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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出版品的內容分析；另一方面，也漸從文革期間逃離到香港的中國大陸難民 做直接訪談，而獲得中共政治發展的口述資料。但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著許多 問題：一是在此有限的條件之下，易使成果有概括性與高度抽象化的缺點，無 視具體官僚組織的實際運作而流於形式主義，或是偶有對廣東或福建等省份從 事區域性的研究，但可能產生以偏概全的結果。二是在隔離情境之下的研究工 作較易流於直覺式或描述性的詮釋，或是將中共視為蘇聯共產主義的另一實 踐，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化身。這些結果，使得研究成果其實具有高度政治教育 意 涵 ， 但 既 無 法 達 到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的 水 平 ， 更 沒 有 對 研 究 進 行 概 念 化
（conceptize）工作的能力。16溫洽溢教授也評析從中共建政到文革這段時期的研 究取向有三：一是研究屬於「宏觀敘事」（grand narrative）；二是多屬描述性的 作品而缺乏普遍性的理論和模式，也缺乏比較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三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與世隔絕，以及中共嚴格控制資料的流通，因此學者多只能 仰賴中共官方管道，以中共的概念闡釋政治制度，但也有少數學者如白魯恂
（Lucian Pye）等人以文化視野詮釋，而文革的爆發也印證他們對中共黨人組織 行為的分析。17這些面向與發展脈絡，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體會研究實際上所面 對到的諸多問題與研究典範的移轉景況。
貳、中華民國臺灣匪情研究的各機構簡介
一、冷戰下的匪情概況與各機構
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資料方面相較於歐美而言，就有自身取得資料的不 同管道。1949 年國民政府來臺後，由於兩岸對峙的情勢使然，因此延續在大陸 時期密切關注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中共的發展，仍舊是國家安全與生 存重要的首要課題。因此，就必須仰賴實際且可靠的情報資料與研判，才能準 確瞭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動向，也成為臺灣特殊的「匪情研究」緣由，但相對也成 為一個禁忌。這些情報工作的步驟，曾於 1998 到 2002 年先後擔任國防部軍事情
16 李英明，「導論」，中共研究方法論，頁 1-16。
17 溫洽溢，「當代西方的中國發展：以美國為例」，載於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巨流，
2007），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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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局18局長、國家安全局局長、國家安全會議19秘書長的丁渝洲就指出，情報工 作有四大循環：指導、蒐集、研析、運用。指導，是依據需求，有指導，蒐集 才有方向。蒐集情報，手段包括公開情資、衛星、空照、電偵、網路以及諜員 等，早期的軍情局比較容易彰顯蒐集功能，因為大陸處於鎖國狀態，兩岸也沒 有交流，所以光是蒐集書報及中共內參資料就有一定的價值，中國大陸走向改 革改革開放後，資訊獲得較以前容易，但關鍵資訊反而比以前困難取得；軍情 局同仁如果沒有札實的訓練，無效的情報會特別多，研析人員因而必須花很多 時間處理無效的情資，造成人力負擔，蒐集情報是高危險性的工作，而研析情 報則是高度智慧的工作，情報是正確的，但研析判斷如果錯誤，一樣會影響到 政府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研析的可貴在於，從公開的資料、零星的情報，分 析出中共內部的真實狀況；而情報如果不去運用即毫無價值，此外也要保護情 報來源。因為情報管道一外洩，敵方很容易逆向追查到情報來源，所以在運用 情報時，凡是會影響到情報來源就要慎重，否則會影響情報人員的士氣，這是 生死交關的大事。20
曾任教於東亞研究所的曾永賢先生曾提及「匪情研究」的特色：21
早期之「匪情研究」侷限於情報、調查機關或國民黨中央黨部等有關單 位，乃是做為「對敵鬥爭」的一部份任務來進行，其特色是資料和研究成 果都必須絕對保密，且在高度敏感的情況下為之。．．．再次，早期從事
「匪情研究」人士，乃憑藉自身文化背景、工作經驗，以及對國家的熱 忱，為培養新一代研究人員貢獻心力。
18 1928 年北伐後期，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1932 年因應日本逐漸進犯，成立國民政 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1937 年對日抗戰而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戴 笠負責第二處。1946 年，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進行保密防諜工作；1950 年，總部設於士林芝 山岩；1955 年，再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執行戰略預警情報蒐集與研整任務；1985 年，再改組 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該局網頁：http://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3581&p=55871。
19 1967 年成立的國家安全會議，前身為 1951 年的國防會議，是中華民國主理國家安全的專責機 構，下轄國家安全局，會議主席是總統，但實際負責人是秘書長，置有一至三位的副秘書長，
以及五到七位的諮詢委員。職掌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網路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 5%AE%B6%E5%AE%89%E5%85%A8%E6%9C%83%E8%AD%B0。
20 丁渝洲口述、汪士淳撰寫，丁渝洲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57-160。
21 曾永賢，「序言」，載於施哲雄等著，發現當代中國（臺北：揚智文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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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煥卿前所長22曾提及當時的氛圍：23
我的大學時代是在 1956 年到 1960 年，這段期間正是中共「三面紅旗」
運動，正在準備發動到全面失敗結束的時期。那時所有共黨問題，特別是 中共問題，都是極為敏感，甚至是學術界的一個禁區。在學術上只有在三 民主義課堂裡，老師根據國父遺教中，關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加 以解說，至於中共政制如何流於極權體制，及中共作為俄共之蝗蛉，屢次 演出「保衛蘇聯祖國」之醜劇，而出賣民族利益之事，老師既無此知識，
也無此能力予以解說與批判。在政界，我們那時在國家慶典時，除喊一些 反共口號外，很少人會談論共產問題。此外，對中俄共法定的稱呼，就是
「蘇聯侵略者」與「中共匪邦」，後者簡稱「共匪」。我想那時國際關係 研究所的問題與研究、國防部情報局的匪情問題研究及調查局的共黨問題 研究等刊物，可能都已發行面世，但一方面事涉敏感，再者學術界也不把 它當作學術刊物，各大學圖書館也不見得訂閱它們。記得我服完預官役任 職政大社科中心的時候，曾到臺北市永康街國研所問題與研究雜誌社，長 期請贈過這份刊物，我想這可能是政大最早擁有這類敏感性的雜誌，因為 圖書館不會訂閱它的。
前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劉惠林，則是具體指出當時中華民國 各個相關的研究機關，他在 1976 年的研究指出：「臺灣的中共研究，是從『匪 情研究』而來。當時的主要機構，可劃分為國防部情報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六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24（其他政府各部會還包括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等）、
22 張煥卿（1935-），河南舞陽人，政治大學邊疆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政治所碩士、美國德立華 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碩士。1949 年離鄉，早年就讀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其後子 弟學校遷到彰化員林為臺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1964 年為陸軍官校政治系講師，1968 年於政大 東亞所服務，1991 年至 1994 年任東亞所長。見王綺年訪談、胡依蝶謄稿，張煥卿教授口述歷 史手稿，載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
訪談與資訊」網頁。另外，其各階段學習與生活感受，包括其留學美國歷程，也可見張煥卿，
情誼涓滴訴不盡（臺北：文史哲，2011）。
23 王綺年訪談、胡依蝶謄稿，張煥卿教授口述歷史手稿，載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 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訪談與資訊」網頁。
24 法務部調查局的前身成立於 1928 年，在 1949 年改隸為內政部調查局；1956 年再改隸為司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