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文化的幾種思考路徑

近年來，消費研究的取徑豐富，雖然各種鉅細彌遺的統計數據不斷地更新，更多 的是對於商品意義、消費社群、欲望機制等面向，納入了文化意涵的解讀。消費行為 愈來愈被脈絡化地看待。當代人的認同轉而向消費模式中追尋，而非現代初期所強調 的，在工作角色中獲得認同。商品的意義從使用價值談到交換價值，再到象徵價值，

Karl Marx早在 1840 年代點出的「異化」情況，直有愈演愈烈之勢，階級意識動員失 利，相反的，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在 20 世紀以降成為最多人服膺的思潮。商品的 包裝和分類愈形細緻，不只展現在物質層面、更在於象徵層面，商品秩序藉由消費過 程加諸於人們身上，需求和欲望難分難解，如Herbert Marcuse所言，消費習性已經成 為人的「第二天性」¹⁸。人類創造力的退化成為隱憂。因應於此，我們亦需以更細緻 的手法思索消費問題。對資本主義的質問需要加入新的題材，如同Marcuse所揭示的，

反叛的力量也必須進入「第二天性」，進入這些深入骨血的模式，否則永遠跳不出消 費欲望及意識形態的迴圈。

有機飲食經常被視為具有一定經濟資本者的高價消費，而部份的有機論述卻標榜 著對於社會弱勢的關懷，以及對權力暴力的抵制。它不能單純以「階級優勢」來解釋，

而必須納入更複雜的考量。因此，我以「生活風格」的概念來理解有機消費群體的行 徑。有別於對研究對象採取「生活風格」作為方法，細緻分析其職業、社會階級，以 及品味展演、消費偏好、文化資本等變項，我僅僅是採用這樣的認識立場，以期在有 機消費行為當中，帶入更多面向的思索。另一方面，承續前一小節中對於身體研究的 回顧，我也將採取類似的立場看待消費主體，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與消費者 對於商品的意義賦予兩者並陳，主要援引以 Adorno 為代表的文化工業批判論述，以 及 Michel de Certeau 所提出的使用者賦權論點。最後，由於有機議題的特殊性，該消

18 Marcuse（1969：11）提出，所謂的消費經濟和統合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創造了人的「第 二天性」，使他在原欲和攻擊力上受制於商品形式。擁有、消費、把持以及持續更新裝置、配備、工具、

器械的需要，被提供和強加在人們身上……這種需要已經變成了一種「生理」需要……人的第二天性因 此就是要阻礙這個世界的任何改變……廢除了人的存在，變成一個把自己消磨在買賣上面的消費者

（Bocock，1996：142）。

費文化中結合了對生態問題的反省，因此筆者也將對生態思潮作一簡要的梳理，並聚 焦於生態社會主義對於異化消費和虛假需求的討論，及對生產價值的重申。

國內的生活風格研究，以朱元鴻帶領研究生進行的一系列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

（1993，1995）為最大宗，以台中市為樣本開始建立身份文化與階層結構的大型資料 檔，運用統計方法對數據進行描述解讀。鎖定特定群體，近身描繪小眾的生活風格，

則可以唐瑛蔓（2001）的《「我把我的靈魂賣給了工作」—竹科半導體產業工程師生 活風格探討》為代表，她藉由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勾勒出竹科工程師的生活 習癖，並且採用 Michel Foucault 的身體規訓概念加以詮釋，關注他們在工作場域及勞 動過程中所形塑的身體銘刻。本研究將場景設定於飲食消費場域，一來，存在於飲食 活動裡的是更切身的身體銘刻；更重要的是，消費行為中所摻雜的審美好惡，以及對 於文化財貨的辨識，更是生活風格分化的重要機制。因品味而形成人際間的相互歸 類，甚至某種對立意識，展現為社群的同一性與排他性，往往不亞於階級、宗教、性 別等等變項；而支撐這套評判機制的，正是商品消費中的符號意義及象徵價值交換。

那麼，由商品所傳遞的符號意義，是否有人來編排其象徵價值？Thorstein Veblen 在他的《有閑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中提出，有閒階級的價 值觀乃是整體社會的指標，下層社會的目標在於仿效、實現有閒的生活形態。存在於 階級間的張力，並不導向社會上的改革性訴求，反而成為人們追求晉升的動力。隨著 工業社會的發展以及都市型態的演變，中產階級的人口比例遽增，有閒階級的貴族式 意味逐漸淡化，炫耀性有閒為炫耀性消費現象所取代，藉由金錢與物質的交易活動，

更多的人能夠享有短暫的炫耀愉悅。然而，這種片面的消費主動性，是否就代表了階 級間的向上靠攏？或者說，藉由消費得到文化氛圍，能夠稱得上是意義的主體創造 嗎？抑或只是一種拷貝？

對此，Adorno 作了深刻的批判。掌握符號價值的上層階級，沒有機會對自己所處 的狀態有所反省，而作為此價值體系承接者的下層階級，則根本無暇思索應對當前處 境的他途。這種象徵意義的消費與再製，成就了文化工業的運作；所有看似個人習癖 的自主選擇，包括休閒嗜好和飲食的偏好，都可能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而僅僅只是 一種虛假的自由，是「勞動性的休閒」，是「生產性的消費」。以有機使用者為例，因 著廣告的號召而形成新生活風格，或許具現了某種人道主義，卻同時提供了分殊化的 消費需求，換言之──新的商機，對於整個意識形態再製機制不具有反動力道。文化 工業以大眾作為其意識形態，將自身呈現為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實則其所提供的「文 化」商品，卻是「反啟蒙」（anti-enlightenment）的，它成為對人們意識的禁梏。被利 益考量而收編的文化日趨空洞低俗，在〈文化工業再論〉（1991b：85-92）文末，Adorno 直批大眾之所以成為一群烏合之眾而受到鄙視，文化工業難辭其咎。

然而，如果只是循著 Adorno 的論調，便難以對大眾的自發性寄予期望，各文化 之間的流動軌跡，也彷彿被泯而不見。de Certeau（1984）的論點適切地回應了 Adorno 給我們帶來的無力感，他所處理的正是發生在個體身上、體現在幽微之處的文化動 作，如 Paul Willis（1990）所說的，日常生活中被認為無文化者，才是創造文化的人。

de Certeau 並非沒有意識到文化工業的存在及其影響，惟這個概念發展到極致，其框 架已然涵蓋所有的產業，於是沒有不屬於文化工業的文化，不再存在出口因為沒有外 部可言，但在這個範疇之內，個人仍然具有其能動性，以游擊戰的方式搞出另一套邏 輯。他以「使用」（uses）取代「消費」，強調這當中具有個人的獨創性價值，不論是 在工作場域的「變巧」（making do）或是在消費場域皆然（de Certeau，1984：29-42）。

即便現代商品因應著消費者的多樣化而編造出更緊密的彈性化生產網絡，表面上看來 消費者能夠，或者說需要自由運用的空間愈來愈少，事實上，產品所遭遇的可能是更 狡黠的消費，其意義的再製往往發生在幾乎無聲且難以窺見的使用過程中。

弔詭的是，在個人使用中發生的意義創造，所能夠挪用編纂的意義，也不外乎整 體文化論述所提供的資本，同時必然得依附於該商品方能體現。簡言之，個人層次的 意義創造仍究是由社會的文化∕經濟資本體系所餵養而允許的。另一方面，文化的流 傳不免被其形式所囿限，仍究必須依附於一定程度的「眾」（個體聚為群體）、具有其

「外顯性」（意念轉化於物件），方能為人所接收傳遞。對此，「習癖」（habitus）與「生 活風格」的概念，恰能適切地幫助我們理解主體行動邏輯與社會規範之間的互動。Pierre Bourdieu（1984）認為，社會化不但穩固了階級習癖的內化、形成個人的階級屬性，

同時複製了分享同樣習癖的階級。然而，習癖雖可說是社會秩序再製的基礎，卻也可 能成為創新的機制。習癖乃是轉化於一個藉由生產和實踐所賦予意義感知的配置

（disposition）當中。它不僅僅是正在結構中的結構，同時也是被結構的結構；換句話 說，習癖不但是我們認知及判斷現實的理解框架，也是主體實踐行為的生產者，它既 養成我們的感覺與認知，也形構我們的行動。Bourdieu 以這個概念破除了個人與社會、

主觀與客觀、內化與外在等二元對立的觀點。筆者亦將採取這種思維，以期看見有機 論述形構於消費主體的動態歷程。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創造力」或「意義的賦予」是共同的關注所在。Adorno 以及 de Certeau 雖然秉持著不同的態度，卻同樣是在與文化工業藉由商品對消費者加 諸的意識操弄對話；前者憂心於大眾化消費對個體創造力的荼毒，後者點出消費者仍 保有商品的最終詮釋權，發生在「使用」的經過。在這當中，有一個有趣的面向，那 便是「主動」的力量，縱使商品被包裝以再多的文化意涵，仍然需要由「人」與「物」

相互作用，方能將物件當中的象徵價值體現；實際上，這相互作用，仍然很大程度取 決於「人」這一方的動作啟動。以下，我將帶出生態社會學的觀點，它不只提供了一 種對於「人」（行動者）的角色的重審，亦試圖將關注點從「消費」拉回「生產」，有 助於我理解有機產業中的生產關係及生態論述。

80 年代的生態社會學¹⁹，頗有重新聚焦於「生產」活動的態勢。他們將批判的主 力對準「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過度生產」，使技術規模 愈來愈龐大，能源需求也愈來愈多，自然的負荷愈來愈重；另一方面，為了使生產轉 化為利潤，鼓舞人們的「過度消費」，使整個社會的消費愈趨膨脹，近逼自然界所能

80 年代的生態社會學¹⁹，頗有重新聚焦於「生產」活動的態勢。他們將批判的主 力對準「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過度生產」，使技術規模 愈來愈龐大，能源需求也愈來愈多，自然的負荷愈來愈重；另一方面，為了使生產轉 化為利潤，鼓舞人們的「過度消費」，使整個社會的消費愈趨膨脹，近逼自然界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