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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出版品的內容分析;另一方面,也漸從文革期間逃離到香港的中國大陸難民 做直接訪談,而獲得中共政治發展的口述資料。但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著許多 問題:一是在此有限的條件之下,易使成果有概括性與高度抽象化的缺點,無 視具體官僚組織的實際運作而流於形式主義,或是偶有對廣東或福建等省份從 事區域性的研究,但可能產生以偏概全的結果。二是在隔離情境之下的研究工 作較易流於直覺式或描述性的詮釋,或是將中共視為蘇聯共產主義的另一實 踐,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化身。這些結果,使得研究成果其實具有高度政治教育 意 涵 , 但 既 無 法 達 到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的 水 平 , 更 沒 有 對 研 究 進 行 概 念 化

(conceptize)工作的能力。16溫洽溢教授也評析從中共建政到文革這段時期的研 究取向有三:一是研究屬於「宏觀敘事」(grand narrative);二是多屬描述性的 作品而缺乏普遍性的理論和模式,也缺乏比較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三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與世隔絕,以及中共嚴格控制資料的流通,因此學者多只能 仰賴中共官方管道,以中共的概念闡釋政治制度,但也有少數學者如白魯恂

(Lucian Pye)等人以文化視野詮釋,而文革的爆發也印證他們對中共黨人組織 行為的分析。17這些面向與發展脈絡,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體會研究實際上所面 對到的諸多問題與研究典範的移轉景況。

貳、中華民國臺灣匪情研究的各機構簡介

一、冷戰下的匪情概況與各機構

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資料方面相較於歐美而言,就有自身取得資料的不 同管道。1949 年國民政府來臺後,由於兩岸對峙的情勢使然,因此延續在大陸 時期密切關注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中共的發展,仍舊是國家安全與生 存重要的首要課題。因此,就必須仰賴實際且可靠的情報資料與研判,才能準 確瞭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動向,也成為臺灣特殊的「匪情研究」緣由,但相對也成 為一個禁忌。這些情報工作的步驟,曾於 1998 到 2002 年先後擔任國防部軍事情

16 李英明,「導論」,中共研究方法論,頁 1-16。

17 溫洽溢,「當代西方的中國發展:以美國為例」,載於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巨流,

2007),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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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局18局長、國家安全局局長、國家安全會議19秘書長的丁渝洲就指出,情報工 作有四大循環:指導、蒐集、研析、運用。指導,是依據需求,有指導,蒐集 才有方向。蒐集情報,手段包括公開情資、衛星、空照、電偵、網路以及諜員 等,早期的軍情局比較容易彰顯蒐集功能,因為大陸處於鎖國狀態,兩岸也沒 有交流,所以光是蒐集書報及中共內參資料就有一定的價值,中國大陸走向改 革改革開放後,資訊獲得較以前容易,但關鍵資訊反而比以前困難取得;軍情 局同仁如果沒有札實的訓練,無效的情報會特別多,研析人員因而必須花很多 時間處理無效的情資,造成人力負擔,蒐集情報是高危險性的工作,而研析情 報則是高度智慧的工作,情報是正確的,但研析判斷如果錯誤,一樣會影響到 政府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研析的可貴在於,從公開的資料、零星的情報,分 析出中共內部的真實狀況;而情報如果不去運用即毫無價值,此外也要保護情 報來源。因為情報管道一外洩,敵方很容易逆向追查到情報來源,所以在運用 情報時,凡是會影響到情報來源就要慎重,否則會影響情報人員的士氣,這是 生死交關的大事。20

曾任教於東亞研究所的曾永賢先生曾提及「匪情研究」的特色:21

早期之「匪情研究」侷限於情報、調查機關或國民黨中央黨部等有關單 位,乃是做為「對敵鬥爭」的一部份任務來進行,其特色是資料和研究成 果都必須絕對保密,且在高度敏感的情況下為之。...再次,早期從事

「匪情研究」人士,乃憑藉自身文化背景、工作經驗,以及對國家的熱 忱,為培養新一代研究人員貢獻心力。

18 1928 年北伐後期,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1932 年因應日本逐漸進犯,成立國民政 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1937 年對日抗戰而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戴 笠負責第二處。1946 年,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進行保密防諜工作;1950 年,總部設於士林芝 山岩;1955 年,再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執行戰略預警情報蒐集與研整任務;1985 年,再改組 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該局網頁:http://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3581&p=55871。

19 1967 年成立的國家安全會議,前身為 1951 年的國防會議,是中華民國主理國家安全的專責機 構,下轄國家安全局,會議主席是總統,但實際負責人是秘書長,置有一至三位的副秘書長,

以及五到七位的諮詢委員。職掌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網路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 5%AE%B6%E5%AE%89%E5%85%A8%E6%9C%83%E8%AD%B0。

20 丁渝洲口述、汪士淳撰寫,丁渝洲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57-160。

21 曾永賢,「序言」,載於施哲雄等著,發現當代中國(臺北:揚智文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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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煥卿前所長22曾提及當時的氛圍:23

我的大學時代是在 1956 年到 1960 年,這段期間正是中共「三面紅旗」

運動,正在準備發動到全面失敗結束的時期。那時所有共黨問題,特別是 中共問題,都是極為敏感,甚至是學術界的一個禁區。在學術上只有在三 民主義課堂裡,老師根據國父遺教中,關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加 以解說,至於中共政制如何流於極權體制,及中共作為俄共之蝗蛉,屢次 演出「保衛蘇聯祖國」之醜劇,而出賣民族利益之事,老師既無此知識,

也無此能力予以解說與批判。在政界,我們那時在國家慶典時,除喊一些 反共口號外,很少人會談論共產問題。此外,對中俄共法定的稱呼,就是

「蘇聯侵略者」與「中共匪邦」,後者簡稱「共匪」。我想那時國際關係 研究所的問題與研究、國防部情報局的匪情問題研究及調查局的共黨問題 研究等刊物,可能都已發行面世,但一方面事涉敏感,再者學術界也不把 它當作學術刊物,各大學圖書館也不見得訂閱它們。記得我服完預官役任 職政大社科中心的時候,曾到臺北市永康街國研所問題與研究雜誌社,長 期請贈過這份刊物,我想這可能是政大最早擁有這類敏感性的雜誌,因為 圖書館不會訂閱它的。

前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劉惠林,則是具體指出當時中華民國 各個相關的研究機關,他在 1976 年的研究指出:「臺灣的中共研究,是從『匪 情研究』而來。當時的主要機構,可劃分為國防部情報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六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24(其他政府各部會還包括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等)、

22 張煥卿(1935-),河南舞陽人,政治大學邊疆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政治所碩士、美國德立華 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碩士。1949 年離鄉,早年就讀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其後子 弟學校遷到彰化員林為臺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1964 年為陸軍官校政治系講師,1968 年於政大 東亞所服務,1991 年至 1994 年任東亞所長。見王綺年訪談、胡依蝶謄稿,張煥卿教授口述歷 史手稿,載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

訪談與資訊」網頁。另外,其各階段學習與生活感受,包括其留學美國歷程,也可見張煥卿,

情誼涓滴訴不盡(臺北:文史哲,2011)。

23 王綺年訪談、胡依蝶謄稿,張煥卿教授口述歷史手稿,載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 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訪談與資訊」網頁。

24 法務部調查局的前身成立於 1928 年,在 1949 年改隸為內政部調查局;1956 年再改隸為司法行

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著有匪黨的鬥爭策略(1951)、共匪暴政及其崩潰(1952)、大陸 紅禍(1954)、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1967)、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

在文檔中 當代中國學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肇基與嬗遞(1968-2015)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