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文學的「失語」與「發聲」
第一節 文學的「失語」與「發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啟蒙與救亡所主導的語境中，「文學」在現代中 國的處境顯得頗為尷尬：一方面作為革命的武器，文學必須擔負啟蒙大眾、「啓 瀹齊民」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理性科學所主導的現代語境中，文學研究又為史 學與考據學所凌駕。1924 年，吳文淇（1901-1991）因此曾有如是反省：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事業，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已告成功了。其實誤會的繃帶 仍舊很牢固地很普遍地縛在大多數人們的眼上；他們對於白話文始終沒有 明確的認識：不視之為統一國語的器械，便視之為曉諭民眾的工具。1
在吳文淇看來，新文學推動白話寫作的成果不過只是其所反對的「文以載道」
的另一種複製品，「讀一件作品，不欣賞其藝術上的美，而但斤斤地計較其思想 之得失，這和舊文人之討論《詩經》的微言大義有什麼兩樣？」2換言之，伴隨 著二十世紀初文學革命而來的，很可能是文學本身的美感價值被工具化、理性化 的主流思潮所壓抑和限制。
羅志田教授形容這一境況為「文學的失語（vioceless）」，他舉胡適（1891-1962）
《紅樓夢》的考據學研究為例，認為胡適的「新紅學」及其所反對的「索引派」
實際上都偏向「考據化」，這種考證方法「促成了文學研究的史學化，並長期佔 據大學講堂，最終強化了『文學』本身在文學研究中的失語」3。而文學研究為 歷史與考據所凌駕的特徵（以及後來興起的「思想史」的研究），都可視為清儒 的考據風尚，挾著「科學」的名義，改頭換面而來的現代變體。因此「文學革命」
1 吳文淇：〈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中國文學研究》，（1927 年 6 月），頁 12。轉 引自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87。
2 同上註。
3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 文化與學術》，頁287。
與「整理國故」中的種種論述，導致「文學」本身的「美術」性被拋擲在文學研 究與批評之外4，並且這種研究方法迄今依然佔據學院中文學研究的主流。
羅教授敏銳指出了二十世紀以來文學研究的病癥。誠然，強調「言文合一」
以及「文學大眾化」以抗衡傳統「文以載道」的後果，很可能是置換了另一種的
「聲音之道」，而未嘗真正突破傳統「詩教觀」的思維模式；而過分偏重考據的 研究方法，又使得文學本身特殊的審美性被湮沒在「拿證據來」的史料考索之中。
然而，筆者想提出的兩個問題是：其一、討論「文學」的失語，勢必要首先要澄 清「文學」的本質，而事實上不論中國還是西方的歷史脈絡中「文學」都有著更 為豐富的層次的定義，且呈現出流動的樣貌，因此「文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的 重整與再現，也應該納入更為多元動態的討論；其二、羅教授著眼於「史學」與
「文學」的對立面看待20 世紀初文學的處境，既有洞見，卻也未免陷入五四以 來二元論式的思維批判，而忽略了二十世紀初「文學」發展與論述的其他潛在可 能。
同樣關注文學與史學之間的關係，陳平原教授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則 從另一角度詳細梳理北京大學的學科建制，論述「文學」在現代中國如何轉變為 一種「知識生產」，並且尤為強調「文學史」的想像與建構如何介入當代文學潮 流發展的方向。他也指出二十世紀初北京大學國文學門設「文學史」與「文學」
兩科，前者講歷史演變，後者重藝術分析，而隨著文學史課程的一家獨大，文學 教育逐漸出現很大的偏差5。然而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他論述民國初年桐城派與 選學派之間的論爭與權力爭奪中，六朝文選派的大獲全勝進而使得此後數十年的
「中國文學史學」的基本上延續著劉師培、黃侃所開創的思路。關於這一場爭論，
除了時局、人事的原因外，陳教授提出兩點原因：
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與其時剛傳入的西方文學觀念比較容易匯通；一是樸 學家的思路與作為大學課程兼著述體例的『文學史』比較容易契合。6
這裡的「西方文學觀念」，所指即是其時西方浪漫主義的傳入所帶來的「純
4 清．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靜庵文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 65-84。
5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新華 書店出版社，2011），頁 1-24。
6 同上註，頁 22。
文學」觀，強調文學擺脫實用價值，而主張「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也即是羅志田教授所強調的文學本身獨立的「美術」性。在羅教授看來樸學在民 國初年的遺緒，是導致文學的「失語」的始作俑者，但在這裡，可以注意到，樸 學除了推助文學史學的學科化之外，其與「六朝文學」的關係則恰恰相反地突顯 了文學本身的審美趣味。換言之，清代考據學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或許並非單 一面向的「史學」凌駕「文學」，也可能帶來了文學的「發聲」。
而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陳教授指出，儘管大獲全勝的六朝文選派很快遭到 了迅速崛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打壓，但實際上「六朝文學」卻藉由章太炎
（1869-1936）、劉師培（1884-1919）的重新詮釋，以及周氏兄弟的創造性轉化，
而成為現代中國最值得重視的傳統文學資源7。而關於「六朝文章」在現代的繼 承、轉化，陳平原教授著眼於現代「散文」的發展脈絡中闡發，並且尤其強調章 太炎、劉師培——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兩代學人的師承關 係。的確，對於現代文學的建立而言，章太炎、劉師培與周氏兄弟承前啟後的作 用相當關鍵，然而「六朝」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所轉借的文學資源，卻似乎仍有 待釐清。筆者認為，六朝文章對於現代文學的影響，事實上不僅體現在「散文」
這一文類，而更涉及對「文學」本質的體認。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晚清所興起關於「聲音」的種種討論，重新分辨古典與 現代文學之間的傳承與轉折。以「聲音」與「六朝」為關鍵詞，本文的問題是：
伴隨著漢學在清代的興起，清儒對於「聲韻」的提倡與對「六朝」文學的重新發 現，如何影響了現代文學的發展？借助於清儒以降對於聲音、語言的闡發，「文 學」與「聲音」、「言」與「文」的關係在現代中國是否還有不同的解讀的可能與 發展的脈絡？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重新定位「文學」在晚清民初的姿態與位置——
換言之，文學有沒有可能不是被動的「失語」而是主動的「發聲」；而傳統（文 言）與現代（白話）之間也非表面所見的對立、清除與取代，而暗含著澄清、轉 化、再生的脈絡？
7 同上註，頁 14-23。關於六朝文章與現代散文之關係的詳細論述參見氏著：〈現代中國的「魏晉 風度」與「六朝散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75-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