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色情風暴：性別與真實
第三節 生活脈絡中的閱聽人
一、 閱聽人研究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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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脈絡中的閱聽人
既然要討論女性色情，那麼自然不能忽略閱聽人在這樣一個以女性為主的色 情近用類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面對閱聽人，本研究延伸自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研究取徑，視閱聽人為意義的生產者，並將其女性色情消費經驗置於 日常生活的社會情境裡，探討女性閱聽人在其生活脈絡中和女性色情文本的互動 關係。
一、 閱聽人研究的變遷
過去數十年間，「閱聽人」的概念歷經變化，從被媒介訊息主宰的被動身份，
到擁有主動選擇和詮釋文本的能力，使得閱聽人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有所調 整，也造成研究典範的變遷（張文強，1997；盧嵐蘭，2008）。
早期Adorno 和 Horkheimer 率先使用「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一詞，
宣 稱 文 化 工 業 的 產 品 有 文 化 同 質 性 （cultural homogeneity ） 和 可 預 測 性
（predictability）兩大特色，將商業媒介文化視為資本主義大旗下助長統治者意 識形態的工具，意在傳佈收編及操弄閱聽人的訊息內容，閱聽人在文化工業的意 識形態下無所遁逃，不斷接收文化工業制式化的產品的結果，只會使他們喪失自 我 多 元 性 和 反 思 能 力 ， 並 與 所 接 收 的 訊 息 價 值 觀 融 合 （Adorno &
Horkheimer,1979; 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1；盧嵐蘭，2007）。但隨著七○年 代的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讀者反應理論（aesthetic of reception，收訊美學研究，一般泛稱讀者反應論）以及八○年代接收分析研究的 出現，過往傳播研究中認為媒介具有固定意義會對閱聽人造成影響，而閱聽人只 做為無關緊要的收訊者的觀念受到挑戰和調整，研究發現媒介的影響力並不如想 像中的大，閱聽人也不是全然被動的媒介訊息「受害者」，閱聽人是主動的，或 至少具有相對自主性，可能會對媒介訊息做出某些協商或對立解讀（張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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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盧嵐蘭，2007）。
但從關注文本訊息轉而著重閱聽人主動性的過程中，卻又矯枉過正而出現了 一種類似「決定論」的逆轉的情形，過份強調文本和閱聽人之間水火不容的二元 對立關係，使得當一方的地位被提昇時，另一方便淪為彷彿不存在的存在。張文 強（1997）以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研究的演變為例，指出早期文學批評 對文本和作者的重視，使文本取得雙方關係中的主導權，讀者絲毫沒有抗拒文本 訊息的能力；但隨後的讀者反應論似乎又將此一關係模式反轉過來，讀者取得閱 讀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文本則被貶抑得可有可無。周華山（1993）認為這種關係 的轉換形同另一種形式的決定論，只不過是將文本的掌權地位推翻，取而代之以 讀者當政而已。為了解決過度偏重文本或閱聽人任何一方的偏頗現象，許多學者 開始改以折衷方式看待問題，認為閱聽人和文本之間是雙向互動的動態關係，閱 讀過程是有所限制的，文本既無決定性的影響效用，閱聽人亦無漫無節制的閱讀 主動性（Iser, 1978; Fish, 1980）。晚近一些閱聽人研究亦已日益重視閱聽人的實 際生活和媒介經驗，強調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瞭解閱聽人如何在具體脈絡中使用 媒介，以及在哪些相關情境因素的影響下，產製獨特的閱讀意義和經驗（張文強，
1997；盧嵐蘭，2007）。
綜觀閱聽人研究的發展，Jensen 和 Rosengren 提出閱聽人研究的五大傳統如 下，並將這些傳統分別劃歸為社會科學典範及人文典範：類屬前者的有效果研究
（effects research）和使用與滿足研究，強調客觀原則，要求研究者依理論、假 設形式、觀察、分析、解釋等一定程序呈現研究結果，即所謂「量」的分析；類 屬後者的為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強調研究者應置身其中，以 行動者（actor）的觀點來瞭解現象的全貌，重視「質」的分析。接收分析則兼具 兩者的特色（Jensen & Rosengren,1990；林芳玫，1996: 155-169；翁秀琪，2011:
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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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效果研究
效果研究的歷史悠久，每當一有新的傳播媒介出現，就會引起大眾和學 者專家對其效果的興趣和恐懼，憂心這些新媒介會否給人們帶來負面的影 響，效果研究的典範於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展出來。從二○年代潘氏基金 會（The Payne Foundation）對電影效果的研究開始，效果研究的風貌由短期、
立即、強大、表面的效果，轉變為長期、間接、不一致的效果；閱聽人的地 位也從被動接受訊息，轉變為主動、有選擇性的媒介內容使用者。就其理論 層次而言，效果研究以媒介為起點，並通常具有以下特色：(1) 將媒介訊息 內容視為可辨識、可測量的符號；(2) 認為閱聽人的社會心理因素會影響其 對媒介訊息內容的反應；(3) 社會情境會影響閱聽人對訊息內容的注意程 度。就研究方法層面，效果研究主要採社會科學的實驗法或問卷調查法等量 化方式，測量特定媒介內容對閱聽人的影響。
然而，眾多的效果研究卻發現媒介效果的變項只能解釋大約10%至 20%
的變異量，顯示出媒介效果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強大，也因此出現「媒介效 果有限」的論調。由於效果研究只研究可測量的、容易測量的現象，無法量 化的社會現象也就被排除在外，使其無法掌握處理媒介對觀眾的意識形態影 響。
（二） 使用與滿足
一般傳播學者多採取媒介效果角度或媒介使用角度來探索媒介和閱聽 人之間的關係，效果研究屬於前者，而使用與滿足研究則正好與之相反，其 以個別閱聽人為重，探討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機和從中獲得的滿足，並將傳 播研究至此推入一個新的領域。這個研究觀點包括下列幾點基本假設：(1) 閱聽人使用媒介是有目的的，其基於心理或社會需求來使用媒介；(2) 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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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媒介的主動使用者，而非媒介駕馭閱聽人；(3) 大眾傳播媒介是滿足人 類需求的方法之一，其必須和其他來源（如：人際傳播）競爭；(4) 在研究 方法上，使用與滿足的資料來自於閱聽人的自我報告，其假設閱聽人是理性 的，能夠瞭解自己的興趣和動機，並能清楚地表達出來，研究者再據閱聽人 的回答加以推測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目的；(5) 由於閱聽人是以自我報告的方 式陳述有關傳播的文化意義，研究者因此不必對大眾媒介或閱聽人下任何道 德價值判斷。
使用與滿足研究預設閱聽人可以從媒介中獲得滿足（若非如此，閱聽人 便不會去使用該特定媒介），使得媒介批評的可能性大為降低，甚至為不好 的媒介內容製作者提供藉口，以滿足閱聽人需求為媒介內容製作的方針。針 對使用與滿足研究的批評大致可歸納如下：(1) 太重視個人資料，無法推論 至社會結構層面上；(2) 過度依賴閱聽人的自我報告，對需求、動機等定義 並不明確；(3) 其認為閱聽人會主動尋求訊息，即與其另一假設「人的動機 受制於基本需求和社會經驗」相互矛盾，另有研究發現閱聽人對於訊息非常 沒有選擇性；(4) 不重視媒介內容，有失完整；(5) 具功能論色彩，因此任 何有關功能論的批評，都能用來批評它。
（三） 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對文學讀者的研究和媒介閱聽人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文 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經驗層次上的讀者，而是從規範（normative）的層次研究 讀者「應該」如何閱讀。在文學批評的領域裡，是以作品為中心，研究讀者 如何鑑賞作品，強調文本結構對讀者的影響，而較不重視讀者如何解讀文 本。但規範性的文學觀在近年亦備受挑戰，學者開始關注現實裡讀者的實際 閱讀過程，研究對象也從經典擴及至通俗文學，近年的文學批評研究顯示三 種方向：(1) 歷史研究，探討某種文學類型及其讀者群的興起過程；(2)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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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反應理論，從微觀層次探討個別讀者與特定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和解讀策 略；(3) 文學社會學研究，以社會團體（social group）為分析單位，探討詮 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形成及其閱讀方式。
（四）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起始於英國，一般以1964 年在伯明罕成立的「英國當代文化 研究中心」為重鎮，其強調整體觀（holistic approach），將文本及閱聽人置 於具體的生活脈絡之中，並進一步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來探討日常生活、社會 結構和歷史條件之間的關聯。文化研究有兩大典範：文化主義（culturalism）
及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其皆關心文化與社會，但在面對文化、意識形 態、情境等概念時，兩者呈現出觀點的歧異。文化主義者尊重社會成員的經 驗，認為任何文化活動的意義，都必須由當事人主觀加以詮釋，將文化視為 所有社會實踐所組成的整體，其反對下層結構－上層結構的僵化公式，視社 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為互動關係；結構主義者則認為文化是透過符號結構 而產生意義，社會共識可能並非經由個人間的自由溝通所達成，而是由意識 形態所框架出來的，社會成員不論是解釋生活實況或從經驗中汲取意義，都 必須借助語言和符號，也唯有透過這些架構，生活方可以被分類、辨認、進 而展現出意義。
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以通俗文化為主，企圖挑戰文學研究裡的雅俗之 分，以及傳播研究裡新聞／娛樂的二元對立。其理論實質上探討的是各種不 同的文化實踐如何產生社會意義，但也同時具有明顯的政治批判意圖，注重 閱聽人對宰制性意識形態的抗拒和這種抗拒促成政治解放的潛力。由於過於 強調閱聽人的抗拒行為，以至於使其往往容易忽略閱聽人的順從行為，文化 研究的政治關懷不可避免地使其問題意識受到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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