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言文合一」：《文心雕龍》的現代闡釋與韻文學的活化
第六節 餘論：六朝駢文與美術之文
更可能是，六朝文學參與了新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建構與重組。這一方面固然是 由於章、劉的提倡與發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六朝文學本身提供了豐富的詮釋資 源。
關於這一點，錢玄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錢玄同之讚成「文學革命」的立場 似乎與其師章太炎相去甚遠，然而正如王風所指出，錢玄同論證文學革命的理論 基礎卻大多來自章太炎的文論，比如他認為作文不應用典，特別是應用文要徹底 禁絕用典，又提及「表像語」的問題，都是章氏《文學說例》中所使用的理論；
而錢氏認為文章應不避駢散，悉由自然，也是其師的主張；至於「廢除格律」，章 太炎也偏愛古體而不喜近體；而對「載道」古文的批判，更是章太炎一貫的態度——
章太炎與胡適之間的相似，恰好通過錢玄同的「反叛」而突顯出來。因此章、胡 二人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章太炎找到了『魏晉詩文』，胡適找到了宋元以來 的話本語錄」162。
事實上，不避駢散、悉由自然、不遵格律、反對載道，正是章太炎、劉師培 與黃侃等人共同的結論。因此，儘管看似不可調和的舊學與新學、文言與白話之 間，其實分享著相似的論述基礎，而這也使得「魏晉詩文」在白話文理論建立與 文學實踐的過程中，成為可供利用的古典資源。
第六節 餘論：六朝駢文與美術之文
六朝的文章趣味與民國初年流行的浪漫主義西方文論之間的會通關係，已非 學界新論163，然而在本文的脈絡中，這一觀念的嫁接與變遷仍然有其特殊的重要 意義。1907 年劉師培對於「文」的論述發生了一次富有意義的轉折，是年，章、
162 王風：〈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夏曉虹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 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53。
163 陳平原在分析二十世紀初發生於北京大學的駢散之爭時，曾指出：「對於劉（師培）、黃（侃）
與林（紓）、姚（永樸），在北大的同類講義，前者推崇六朝，後者獨尊唐宋；前者學養豐厚，後 者體會深入，本該各有千秋。可為何前者一路凱歌，而後者兵敗如山倒？除了時局的變遷，人事 的集合，更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與其時剛傳入的西方文學觀念比較容易會通；
一是樸學家的思路與作為大學課程兼著述體例的『文學史』比較容易契合。」陳平原：《作為學科 的文學史》，第一章「新教育與新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1-22。
劉二人之間的思想分歧日漸明顯，劉氏在《國粹學報》新增的「美術」版面上發 表了一系列與美術相關的文章，將西方「真善美」中「美」的概念引入「文」的 討論，而與章太炎對「美文」的批評164針鋒相對。劉氏在〈中國美術學變遷論〉
中，區分了「美術」與「實學」之間的差異，上古時代實用之學寓於美學當中，
至於周代則「舍質崇文，不復以美術為實用」，因此周代是「美術」這個概念第一 次獨立出現的時候，而「美術」最初的內涵即存在於「儀文制度」之中，彰顯著 人類的「文明」，這正好與劉師培對於「文」的解釋相呼應，故而他說：「古代之 時，用美術以表莊嚴，禮與文合，而美術以生，非禮文之外別有所謂美也。」165隨 後，東周至秦漢，美術經歷一段衰落的時期，直到東漢末期再次興盛，他提出魏 晉時代的「美術」與漢代以前以禮法為核心的美術迥異，魏晉士人「不復以禮法 自拘」，「宅心藝術亦率性而為」，從而使得美術之學空前繁盛，並且在性質上真正 從實學中獨立出來。因此劉師培此後的主要篇幅便在討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美 術」，其範圍包納詩文、碑帖、書法、繪畫、音樂、造像等廣泛的方面。
立足美術之學的變遷，劉師培指出「美術之學」與「徵實之學」的差異即在 於：「蓋美術以性靈為主，而實學以考核為憑。若於美術之微，而必欲以徵實，則 於美術之學，反去之遠矣。」166劉師培尤其將「詞章」納入美術的範圍之內，與 征實之學對舉，此說可見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影響。就「文學」這一概念產生 的歷史而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溯源 Literature 在西方社會中概 念變遷時曾指出，Literature 來源於拉丁語的 littera，意指 letter。在中世紀和文藝 復興時期，Literature 指的是「通過閱讀得到的高雅知識」，用於形容一個人博學、
博聞，也用於描述閱讀和書寫希臘文與拉丁語等高級書籍的能力167。十七世紀中 葉，浪漫主義的興起才使「文學」和「藝術」或者「美學的」、「創造性的」、「富 有想像力的」等價值交織在一起，因而產生「純文學」的劃分，與此同時伴隨著
164 章太炎：〈文學論略〉曾云：「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噎於胸中。」見〈文 學論略〉，收入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392。
165 劉師培：〈中國美術學變遷論〉，《國粹學報》第 3 卷，第 7 期（1907），頁 88-91。
166 劉師培：〈論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國粹學報》第 3 卷，第 8 期（1907），頁 93。
167 鈴木貞美指出，Literature 在中世紀的用法和多重的意思，與漢字文化圈內精通中國古典（一切 指經史之學以及老莊和佛典等學問）的觀念，以及和這種觀念密切相關的「文章」的意思所合成 的「文學」一詞的用法和意思基本對應。而這種對應關係的成立首先使polite literature 一詞作為「文 學」的譯語成立，然後用literature 一個詞代替 polite literature 的習慣逐漸取得了優勢，於是「文學」
即literature 的這種習慣在中國和日本固定下來。見氏著：《文學的概念》，頁 103。
對於「低級文學」的排斥，並具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性質168。
相較於西方的Literature，「文學」一詞在中國歷史中有其自身發展脈絡，它通 常指向與儒學有關的學問，興膳宏教授指出自《論語》以下「文學」儘管包含有
「文章」的意思，但主要指的是學問，特別是經學。而將「文學」視為「以詩文 為中心的文章」是魏晉之後才確立的觀念，而這個解釋更接近於現代學者藉由 Literature 所建構的「文學」想像（當然，不能否認二者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的差距）
169。而清代中葉，六朝文學經由清代經由阮元一派的闡發，更使得「文」從經史 中獨立出來，而被賦予「飾」的意義，這一發展到了清末民初與浪漫主義的傳入 匯流，二者之間於是產生了可以對譯之處。因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 Literature 觀念的輸入實際上使得「六朝文學」被賦予了特殊的時代意義。非獨劉 師培以「美術」包納「文章」提煉古典詞章的美學性質，黃人在1911 年出版的《普 通百科新大詞典》亦云：
我國文學之名，始於孔門設科，然意平列，蓋以六藝為文，篤行為學。後 世雖有文學之科目，然性質與今略殊。漢魏以下始以工辭賦者為文學家，
見於史則稱文苑，始與今日世界所稱文學者相合。170
黃人（1866-1913）以西方 Literature 審視中國文學歷史，認為「漢魏」之際，
文學觀念出現了一次重要轉折，即「以工辭賦者為文學家」，這種觀念恰「與今日 世界所稱文學者相合」。劉師培將「美」與「文」聯繫在一起，實際上也同樣反映 了當時西方「純文學」觀念的輸入，然而他以「美」為基礎重新解釋「文」的意
168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268-274。
以及鈴木貞美：《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 29-31。
169 興膳宏溯源「文學」一詞自先秦至六朝的涵義變化，指出漢代以前「文學」主要指經學與學問，
而魏晉以降「文學」則涵蓋了「學」與「文」兩個性質相異的不同領域。從而與現在我們所理解 的「文學」具有共同的意識範疇。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接受以「文學」作為Literature 的譯詞，普遍認為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參見氏著：〈六朝時期文學觀的發展：以文體論為中心〉，《中 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 35-80；王力：《漢語史稿》第四章〈詞彙的發展〉
（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529。魯迅也曾指出「文學」一次是從日語翻譯過來的，參見魯迅：
《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 6 冊，頁 96。
170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詞典》，（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轉引自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 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 03 月）
第44 卷第 2 期，頁 68-69。
義，使得阮元的「文言說」得以與西方「純文學」觀念嫁接，實現「創造性的轉 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六朝崇尚美文的傾向，以及作為六朝理論核心的《文 選》與《文心雕龍》本身就具有「純文學」所要求的某些重要特點171。
不過，歷史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 1907 年後劉師培便沒有再使用「美術」這 一概念，將其沿用下來的卻是章、劉二人最著名的兩個的學生──魯迅和周作人172。 同樣在1907 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如此寫道：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
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係屬，實利離盡，
究理弗存。……此他麗於文章能事者，猶有特殊之用一。蓋世界大文，無 不能啓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閟機，
即人生之誠理是已。此為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於學子。173
這篇魯迅早期的文論，於1908 年分兩期刊登於劉師培所經手編訂的《河南》
雜誌上。文中，魯迅明確使用了「純文學」的說法，指出文學的意義不在於其「實 利」，而在於其彰顯人生至理──「啓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乃是「科 學所不能言者」。隨後兩期，《河南》雜誌刊登了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論文章之 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指出中國文章的通病即在於「手治文章而 心儀功利」，而真正文章（文學）應當是「別為孤宗，不為他物所統」。周氏兄弟
雜誌上。文中，魯迅明確使用了「純文學」的說法，指出文學的意義不在於其「實 利」，而在於其彰顯人生至理──「啓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乃是「科 學所不能言者」。隨後兩期，《河南》雜誌刊登了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論文章之 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指出中國文章的通病即在於「手治文章而 心儀功利」，而真正文章（文學）應當是「別為孤宗，不為他物所統」。周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