊論文書〉,《雕菰集》,頁 23

23 關於清代揚州學派的傳承關係與各家觀點,參考李貴生教授:《傳統的終結︰清代揚州學派文 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4 從語言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認識清代樸學的影響,來自於鄭毓瑜教授的啟發,參見鄭毓瑜:〈晚 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與「文法/句讀」的拉鋸〉,《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37-182。

25 「文本考據可以僅僅依據其真實性、精確性或者表述上的價值來分析一個文本,而不管它有 多麼神聖。它將語言去神聖化,或者用更為新近的詞彙,它『解構』了語言,使得經典傳統中的 不朽文本降格而為其實際的詞彙、文法或者其文字的讀音。」本傑明.艾爾曼著,復旦大學文史 研究院譯:《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92-94。

26 清.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46。

27 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錄於《戴震文集》,頁 217。

28 事實上,戴震一生的學術思想在漢學與宋學之間依違擺盪,經歷了幾番變化余英時先生指出

從而使得「聲音」在清代經學中佔據核心地位。王力(1900-1986)指出,清代 以前,古人治小學往往「重形不重音」29,許慎(58-147)的《說文解字》云:「倉 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30即是認為

「文」以「形」為來源,聲音只是形聲相益以產生「字」的因素之一,因此「形」

具有「聲」所不可比擬的重要性。

「字形」在中國古代的優先地位與「象」的概念密不可分,《周易.繫辭上》

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者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31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憂慮之下,唯有回到語言產生之前(亦一切有限 性與歧義產生之前)的時刻,唯有在原初而神秘的「象」中,方能獲得感通天地 的聖人之意,換言之,「言」是有盡(有限)的,但「象」卻可以無限展開,它 出現在詞與物相互纏繞尚未分離的時刻,因而凝固和呈現著言語所無法傳達的聖 人之意。32許慎在《說文解字》序文中云: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 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 題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33

建立起「象è八卦è書契(文字)」的產生關係,如此一來使得由具有形象的「文 字」遠遠比憑藉聲音的語言要更接近聖人之意,這即造成了古代中國「小學研究 中形成了以文字統帥語言的局面」34

明清之際,顧炎武(1613-1682)開始認識到「古音」對於理解經書的重要

雖然戴震晚年重新標舉「義理」,確立「義理即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的價值系統,看似與漢 學立場相齟齬,但在方法論的層面上,他比早年更尊重考證,其所重視的「義理」指的亦是他自 己由考覈而得到的六經、孔孟之義理。詳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135-136。

29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

30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 1306。

31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卷七,頁 10。

32 關於字形與「象」的關係,參考王東傑:〈文字起於聲音:近代中國字拼音化思想對一個傳統 訓詁理論的繼承式顛覆〉《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4-27。

33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同前引,頁 1306。

34 裘錫圭、沈培:〈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收錄於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91-92。

性,他在閱讀經書的過程中發現:「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問之存於 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35顧炎武 感慨於聲音的變化造成古書流傳過程中以今世之音改經的弊病,且尤其不滿「近 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意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36而造成「古人之 音亡而文亦亡」37的弊病。他強調「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指出古書 之中看似出韻的地方,其實只是古音失落所造成的誤解(「遷流之失」),而後人 憑藉今音臆測改經,進一步造成意義的失落。換言之,顧炎武發現文字(形)的 不穩定性,它將會受到聲音的改變而改變,而唯有回到語言最初的起點,撿拾起 遺失在時間中的和諧音聲,方能回復古書的原貌38

戴震承繼了顧炎武從聲音訓詁入手的思路,且比顧炎武走得更遠,他看出了

「字形」在一次次改朝換代與統一文字的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流變,「自有書 契以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浸失本真」,正是「書契」(文字)

的出現與變化阻絕了通向聖人所立之「象」的道路,然而在歷史變遷當中,唯有

「聲音」與「意義」的關係是可以確定的。

戴震將關注的焦點上推到形、音、義纏繞在一起的起點,他認為「字」定其 本義之後(象形、指事)之後,對於聲音與意義的產生就不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意義的生產來自於聲音與意義的引申變化,因此追溯聲音的來源與變化便可知意 義的來源與變化39,「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40。他提出「諧聲 依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依聲托事,不更製字」41,「字形」顯然是被動的一 方,而「聲音」卻與「意義」緊密纏繞在一起,因此戴震選擇從「聲音」中重新 尋回通向聖人的道路。戴震曾經總結聲音發出的生理特性作《轉語》二十章,其 在序文中指出:

35 明.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69。

35 明.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