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散结构与基础价值观
1969 年，比利时学者普里高津在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处于远离平衡状态下的开放系 统，在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通过能量耗散过程和系统 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制，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熵流可能为负，系统总熵 变可以小于零，则系统通过熵减就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 论认为，在物质世界的各类系统的进化与退化竞争中，总会不断产生更 加有序化的耗散结构，这些过程构成了不断多样化与趋向复杂化的物质 世界发展图景。由此否定了悲观论者的‘热寂说’。”（《熵与社会发 展》）
这真是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 1977 年，作为现代热力学的奠基人 伊利亚· 普里高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 人类对自然与生命规律的乐观性。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克劳修斯在 他的生前几乎在科学界没什么地位，相反由于他宣传了“宇宙热寂说”而 招致了广泛的批评。100 年后，他提出的熵概念和熵增原理，虽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和最基本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适 用于人类社会”，但毕竟，它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科学定律。
相比起来，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学说则显得温情了许多，给人类以 勇气和希望：只要处于开放的体系中，只要有能量的交换与释放，除了 封闭的宇宙之外，任何的自然与人类组织，都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 的逆转，实现“熵减”，实现肌体的更新。这无疑是对人类关于奋斗、努 力等词义的最大肯定。
任正非在2012 年7 月的一次讲话中讲道：“后来我的研究愿望就不 再是天体运动，而是社会延续的动力。如何使人们能持续奋斗，有效地 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一直推动的一系列改革的来源。我们提出‘以客 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理念，也与此有关。”
任正非形象地说：“什么是耗散结构？你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就 是耗散结构。为什么呢？你身体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变成肌肉 了，就变成坚强的血液循环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会有了，肥 胖病也不会有了，身体也苗条了，漂亮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
那我们为什么要耗散结构呢？大家说，我们对这个公司非常忠诚，其实 就是公司付的钱太多了，不一定能持续。因此，我们把这种对企业的热 爱耗散掉，用奋斗者，用流程优化来巩固。奋斗者是先付出后得到，与 先得到再忠诚，有一定的区别，这样就进步了一点。我们要通过把我们 潜在的能量耗散掉，从而形成新的势能。”
不但要把对华为的热爱耗散掉。就连自豪感也要耗散掉。“要打掉 那种盲目的自豪感，有什么可自豪的呢？还是要多些危机感，我们活得 有多艰难，我们自己最清楚了。”任正非不无忧虑地说。
他认为：“我们总是在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确定与不确 定的时候，交替进行这种变革，从而使公司保持活力。你们吃了太多牛 肉，不去跑步，就成了美国大胖子。你们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们 就成了刘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决定 一定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耗散制度”。耗散什么呢？耗散掉富贵病，耗散掉惰 怠之风、享乐之气，让艰苦奋斗的“肌肉”结结实实地扎根于华为文化之 中。艰苦奋斗是华为核心价值观中的基础价值观，是华为得以成长与壮 大的原始基因，但随着公司发展，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华为的原始基 因也可能会产生变异，实际上某些人、某些部门已经变得扭曲了。所 以，任正非在2006 年适时提出：“我们讲的艰苦奋斗不但是指生活上 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
然而，讲归讲，思想归思想，当一个近乎完美的思想设计落实到战 略与战术层面时，常常会走形、衰减甚至流于口号，束之高阁。在华 为，是如何达成价值观的有效传递的呢？除了20 多年来的“年年讲，月 月讲，天天讲”之外，坚持自我批判必不可少。
自我批判是强化和稳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在一个充满了变化 的动荡时代，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道德的急剧滑坡的两极撕裂的社会背 景下，企业要想保持自身价值观的独特性与纯粹性，显然是难而又难的 艰巨挑战。自我批判无疑是一种及时的、破坏性最小的、有效阻抑“组 织熵增”的好方式。
任正非明确讲道：“公司长远坚持开放的政策，是从来不会动摇 的，不管在任何困难情况下，要坚持开放不动摇。不开放就不能吸收外 界的能量，不能使自己壮大。同时必须坚持以批判的思维来正确对待自 己，否则开放就不会持续。”
然而，在自我批判仍不足以抗拒不可逆的“熵增”时，通过相对激进 的变革，引入负熵流，以冲减“熵增”，从而改变组织的无序状态，重构 组织活力，就显得至为重要了。华为历史上的流程变革、市场部大辞 职、7 000 人集体买断工龄，无不是借助变革的工具，重整组织体系，
打破山头主义，打破论资排辈，让更有使命感、危机感、饥饿感的人群 成为公司的主导性力量。
自我批判和组织变革保证了华为不会出现逆淘汰文化，或者叫“逆 耗散”。一个健康成长的组织的首要因素就是：组织本身具有强大的自 我修复能力，组织的良性细胞对衰朽的、发生病变的细胞具备强大的剔 除能力，而不是相反。
从马克思到路易斯· 凯尔索
组织如人一般，到了中年，自然就会疲惫，浑身散发出困顿和一丝 的腐臭之气。在此基础上，因组织的疲劳和腐败、个体的贪婪等，又会 滋生出山头主义、小团体政治、领袖崇拜、集体不作为以及背叛与哗变 等亚文化现象。
组织领袖们一生的使命，就是与组织的疲劳和腐败作斗争，罗马大 帝、秦始皇、列宁、华盛顿、毛泽东、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郭士 纳、普京、杰克·韦尔奇、贝卢斯科尼以及希特勒等，他们都遭遇和见 证过了追随者的疯狂与厌倦，以及领袖自身的厌倦。由大众追随到被遗 弃，不仅是领导者的过错或人格缺陷所致，时间造成的厌烦才是真正的 杀手。
历史上流血的革命、输血或换血的变革，既是对组织堕落的惩罚，
也是为了征服国家的疲劳。西方的轮流坐庄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创造 的换届制度，从组织心理学的角度看，也都是基于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 察：大众总是期盼新面孔与新激情。
人类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也大都如组织病理学家们一 样，集全部的智慧为社会组织（包括国家、企业等）号脉、诊病、开药 方。释迦牟尼、耶稣、孔子、苏格拉底、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克斯·
韦伯、德鲁克……他们莫不以超然的立场冷视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制度、
国家与社会，并给大众以某种激励和温暖。
批判，是思想家们的解剖刀。批判所引发的变革是组织走出疲劳和 病态，重新激发活力的重要力量。19 世纪40 年代，一位叫马克思的西
方人，一位落魄的知识分子，写了一部《共产党宣言》，像寂静暗夜的 猫头鹰一般，以极端刺耳的嘶鸣之声，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命 运：“每个毛孔都流着工人的鲜血”的资本家阶层与日益贫困化的工人阶 级之间的二元对立，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覆灭。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以“掘墓人”的姿态出现，却成为资本主义 伟大的“清道夫”—至少到今天为止。马克思振聋发聩的“丧钟式”宣言，
导致了100 年之后的另一份宣言：《资本主义宣言：如何用借来的钱让 8 000 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其基本思想是：人们可以通过付出劳动和 付出资本两个方面来获得收入。一个叫路易斯· 凯尔索的美国人，提出 了员工持股计划。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人群的急剧扩大，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位资本主义“补天派”思想家的贡献与发明。
1988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10 个年头，笔者一位出版界的朋友以 黑色幽默的口吻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结果把‘资本’留给了 西方，把‘论’留给了东方。”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我 的重要发明是不争论。”将近30 年，在“不争论”的背景下，中国以奇迹 般的速度创造了民族历史上最黄金的时期，同时，也积累了太多的国家 疲劳和病变。
当今的中国，似乎要给“论”释放宽度和空间，又要留住“资本”。
在“资本”与“论”的多维矛盾之间达成怎样的共识，考验着全体国民的智 慧—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包括企业家群体。
惶者生存：恐惧推动自我批判
1948 年，延安，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黄炎 培以极其坦率的语言说：“我生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 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 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 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 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 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 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 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 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 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 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