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心

1908 年章太炎避難日本，在東京舉辦國學講習會，其時在座聆聽的學生當 中包括朱希祖、錢玄同、許壽裳（1883-1948），周作人以及魯迅。許壽裳回憶當 時的情形說，魯迅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太炎問及文學如何定義，魯迅回 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章太炎不甚滿 意，認為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比如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 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與許氏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 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

〈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²這段對話的真 實性雖已不可考，但在「文學」的定義上，魯迅確實不滿意章太炎將一切可讀與 不可讀者悉數納入文學的分法。在魯迅看來，「文學」與「學說」之間存在區別，

前者指向情感，後者則指向思辨。「文學」特殊的性質和作用即在於「增人感」，

這可以與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所提出的「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

2 許壽裳著、馬會芹編: 《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頁16。

為之興感怡悅」相互印證。

1926 年，魯迅在廈門大學擔任中國文學史課程，為了教課的需要，魯迅編 訂了一套講義，題為《中國文學史略》，次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講課時，也曾使 用這套講義，並改題為「古代漢文學史綱要」。不過這部文學史綱，最終只寫到 漢代而未能完稿。在這部著作中，魯迅開篇即從「自文字至文章」談起：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

浸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樸淳，心志鬱於內，則 任情而歌呼，天地變於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時越儕輩，為眾所 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或逮後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

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然而言者，猶風波也，

激蕩既已，余蹤杳然，獨恃口耳之傳，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後。詩人感物，

發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倘將記言行，存事功，則專憑言語，大 懼遺忘，故古者嘗結繩而治，而後之聖人易之以書契。³

魯迅從聲音、文字談論文章起源，尤可見清代樸學學者治學的特點。而從這 段文字來看，魯迅認為「文章」（文學）源於上古初民以「姿態聲音」表情達意

──聲音的繁變，造就了言辭，而言辭組合成諧美的形式，便產生了最初的「歌 詠」。他進而分辨了兩種人：「詩人」與「巫史」。前者發聲的關鍵在於將積蓄於 內的「心志」發諸於外而「任情歌呼」，這些聲音經由口耳相傳，流傳後世；後 者的發聲則源於巫史記事，其以歌舞讚頌的形式，上告於天，並「練句諧音」， 以便記誦流傳。因此魯迅指出，文章之古道乃是「協其音，偶其詞，使讀者易於 上口」，而「初始之文，殆本與語言稍異，當有藻韻，以便傳誦」。

魯迅從源頭界分出了兩種「文學」：一是「詩人」之文，即從個人心志中所 迸發的聲音，「詩人感物，發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二是「巫史」之文，

其職責在於「傳事」，然而「厥初亦憑口耳，慮有愆誤，則練句諧音，以便記誦」。 綜合二者而言，「文章之事，當具辭意，且有華飾，如文繡矣」⁴，因此，就文學

3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卷 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353。本文所 引《魯迅全集》除《苦悶的象徵》之外均為此版本。

4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卷 9，頁 356。

的發源而論，魯迅其實更認同劉師培一派的說法，即認為文章來源於言語聲音，

因而強調「偶語韻文」、「練句諧音」對於「文學性」之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稱 許「清阮元作〈文言說〉，其子福又作〈文筆對〉，復昭古誼」。

魯迅同時指出宋元以降，不僅文筆之分的意義被遺忘，散體之文也一併被納 入「文」當中，尤其「文以載道」觀念的影響，使得「提挈經訓，誅鋤美辭，講 章告示，高張文苑」，其態度明顯不以為然。不過，魯迅是否因此偏袒選學一派，

則亦未必。事實上，魯迅對於「選學」表達過不少冷嘲熱諷，比如1937 年他在 論及《文選》時，就說「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的被 摘進歷代的文章裡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卻又很有 復辟的趨勢了」⁵，這似乎與他在 〈漢文學史綱要〉中讚美崚嶒嵯峨、汪洋澎湃 等字兼具「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觀點相矛盾。然而魯迅對 於「選學」的矛盾態度，不僅因為其前後期思想的轉變，同時也正反映了魯迅文 學觀念的複雜性。

仔細分梳其文學史敘述，魯迅在這裡特別強調中國文學的「雙重」傳統：一 為其感物言志的「詩人傳統」，二為其傳播文明的「巫史傳統」。而事實上，魯迅 對於文學的批判，便產生於此二者與時代之間的相互激蕩。

就感物言志的「詩人傳統」而言，魯迅從原初的「姿態聲音」出發建立漢晉 文學演進系譜，雖然沒有明確支持阮元、劉師培之說，然而隨後的論述中，卻不 斷提醒讀者以「文采」、「藻韻」作為參考標準，並且時常表現出對於「教訓」、「載 道」之文學標準的否定態度，與選學一派的說法非常接近。比如，他於「顯學」

三家（儒、道、墨）中，獨採「老莊」進行評述，原因即是「儒者崇實，墨家尚 質，故《論語》《墨子》，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文辭之美富者，

實惟道家……其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⁶。而魯迅 對於屈原的推崇也在於「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

不遵矩度」⁷，並且指其「履韻偶句之法」，頗為後代詞人效法⁸。不過，魯迅雖 以「文采」作為文學的基本原則勾勒文學史脈絡，但在他看來，驅動「文采」的

「詩人之心」，才是文學之於此一時代最重要的資源和意義。

5 魯迅：〈選本〉，《魏晉風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15。

6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卷 9，頁 375。

7 同上註，頁 382。

8 同上註，頁 384。

二 「惡聲」、「心聲」與《文心雕龍》

1907 年前後正是魯迅棄醫從文的初期，上一章末尾曾經提及，他在劉師培 經手主編的《河南》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論，其中〈摩羅詩力說〉具有特殊的 意義，不僅因為它顯示了魯迅之所以取徑「文藝」救國的原因，更因為這篇文論 在魯迅的文學思想中具有原點性的意義。正是在這篇文論中，魯迅提出了「心聲」

的概念：

蓋人文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

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 緘口同絕；且益曼衍，視其種人。⁹

魯迅將「心聲」視為一切人文中之最有力者；「心聲」來自於「詩人之心」， 其以「神思」感通天地，發為「心聲」，也就是最初的「詩歌」。在魯迅看來，詩 歌的能量（詩力）表現為「攖人心」。而詩歌之所以能攖人心，是因為人之精神 寓於「心」，因此「詩歌」的力量便在於通過「聲音」以撼動和振拔世人之精神。

換言之，在魯迅看來，「聲音」在文學中最重要的意義已不再體現為其循溯語義 的功能，而在於「聲」與「心」之間相互發動的關係——一方面「聲」是「心」

最真實最直接的體現，另一方面「聲」具有「攖人心」的震拔之力。

考證「心聲」所蘊含的內在理路，可以結合1908 年魯迅的另一篇文章〈破 惡聲論〉並讀。其中，魯迅寫道：

本根剝喪，神氣旁皇，華國將自槁於子孫之攻伐，而舉天下無違言，寂漠 為政，天地閉矣。狂蠱中於人心，妄行者日昌熾，進毒操刀，若惟恐宗邦 之不蚤崩裂，而舉天下無違言，寂漠為政，天地閉矣。……蓋惟聲發自心，

朕歸於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若其靡然合趣，

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僅從人而發若機栝；林籟也，鳥聲也，惡濁扰 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蓋視寂漠且愈甚矣。¹⁰

9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墳》卷 1，頁 65。

10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 8，

魯迅此文以復沓的節奏反覆指陳中國社會面臨的「寂漠」之境，「寂漠」一 語典出《離騷．遠遊》「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¹¹，意為蕭條而寂寥。

而這寂漠無聲的意象很容易令人聯想起魯迅二十年後來那篇著名的演講「無聲的 中國」。顯然，無論是「寂漠」還是「無聲」都並不真正指向聲音的消弭，而是 指發自內在靈魂的「心聲」的匱乏，所以四處充斥著惡濁擾攘的「惡聲」。這種

「惡聲」首先是沒有靈魂（本根）的，因為其鳴「不揆諸心」；其次在魯迅的復 沓結構中，「舉天下無違言」顯示了「惡聲」缺乏反抗的特質。而「破惡聲」的 方法即在於重鑄「心聲」──「聲發自心，朕歸於我」。正如魯迅在後來的演講 中所倡言「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

『真心的話』發表出來」¹²。

不少學者都注意到〈摩羅詩力說〉與〈破惡聲論〉這兩篇魯迅早期的文論中，

「心聲」與「新聲」的關係，這個「新」既是地理上的異域之「新」，亦是時間 上對照於古的「新」。魯迅認為，古民雖曾發出「心聲」，但已「呼吸不通於今」， 尤其中國之傳統「要在不攖人心」，所以「反不如新起之邦，縱文化未昌，而大 有望於方來之足致敬也」。因此在〈摩羅詩力說〉中，作為魯迅所尋找的「新聲」

之一，「摩羅詩人」的出現意味深長。按照魯迅的說法，「摩羅」來自印度語中的

「天魔」，也即是歐洲文化中的「撒旦」，「摩羅詩派」指的是以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78-1824）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派。在魯迅這裡，「摩羅」則被 引申為「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他

「天魔」，也即是歐洲文化中的「撒旦」，「摩羅詩派」指的是以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78-1824）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派。在魯迅這裡，「摩羅」則被 引申為「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