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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情慾暴動:閱聽人的逃逸與實踐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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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逃逸與想像的歡愉,同時亦從這樣一個女性缺席的文本中,暫時得以從對性別 角色和形象的認知焦慮中解脫,全心享受閱讀的樂趣。這些意義都根植於閱聽人 的生命經驗,在與文本的互動過程中慢慢發酵,產製出屬於閱聽人主體獨特的、

也是生於特定社會脈絡之下的意義。

最後,對於女性閱聽人而言,閱讀男性愛本身或許並不是一項具有政治意涵 的行為,她們未必是經過精心挑選閱讀文類才接觸到男性愛(實際狀況通常是相 反,幾乎都是在無意中接觸到男性愛),並透過閱讀男性愛來抗拒父權文化的宰 制。相反地,她們可能只是為了尋找一種純粹的閱讀歡愉,並在尋找的過程中,

發現了男性愛這片秘密花園,是使她們較為滿意、較為能夠享受閱讀樂趣的場 域。而這種無意識的行為,則因為文類內容較具爭議性,挑戰了父權異性戀社會 容忍的界線,進而促使女性閱聽人對自身的閱讀行為和當前的社會文化進行反 思,讓她們去重新檢視這個社會中那麼多的理所當然、那麼多的非黑即白,並可 能形塑某種異於社會主流、但卻是群體內部的主流的政治態度,對父權異性戀意 識型態宰制展開所有革命的第一步--思想上的反擊。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在此提出三點檢討與建議。首先,雖然Radway 主張女 性閱讀羅曼史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對父權宰制的抗拒,但林芳玫(2006)提醒大 眾切莫忘記去尋思,這樣的看法是否太過樂觀,且過度膨脹「抗拒」(resistance)

的意義?她指出,社會化永遠不可能是全面性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存有一些 與主流文化相異的看法或行為;Giroux 則認為「抗拒」的概念應該要有比較嚴格 的用法,只有以集體行動來向現存制度挑戰,才能被稱之為抗拒;而Budd 等人 在論及電視文化方面的研究時,亦提出不應該把「積極地觀看」(watching actively)

和「政治上積極」(actively political)這兩者混為一談。由此可見,不管通俗文 化的內容本身以及閱聽人的閱聽情境是否具有批判與顛覆的潛力,這和以集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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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動來促成制度改革仍舊是不一樣的(轉引自林芳玫,2006)。

女性閱聽人的男性愛消費經驗雖然可能促成她們的某種政治態度,或是她們 原來就抱有某種模糊的政治態度恰好與男性愛文類的意識形態格局相合,抑或兩 者相輔相成相生為女性閱聽人今日的立場,但這都不能代表她們有展開實質上的 社會運動,對父權體制進行抗議和改革。如由此觀之,則女性閱聽人透過男性愛 閱讀所產生的抗拒力量,恐怕相當有限。不過,若簡單以此做結,又令人不禁要 問,「抗拒」是否一定要導使某種實質的社會運動,才足夠充分到能受正視和重 視?

van 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對此有不同看法,她認為社會 和文化的轉型抗爭不應僅被視為對抗單一權力集團,也不應期待這些抗爭會採取 一致而持續的形式,從女性主義運動有「數波」之多,即可明白關於「抗爭」本 身的定義就是一個抗爭的場域,沒有固定的答案和策略。她並將女性主義抗爭分 為兩種不同層次:一個是制度的政治(institutional politics),即傳統上以遊說和 談判為主的政治運動,以爭取對女性有利的地位和權益;一個是自主的政治

(autonomous politics),挑戰涉及女性特質和性別的既有文化規範,以及有關生 活方式、價值觀和社會關懷等的行動。制度上的政治考量並不適用於大眾流行文 化,但這並不是說流行文化完全沒有政治或社會意涵存在,大量的流行文化收訊 研究顯示,流行文化與具體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之間的關聯,似乎主要是依據閱聽 人特定的文化和歷史經驗來解讀詮釋,而不是流行文化本身具有什麼特質。

事實上,自主的政治已被視作為構成新社會運動的重要特質,Ang(1998)

也指出不應輕忽「歡愉做為歡愉」(pleasure as pleasure)對於女性的培力作用。

就本研究來說,女性閱聽人在男性愛閱讀經驗中所展現的抗拒、歡愉以及對父權 異性戀社會體制的反思,顯然更關乎於自主的政治,這種形式或許不如制度政治 的訴求來得明顯和明確,但其悄悄撼動的是關於性別的概念和規範領域。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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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強調,性別論述是經由媒介產製、文 本和閱聽人接收等過程不斷協調而來,這種論述的不穩定性甚至可以強到連「性 別」的定義和概念都無法討論,這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烏托邦,是一種文化政治 的理想形式,因為它可以防止任何對女性/男性特質作頑強定義而造成的災難性 後果,瓦解傳統性別的固定意涵。而一旦去除了固定的認同,各種差異的連結也 會有所不同,此非但不會造成傳統意義上的團結和政治分崩離析,反而能夠促成 對抗既有權勢的新連結。自主政治的力量雖貌似微小,但實則潛藏有更大的作為 能力,從更基礎的價值觀念去改變性別權力和論述的結構。

其次,由於女性閱聽人自身或男性愛同好社群內部對於性慾取向所採取的政 治態度是傾向於開放的、不設限的,此點是否會反過來影響她們,導致她們無法 理直氣壯地對自我性慾取向認同做出表態,大聲說出「我就是只喜歡男生」或「我 就是只喜歡女生」?一方面,對於自身理念或社群內部而言,這是一種「政治不 正確」的宣言;另一方面,性慾取向是一種個人的隱私,在受訪者對研究者持有 戒心、無法完全託付自己時,開放性慾取向顯然是最保險的選擇,既符合社群內 部的政治態度,也不算完全隱瞞自身的性慾取向。

末了,研究者以研究過程中實際遭遇的困難,對研究方法提出反省與改良之 建議。身為男性愛群體內部的成員,研究者於平日的參與觀察和討論,確實有助 於發現群體間透過男性愛而流動的情慾能量,但也因研究者所能實際參與的群體 範圍有限,因此可能會過度放大某群群體之特質,而忽略其他群體之特性。對此,

研究雖已藉由擴大受訪者年齡層和職業層的方法,盡力降低受訪者的同質性並力 求增加多樣性,但或許仍不免受日常觀察所影響,而在訪談問題和結果呈現上有 所偏重。往後如若有相關之研究,或許可以以增加參與觀察的群體數之方式,以 對男性愛群體間之情慾流動,有更公允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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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研究受限於時間和研究方法因素,僅能對個別閱聽人進行單次訪談,

無法深入探究其平日生活的實踐和橫向的社群聯繫,是為缺憾之一。一如閱讀經 驗所產製的意義是由文本和閱聽人的生命經驗交織互動而來,閱讀的意義亦不只 發生於閱讀行為當下,更會溢流到閱聽人的生活之中,轉變成某些具體的實踐;

在個別閱聽人之外,閱聽人與閱聽人之間也會產生橫向的交流,共享閱讀意義的 文化生產和行動,凝聚成結盟的力量和可能性。本研究雖已致力於將女性閱聽人 的男性愛消費經驗放置回其日常生活脈絡之中,亦略有觸及詮釋社群的討論,但 有關更詳實的閱讀經驗生活化和社群結盟文化的展現,仍是研究力有未逮的地 方。若欲進一步瞭解其消費和生活之間更密切的關聯,建議後續研究可採取民族 誌方法,進入閱聽人的生活之中進行田野觀察;在訪談方法上,除了個別訪談,

本次研究因有兩名受訪者要求友人陪同,讓研究意外擁有兩次類似小型焦點團體 訪談的經驗,並由此發現,在團體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因有對話對象,更能將平 日群體相處間的情慾流動情境自然地呈現出來,有助於研究瞭解受訪者日常實踐 的實際情狀,此亦提出供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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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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