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Bourdieu 方法學相關議題
第一節、 Bourdieu 的批評對象：Clark 與《現代生活的畫像》
如果說 Bourdieu 視馬內為現代藝術象徵革命的濫觴，並力圖藉由場域論解 釋現代藝術運行的邏輯；作為藝術社會史學者的 Clark 則在於提出一套認識藝術 與社會結構變化的構聯方式，企圖以表象的符號連結社會事件廓清印象派藝術從 表現對象到手法的複雜社會因素。同樣面對西歐藝術世界在十九世紀的重大變異，
研究者認為，由於 Bourdieu 對社會中一個最特殊領域成規的不信，或者對簡單 運用社會概念解釋藝術表象的不認同，而希望透過場域結構和作家實踐之間的關 係取代模稜兩可或虛幻的詮釋方式；另一方面，Clark 則認為批判的藝術史需要 透過思考藝術表現與社會意識之間的真正關係來取代─例如：平面性等─未經仔 細審視的陳腔濫調。皆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Bourdieu 與 Clark 將矛頭指向現代 藝術的理由各自不同，但兩者的見解卻同時為當代對印象派的審視擲出重要的震 撼彈；或許前者在藝術史的影響力尚不及後者，但從 Bourdieu 晚期對 Clark 觀點 的反思可探知社會學家 Bourdieu 希望以其自身的方式回應藝術史中有關的社會 藝術脈絡，並試圖定位自己藝術場域與藝術家的方法論。225
其實藝術史家 Clark 並非戰後傳統的藝術史研究者，相反，是推動 1970 年
「新藝術史運動」（New art history movement）的重要人物。「新藝術史」吸納包 含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判理論及其他社會及政治議題等跨域的綜合學科，
意圖改造傳統以圖像學和詮釋學為主的藝術史，使這個學科能更清楚的批判和反 省現代藝術的價值。然而，新藝術史的左翼色彩絕不是只發生於學術界或特定地 域的效應。英國藝術史學者 Andrew Hemingway 曾簡要分析「新左藝術史」的國 際性發展及藝術史學界的變化。226 他的研究明確地指出，無論此運動的發源地 德國或者飄移地美國，新馬克斯主義介入藝術史的姿態都來自於激進的學術改革
225 Pierre Bourdieu et al., Manet: une révolution symbolique (Paris : Raisons d’agir/Seuil, 2013).
226 安德魯‧海明威（Andrew Hemingway），〈新左藝術史國際〉，張瀠之譯，《典藏今藝術》253 期，（台北：典藏藝術家庭），頁 16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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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Jonathan Harris 指出，「藝術社會史」的概念與方法最早在 1973 年由 Clark 在探討庫爾貝的藝術時被提出；大量援引馬克思對社會階層和勞動的概念並運用 到解釋圖像上，其方法在 1984 年研究馬內的著作中臻至成熟，帶動英美的左翼 藝術史發展。227
Bourdieu 在 2000 年初課堂系列講稿中，梳理一系列社會和藝術論述交會時 所面臨的問題。當 Bourdieu 著手藝術史在二十世紀所累積的豐厚成果時，也意 識到必須在藝術史脈絡中定位出一種方法，他所處理的便是其「場域論」與這些 方法學之間的差異。
Clark 的藝術社會史即 Bourdieu 在探討有瑕疵的方法中最典型的例子。
Bourdieu 將火力集中批判 Clark 在其經典之作《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 者藝術中的巴黎》（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1984）
228 一書中所探討的繪畫與社會因素的方式。這本書是 Clark 從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7-8.228 T.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中譯本：
T.J. 克拉克（T.J. Clark），《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中的巴黎》，沈語冰、諸葛 沂譯。
229 Clark 所屬的聚落屬於 1970 年代新藝術史的流派，其思想的主要影響包括 Guy Debord 的《景
觀社會》論著和當時發展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潮。詳見 Andrew Hemingway，〈新左藝術史國際〉
與 Pierre Bourdieu, Manet, 396.
230 Bourdieu, Manet, 396.
231 克拉克，《現代生活的畫像》，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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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受到「社會實踐」不斷被爭鬥、重新界定；進而指出改寫「社會表象」及構 成表象的符號系統的最大因素即難以預測的「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是錯綜複雜的，總是超越一種既定話語的約束；它是表象在 其運用中的重新安排；是鞏固或摧毀我們的範疇，製造或撤銷一個概 念，模糊一種特定的語言遊戲的邊界，使其難以（儘管有可能）區分 錯誤與隱喻的檢驗。232
這些「社會實踐」實際操作的環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雖然 Clark 指出 了階級符號可重新界定的特性，也說明：「個體所在的階級……是社會生活的決 定性因素。」但是，這個具體實行「社會實踐」的主角似乎不是作為主體的個體，
而更近似於階級群體的單位。實踐主體的空缺恰巧反映出 Clark 理論既唯物又結 構論的傾向。
回到階級群體的問題，Clark 稍後轉向意識型態所建構出來的排除性質：
意識形態傾向於否認在它們的結構和操作方式中存在著諸如此類的 東西：在意識形態中，知識並不是一種操作方式，而是一種簡單的排 列；就那些圖畫或言論完全具有一個結構而言，這個結構就是大寫的 現實（the Real）為其提供的。233
意識形態投射出的結構排列提供現實的映象，本質上「封閉了話語，反對將 自己理解為生產、過程、實踐、生存和偶然性。」其封閉性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 積極向支配階級爭鬥特定符號的手段。
另一項 Clark 用來指陳資產階級社會徵象的是「景觀社會」，取自情境國際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概念，Clark 取用 Guy Debord 的論述標誌，但稀釋
232 克拉克，《現代生活的畫像》，頁 31。
233 克拉克，《現代生活的畫像》，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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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戰後景觀沉重的說法及憂鬱的特質，強調一種整體經濟變遷和社會階級轉變的 同時，納入畫家如何再現「現代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