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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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在經濟蕭條、百廢待興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力 的恢復被視為帶動整體經濟復甦的主力。由於戰後初期臺灣外匯收支不能平衡，
為增加外匯收入，農產品的輸出更成為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為達增加外匯之目 的，政府積極投入「增產計畫」，以增加農作物生產量、提供輸出為首要目標，
例如 1953 年米糖出口占了出口總值的 77.8％，農業成為臺灣資本累積的重要來 源。1雖然如此，戰後臺灣農業如何復興與成長，又經歷何等方式和過程，仍是 朦朧不清。
對於戰後臺灣農業復興與成長的研究，何益民（Yhi-min Ho）利用《臺灣五 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農業》、《臺灣農業年鑑》、《臺灣統計要覽》等統計數 據，指出 1903 至 1960 年之間農業推廣體系的推廣，使得農民生產技術進步是臺 灣農業成長的動力。2何氏從總體經濟的角度，利用統計資料來分析，解釋數字 變化所顯示的意義，但對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建立農業推廣體系與推廣農業 技術，仍未進行細緻、動態、全面的描述與討論。3因此，本論文的核心問題是：
戰後臺灣農業推廣體系是如何建立與推行？透過此問題的解答，將有助於廓清戰 後臺灣農業的復興及成長。
目前學界探討戰後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建立，約有兩類說法。其一，黃俊傑 認為日治時期臺灣各地雖設有農事試驗場，但系統性農業推廣制度尚未全面建 立，農作物新品種有時尚須依賴警察的力量來推動。直至戰後中國農村復興委員 會（簡稱為農復會）的大力推動，臺灣的農業推廣制度才逐步建立。4其二，馬 若孟（Ramon Myers）認為20世紀初期中國尚未建立完善的農業推廣體系，戰後 中華民國政府是將日治時期用以增加農產的推廣組織，進一步加以修正與改良，
再配合農復會引進的四健會，執行臺灣農業推廣工作。5
1 段承璞，《臺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1992），頁 307。
2 YHI-Min H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1903-1960”，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6。
3 「農業推廣」即是推廣組織將農業試驗研究改良成果及經驗，用適當方法介紹給農民應用，使 農民獲得農業上之新知，從而採用及模仿，以增益其經濟收入。參見章之汶、李醒愚著，《農業 推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6。楊懋春主編，《農業推廣叢書》（臺北：臺灣大 學農業推廣學系，1963），頁 5。
4 黃俊傑，《農復會與臺灣經驗》（臺北：三民，1991），頁 217-218。
5 馬若孟著；陳其南、陳秋坤等編譯，《臺灣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臺北：牧童，19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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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黃俊傑之說，李力庸有關日治時期農會的研究曾指出，日治時期殖民政 府已設置完善的農業推廣組職，以期利用農會、基層行政措施將農業技術推廣至 農民來增加產量。6因而黃俊傑的論點不免會令人產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日治時 期所建立的推廣組織，對戰後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建立沒有任何影響嗎？至於馬 孟若的說法，筆者從戰後初期的檔案，發現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曾將中國農業推 廣體系移植至臺灣。7然而橫向移植自中國的農業推廣組織，對戰後臺灣農業推 廣體系的建立，又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質言之，黃俊傑並未對縱向繼承於日治 時期的推廣組織的影響作進一步的檢討，馬若孟則未對橫向移植的中國農業推廣 經驗的影響作深入討論，因此兩說雖然都指出了形塑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重要面 向，但皆無法全面的究明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形成與建立過程，而有必要再深入。
圖 1-1 1956 年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組織圖 圖說: 主管 協助
資料來源：黃俊傑編，《面對歷史的挑戰》（臺北：幼獅，1984），頁 315。
從上述的討論出發，筆者再針對 1956 年的臺灣農業推廣工作組織圖進行比 對（參見圖 1-1），可以發現臺灣的農業推廣工作主要由基層農會辦理，各基層農 會則視境內人數與實際狀況籌組農事小組，作為基層農業推廣單位，並且以四健 會、農事研究班分別推廣農業。進一步對照檔案的記載更可以發現，臺灣農業體 系的組成呈現「多源而多元」的現象，8計有四個面向：縱向繼承於日治時期的
312-313。
6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137-151。
7 「臺灣省農業推廣委員會組織規程」，1947 年 1 月 31 日官制官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 報》，民國 36 年春字第 34 期（1947 年 2 月 11 日），頁 531-532。
8 「多源而多元」的延究概念，是由法律史學者王泰升所提出，王泰升就法律史的角度出發，認 為臺灣法經由多個外來法的在地化，形塑出當今具有多元內涵的。王氏所提示「多源而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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