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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學化農業的推行及其影響

第五節 經濟效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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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歷年稻作肥料施用量與米穀生產的變化(1946-1961)

年代 肥料施用量(A) 米穀生產量(B)

生產力

(每公斤肥料可 生產稻穀)

年代 肥料施用量(A) 米穀生產量(B)

生產力

(每公斤肥料可 生產稻穀)

1946 74,391 894,021 12.02 1954 460,179 1,695,107 3.68 1947 77,191 999,012 12.94 1955 442,081 1,614,953 3.65 1948 87,028 1,068,421 12.28 1956 490,281 1,789,829 3.65 1949 100,962 1,214,523 12.03 1957 492,291 1,839,009 3.74 1950 231,764 1,421,468 6.13 1958 500,716 1,894,127 3.78 1951 279,857 1,484,792 5.31 1959 498,736 1,856,316 3.72 1952 362,117 1,570,115 4.34 1960 505,577 1,912,018 3.78

1953 378,363 1,641,557 4.34 1961 529,518 2,016,276 3.81

單位:公斤

資料來源:糧食局,《中華民國臺灣省十六年來之糧政》,頁 112。

圖 6-11 每公斤肥料可生產稻穀數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根據表 8 繪製

進一步從稻作經營的支出與收入來看農民所得問題。如表 9 所示支出方面,

農民不斷地投入勞動力與資材,每百公斤稻穀生產生本 1946 年為 44.64 元,至 1965 年急速地增加至 254.89 元,生產成本成長成本增加 5 倍之多。收入方面,

也就是稻穀販賣所得。黃崇期的研究指出,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刻意壓低糧價,

導致政府制定的稻穀徵購價格遠低於自由市場販賣的價格,稻米價格指數也遠低 於零售物價指數。132亦可由表 10 得到應證,政府每年所制定的稻穀徵購價格,

都遠低於自由市場的批發價格,導致了稻穀生產量雖有所增加,但農民銷售所得 未能得到合理的利潤。(參見圖 12)簡言之,農民為提高生產量,投入更多勞動

132 黃崇期,〈光復後台灣米價長期分析與變動(1945-1996)〉(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48。

資料來源:糧食局,《臺灣糧食統計要覽》(臺北:糧食局,1966),頁 139-1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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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徵購價格即為政府制定的收購價格;躉售價格為大宗批發價格。

圖 6-12 歷年稻穀相對價格統計圖(1950-1965) 資料來源:根據表 10 繪製

以上檢討了稻作農家的農業生產成本及農業收入。農業收入扣除生產成本,

其餘額即為農業所得。接著以 1951 年臺灣稻作農家經濟調查所得的資料為基準 點,與 1959 年稻作農家經濟調查作比較,從中分析 1951 年至 1959 年間農業所 得對維持農家生活問題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研究。如表 10 所示,農業收入 1951 年為 18,485 元,1959 年增加至 36,968.61 元,指數從 100 增至 200。農業生產成 本 1951 年為 6,500 元,1959 年增加至 14,304.46 元,指數從 100 增加至 220,顯 然農業收入成長速度趕不上農業生產成本成長的增加。根本原因在於勞動與資材 投入增加,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然而,糧價卻被政府刻意壓低,使得農民的農 業所得偏低。

接著從農業所得與家用費來觀察,農業所得 1951 年為 11,985 元,1959 年增 加至 22,664.15 元,指數從 100 增加至 189。家計費 1951 年為 8,663 元,1959 年 增加至 21,884.78 元,指數從 100 上升至 253,可見農業所得成長也趕不上家計 費的成長。農業所得扣除家計費即為農業剩餘,其實值亦呈現減縮現象,從 1951 年為 3,222 元,1959 年已縮減至 779.37 元,農業所得指數從 100 下降到 23,其 趨勢說明了稻作農家僅靠農業所得將不足以維持生活。農民若不謀求農業外的收 入,無疑是無法維持生計的。從表 11 也可看出,非農業所得 1951 年為 1,681 元,

1959 年增加至 8,853.05 元,指數從 100 急遽增加至 408。非農業所得佔家計費百 分比,從 1951 年 0.19 增加至 0.31,可知非農業所得漸成為支付家計費的重要來 源。非農業所得佔農家盈餘百分比,從 0.34 遞增至 0.90,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顯示非農業所得漸成為農家剩餘的主要來源。簡言之,農民技術的提升,所帶來 生產量的增加之利益,而被糧價低落及生產成本的提高所侵蝕,以致農業所得漸 無法負擔家庭支出,農民不得不向外尋求收入來源,以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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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表 6-11 1951 年與 1959 年稻作農家之農業收支比較

1951 年 指數 1959 年 指數

農業收入(A) 18,485.00 100 36,968.61 200

農業生產成本(B) 6,500.00 100 14,304.46 220

農業所得 C=A-B 11,985.00 100 22,664.15 189

家計費(D) 8,663.00 100 21,884.78 253

農業剩餘 E=C-D 3,322.00 100 779.37 23

農業所得佔家計費百分率 C/D 1.38 1.04

非農業所得 F 1,681.00 100 6,853.05 408 盈餘 G=E+F 5,003.00 100 7,632.42 153

非農業所得佔家計費百分比 F/D 0.19 0.31

非農業所得佔盈餘百分比 F/G 0.34 0.90

單位:新臺幣元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省農林廳,《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書(稻作及雜作農家)》(臺北:臺灣省農林廳,

1952),頁 508-555。臺灣省農林廳,《臺灣省農家記帳報告民國四十八年度》(臺北:

臺灣省農林廳,1961),頁 12-16 計算而得。

小結

過去有關臺灣農業發展的相關研究,在方法上先區分日治時期及戰後兩個時 期,再分別探討各時期發展。本章就品種、栽培技術、肥力、植物保護為案例,

自日治時期至戰後進行連續性的考察。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因財政的困難,首先推 行不需要額外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就能立即發揮效用的「育種制度」,延續與 強化日治時期稻作的「原種繁殖制度」,藉此提供農民栽植或更新稻作之用,使 得農民能夠得到優良品種之種子來維持生產量。農政單位為維持稻種之純度,積 極透過農業推廣體系向農民宣導「去偽去雜」之益處。在培育出優良品種的秧苗 後,如何在有限的土地面積內,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是糧食增產的關鍵。政府 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密植栽種技術的推廣,在有限的土地面積內,提升土地的使用 效率。

另一方面,肥料的推廣則配合臺灣肥料工業的發展,由「自給肥料為主、化 學肥料為輔」轉變成「化學肥料為主、自給肥料為輔」,而呈現兩階段性的變化。

前期政府為改善國際收支,鼓勵農民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量;後期則隨著肥料工 業的復興,政府轉而鼓勵農民使用化學肥料。農民則因在採用密植栽培法後導致 地力快速耗損,施用自給肥料的效果緩慢且費時,而化學肥料便利且速效,農民 漸以施用化肥為主。至於農藥的推廣延續戰前日本殖民政府的病蟲害防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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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發農民化學藥劑以撲滅病蟲害,但是實際的成果卻不如預期。有鑒於此,農政 單位藉教育示範推廣方式,教導農民主動噴灑農藥以達預防。但因農民對農藥的 知識不足、使用方法錯誤,導致中毒事件頻傳,反而使得農民懼怕農藥。農藥推 廣從「個別防治」轉型「共同防治」,藉集體的力量全面性地噴灑農藥進行病蟲 害防治。農業科學化的推行充分展現戰後農業的發展,完全是在戰前建立起來的 基礎上繼續運作,而農業推廣體系則在過程中扮演協力農業科學化的重要角色。

在糧食增產的國家政策下,農政單位透過農事小組及其末稍組織四健會、農 事研究班的動員與組織,進行示範與宣導,農民眼見確有利於增產而採用,因而 得以迅速普及。然而,在償還地價的壓力下,農民一味追求生產量的增加,漸依 賴化肥與農藥,但卻種下日後對環境衝擊的隱憂。

再由農業科學化對臺灣農民經濟的影響來思考,生產量的確因技術的提升而 增加,但是當土地生產量已達高極限時,農民仍不斷地投入資材與勞動力,卻由 於生產量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造成生產成本大幅增加。又加上政府刻意壓低糧 價,稻穀販賣所得未能得到應有的利潤,收支相抵之下農業盈餘所剩無幾。在農 家僅靠農業所得已不足以維持生活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外尋求收入來源,非農業 所得漸成為農家盈餘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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