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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想

第五章 司馬遷對先秦儒家「道德」、「欲」、「富」、「利」觀點的繼承與轉

第三節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想

司馬遷於〈孔子世家〉曾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又說:「孔 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因為司馬遷秉持著「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志業,才能明白孔子寫下《春秋》的目的與意義,並有能力 循著孔子的腳步,挑起這沉重的擔子,篳路藍縷地完成這份偉大的志業。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表明了自己寫《史記》的初衷就是想要「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是這樣的理念讓司馬遷一路披荊斬棘,度過生命中 無數的坎坷辛苦,一路挺進,完成了這部巨著,也承續了身為史官世家的理想。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用更淺白的話語來解釋就是:司馬遷想從一個歷史 學家的角度去探究外在世界與人類社會內部的關係,並透過觀察去了解人類從古至今 的發展變化。「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期許自己以史官的立場秉筆直書,創立一套完整 的思想脈絡,並用真實的歷史事件勸戒世人,啟迪後人對歷史興衰有所覺悟。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不過司馬遷心中對「天人之際」

的解釋和西漢人對「天」與「人」關係的看法是有所差別的,魏聰祺對此有更詳細的 解說:

史公的「究天人之際」,是透過「古今之變」的觀察,發現世有治亂盛衰,國 有興廢存亡,事有成敗得失,人有吉凶禍福,但是決定治亂、盛衰、興廢、存 亡、成敗、得失、吉凶、禍福的原因,則是「天」與「人」交互作用,互相影 響之後的結果。所以在史公的觀念中,天與人是可以交相作用,並形成天人感 應的關係。325

在古老的中國傳統觀念裡,常常把人類所處的、不可掌控的外在環境歸結為「天」,而 這個「天」並非指單純的自然界,而是一個有意志、可以影響人類吉凶禍福的人格神。

自然界的雷電風雨、洪水山崩都是依照天的意志在運作。

既然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會影響人的吉凶禍福,那人類就應該祭天、敬天、畏 天,遵從天的意志。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專制統治的合理性,統理萬民的君王被尊稱 為天子,天帝之子降臨人間,成為萬民的君王,這樣的說詞自然有其不可質疑的合理

324 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報》第 23 期,民國 88 年 6 月),頁 4。

325魏聰祺《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89 學年度博士論文,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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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多數的被統治者就在這樣的觀念下世世代代被奴役、被統治,也不會有抗議和 不平之聲,這就成就了「君權神授」說的基調。

這套編織出來的愚民統治術,到了漢武帝時由儒學大師董仲舒再加以改良包裝後,

就成了統治者最漂亮的統治策略。董仲舒著名的「天人感應說」清楚地指出君王是上 天的兒子,君主的權力是上天所給予的,因此君王也要依照上天的旨意來治理百姓,

而天人之間的溝通方式是透過自然界的現象,來反映出上天的意旨,譬如人間的風調 雨順就是上天所降下的祥瑞之兆,而洪水旱災就表示上天給予災異。董仲舒說: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326

人的身體可以與天象相互感應,人間的制度也要順應上天的旨意,所以人間的君王應 該根據天象的祥瑞或災異,來檢討自己的施政方針是否得當。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詞還算中立,不至於偏頗,也不全然站在維護統治者的 立場。對此,王季香就提出了這樣的論點:

就理想的層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確實具有預示警惕君主的作用,君主 的權力不能無限上綱,不可胡作非為,必須接受天帝制約,否則上天就會出現 災異。災異譴告主要是強調國君要順應天意,回歸君道的規範且為政以德以配 天。327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除了要君王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要符合君道、以德配 天,不能為所欲為,也很巧妙的將儒生的地位提高,讓漢武帝可以尊重儒生。這其中 的原委,田人隆有詳盡的解釋:

由於災異和祥瑞的解釋在儒生,所以董仲舒要求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重用經術之士。董仲舒這套理論編造得很巧妙、很系統,於是成為風靡一時的 社會思潮。眾多的儒生推戴董仲舒為「儒宗」。328

董仲舒並非正統的儒家思想傳人,不過他卻是一流的政治人才,他巧妙的融合儒家之 術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系統的編造出一套學說,讓儒家地位躍升至最高點,在政治 舞台上奠定了儒家的歷史地位。可惜經過董仲舒包裝後的儒家已然從純粹精美的儒家 義理,變成稀釋混雜後的儒生之術了。蔡仁厚在《孔孟荀哲學》一書中有更清楚的論 述:

古代的術士,實即當時的知識階層,亦多半屬於貴族,其中顯達的擔任王朝或 侯國的太史、師保、祝吏、家宰,不能顯達的便散於鄉里教人以道藝,並以相

326 ﹝漢﹞班固撰《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 年),頁 2498。

327王季香《由〈伯夷列傳〉的天道觀論司馬遷之生命情調及其思想歸趨》國立臺南大學「南大學報」第 39 卷第 2 期人文與社會類 2005 年,頁 35。

328田人隆〈司馬遷與《史記》窮究天人通古今〉(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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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為副業。……因此在民間教道藝與相禮為業的人,當與殷士系統有歷史演進 上的關連。這種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小人儒。329

蔡仁厚以上所提的論點就是小人儒的部分。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的觀點恐怕 與「小人儒」相差不遠。當儒生的任務只剩下替君王解釋災異和祥瑞上,而不在道德 修養上有所努力和增進,那與「君子儒」已是漸行漸遠了。

當董仲舒受到多數人的贊同與擁戴時,漢武帝也看出這套「天人感應」加上「君 權神授」的理論與統治之術是相得益彰的,甚至可以幫助他鞏固統一的大漢帝國,不 過個人權力慾望極重的漢武帝怎麼可能聽任儒生擺佈,怎會誠心誠意尊奉董仲舒為帝 王之師?所以表面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他所獨尊的儒術又再經過一次混 水後的稀釋,離真正的儒家精神愈來愈遠,因為這時的儒術是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外儒內法」的最外一層糖衣罷了!

二、司馬遷對「天人感應」說的質疑

對這套「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說詞,司馬遷並不是全然接受的,司馬遷所 提出的「究天人之際」正表示他不同意當時流行的看法。在《史記‧伯夷列傳》中,

他明確表示對天道說的質疑與否定: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 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 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 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330

司馬遷肯定伯夷、叔齊高潔的品德,並表明自己對兩位賢人最後因飢餓而喪命的結局 感到悲憐,接著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論點提出懷疑,並舉出從古至今的反例,

質疑天道的可靠性。如果上天真的會依循道德法則運行,那些邪惡如盜蹠般的惡徒為 何不見報應?反倒是品行高潔的伯夷、叔齊、顏淵等人卻受盡人世間苦難的折磨?因 此司馬遷感嘆地問著:「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而「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 何德哉?」從這段話可看出司馬遷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天道觀之合理性無法 認同。

在《史記》的〈楚元王世家〉中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天道、天命說不甚苟同,對 人事的努力反而更為重視: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 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

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

329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市:臺灣學生,1984 年 12 月),頁 2。

330司馬遷原著,韓兆綺編著《史記選注匯評》〈伯夷列傳〉(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 年 4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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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是言也!331

國家要興盛前,必定會出現祥瑞之兆,那就是有德的君子會被拔擢,奸險的小人會遭 到貶黜;而國家將要衰敗前,也會出現敗亡的惡兆,此時的賢德君子不被重視,只好 退隱,奸佞小人趁機竊取富貴,所以國家的安危實際上是維繫在法律制度的健全,國 家的興亡取決於用人是否得當。司馬遷用這段話來解釋歷史興衰的邏輯性、合理性,

並揭開上天會降下幅禍的迷信面紗。

在《史記‧高祖本紀》中,司馬遷藉由漢高祖劉邦與眾臣的對答中,分析出能問 鼎中原、擁有天下的原因:

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

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332

高啟、王陵認為劉邦最後能坐上天子位、得到天下,是因為劉邦懂得與天下人同利的 緣故,不過劉邦認為這不是他獲得天下最主要的因素,劉邦對自己成功擁有天下的關 鍵因素有這樣的分析: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333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