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董仲舒對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繼承與轉化
第一節 漢朝儒學與現代政治的關係
儒家一向強調「內聖外王」的功夫實踐，不過「聖王」理想一旦與政治直接牽扯 上關係，就很難維持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的原初精神，杜維明發現：
政治化的儒家和以道德理想轉化政治的儒家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聖王和王聖的 不同。聖王的理想落實到權力關係網中成為王聖，而王聖代表的是一個特殊的 控制模式，也可以說是一個象徵的控制模式。這個象徵的控制模式是通過聖王 一觀念而來的，它的權威的力量滲透到社會的各種不同層次，影響很大。432 當儒家的「外王」理想要用最直接的方式達成就是獲取政治權力，但儒家政治化的結 果反而與真正「外王」的價值核心背道而馳，所以先秦儒家「外王」的實踐方式並不 是直接在政治上取得權力，提出具體方針，並徹底執行施政計畫。儒家對政治的影響 力必須透過教育做為中間的轉換歷程，才能發揮出思想的影響力，才能轉化政治。杜 維明提出了如下看法：
先秦儒學基本上是通過教育，通過思想的努力來發揮極大影響的，而不是通過 實際的政權形式……可以說，原始儒家的動向就是教育，是通過教化來轉化政 治，而不是依賴政治權力來塑造理想世界。433
杜維明提出儒家是透過「教育」發揮思想的影響力，間接去轉化政治，所以杜維明不
432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25。
433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13。
168
認為儒家是權威主義者，更不是權威政治，對此，杜維明有如下解說：
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即認為亞洲的政治、文化是以權威主義為主的，而權 威主義的代表就是儒家。儒家傳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確實和政治的權威主義發 生密切的聯繫，但是如果作進一步的分疏，政權的勢力和儒家的政治影響應該 分開來看。434
儒家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和因緣下，和政治、威權產生密切關聯，甚至讓人產生與 權威主義相關的錯覺？杜維明認為：
只在少數知識分子中發生教化作用的先秦儒學到漢代在政治上發生很大的影響 的儒術，是一大發展。435
先秦儒學到了漢代發揮了廣大的影響力，杜維明認為這和儒學走向政治化有莫大關聯，
這其中的關鍵轉折點發生在西漢，杜維明說：
西漢的發展是儒學邁向另一個意見氣候的分水嶺……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學說，
但他整個思想的結構是陰陽五行的，在政治運作多半是法家的。436
雖然儒學和政治威權產生關聯是從漢武帝開始，不過杜維明認為漢武帝推崇的儒家學 說並非是單純的先秦儒學，其中包含陰陽五行、法家等思想在其中。漢武帝設立五經 博士，才讓儒學成為官學，從此儒學與政治文化產生密切關連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杜 維明所說：
漢代儒家的特色是五經博士的設立，五經博士的設立使得儒學成為官學……漢 代以後，儒家思想和中國政治文化結了不解之緣。甚至可以說，儒學到漢代以 後，不僅成為塑造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傳統，它在政治結構、政治組織、乃至 當時具有漢代特色的法律制度中都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437
先秦儒學和漢武帝時候的政治儒學是不相同的，先秦時代的儒生和漢代儒生在政治態 度上也有很明顯的不同，杜維明提出這樣的看法：
但是漢代儒學和先秦的儒學已有很大的不同，先秦儒學是在一個多元政治體系 中出現的，它造成了知識份子的相對獨立性……處於所謂「士無定主」的狀態，
而漢代以後，情況就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中間的情況非常複雜。438
先秦時代的儒生不一定要對同一個為政者效忠，可是這樣的情況到了漢武帝後就有了 巨大的改變，這其中關係和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有莫大關係，這代表「士」的身分不
434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24。
435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24。
436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14。
437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14。
438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 年 2 月初版)，頁 414。
169
再純粹，「士」和政治有了密切關聯，知識分子追求的真理道義一旦透過政治運作，獲 得權力和利益後，「士」的道德力量是否能繼續保持相同的立場和純粹度，這是令人懷 疑，也是令人擔心的。
另外，徐復觀在《兩漢思想史》中的〈自序〉中提到若要研究現代儒學，就得關 注漢朝：
兩漢思想，對先秦思想而言，實係學術上的巨大演變。不僅千餘年來，社會政 治的格局，間由兩漢所奠定。所以嚴格地說，不了解兩漢，便不能了解現代。439 杜維明、徐復觀都關注到先秦儒家思想到了漢武帝時代有了巨大的變化，若回溯歷史，
來到漢武帝時代，當君王權力到達顛峰時，又該以什麼方式限制皇權？董仲舒身為內 閣重臣，是漢武帝的左右手，又是儒家的重要人物，董仲舒勢必得權衡得失，在幫漢 武帝治理大漢帝國的同時，又得合情合理地利誘漢武帝進入一個大羅網，讓武帝的權 勢有所收攝。對此，徐復觀觀察到：
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只有求之於天，這是形成他的 天的哲學的真實背景。440
董仲舒以「天」建構了屬於漢朝的政治哲學，成功地幫助漢武帝完成一統的功績，至 於對漢武帝是否發揮了箝制效用，這問題到後代仍有很大爭議。不過後代有許多學者 對董仲舒在政治上的能力是讚許的：
他(董仲舒)適應漢朝大一統的需要，完成了以儒家宗法制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 說的封建神學體系，對中國傳統儒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441
至於對皇權產生箝制或約束作用部分，董仲舒本人或許萬萬沒想到，後代君王不但從 他設下的天道法網中滑溜地脫逃了，甚至反過來利用董仲舒這套天的哲學系統，箝制 了所有黎民眾生，連帶讓儒家淪落為儒術，成為當權者對所有臣民的思想統治術。對 此，徐復觀對董仲舒的評價較為公允：
使他(董仲舒)成為第一個受了專制政治的大欺騙，而自身在客觀上也成了助成專 制政治的歷史中的罪人；實則他的動機和目的，乃至他的品格，決不是如此。442 論斷董仲舒的功與過前，就得先客觀分析董氏「天」的哲學架構，以及這套理論與儒 家的淵源、異同。另外，董仲舒這套哲學架構在漢武帝時的政治成效如何？而改朝換 代後，這套哲學系統又是如何被後代理解、運用，在政治上又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力？
這些問題涉及層面廣泛，絕不是遠在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有能力設想周到的。
或許我們可以說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後，從此衍伸出士人在政治上的「義利之辨」，
439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
44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83。
441劉冠才、林飛、廖化、徐建華主編《諸子百家大辭典》 (北京：華齡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138。
44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83-184。
170
當儒家的五經成為可以獵取功名利祿的武器時，士人們的道德又如何在政治上產生影 響力？這部分我們以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前做一個清楚劃分，所以本論文的主題討論 的道德觀將以「先秦儒家」為主，並另闢一章探討漢武帝時代儒學與政治的特殊淵源，
以做為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