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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時間關於臺灣的中國研究,在 90 年代中期事實上產生很大的變 化,一方面和政治上的變化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教育政策變化有關。這個 大環境的改變,同時也影響到國關中心與東亞所,原來這兩個單位屬性是 相近的,只是一個強調研究,一個強調教學,尤其在早期的師資和研究人 員重疊性更高。而真正的大改變,就是 90 年代的大變化,一是政黨輪替成 為可能的事,初期是法制化的爭議,因為過去是依附在黨國體制與國家機 器中,一旦黨國體制被輪替掉,國關中心怎麼辦?所以同仁會焦慮,未來 如何走?原來有許多方案,包括考慮併到總統府、中研院、中華經濟研究 院等,最後就是現在看到的併到政大,這在邵玉銘先生的回憶錄曾說明。

之後,國關中心被併到政大後,對於東亞所也有影響。第二個是與李登輝 的路線有關,早期李和國關中心的關係不錯,但後期他的路線已離開國民 黨的統一路線,這也衍生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議,而層峰會相信一個反對自 己的智庫嗎?所以當時為何層峰會另外成立國策中心、台綜院的戰略所等 單位,都與這個大背景有關。教育政策變化部份,從 90 年代中期以後,

TSSCI 的出發,對國關中心與東亞所都有影響,尤其是建立匿名審查制 度,到 2000 年以後,還有頂尖大學計劃、評鑑制度等,都影響這兩者。另 外,國關中心併入政大之後,原來局撥經費沒有了,而過去東亞所因為有 這些經費,所以它的資源比其他研究所多出很多,也包括兼任老師有專車 接送等,一旦沒有這些經費,老師就會受到影響,原有的特殊性也就沒有 了。

二、東亞研究所肇基的背景

另外,觀察在民間學術性研究機構方面,除國際關係研究所為中心之外,

還包括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

中共研究社、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政治作戰學校的政治研究所171、黨史編纂

171 1951 年創立政工幹部學校,1971 年成立政治作戰學校,2006 年併入國防大學。1968 年 10 月 成立政治研究所,下設「三民主義」、「國際共黨」、「政治作戰」三個研究組。1981 年增設「大 陸問題研究組」,1984 年增設博士班,1996 年因國際共黨式微而暫停「國際共黨研究組」招生,

1998 年「國際共黨研究組」更名為「國際關係研究組」,2006 年併入國防大學後,碩士班改制 為政治研究和中共解放軍研究兩組迄今。見網頁:

http://www.fhk.nd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15CB40FA-3AC6-4193-A4BC-F3EB8C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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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薈蘆資料研究中心等。172此外,還包括文化大學的大陸問題研究所。173 顯然,各個單位皆在匪情研究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國際關係研究所無疑是統 籌的關鍵地位。其中吳俊才先生的積極與努力,使得他能成就有利於連接國際 與自由中國之間的角色。

美國前駐韓大使理查吳克(Richard Walker)憶及:174

在 1960 年代,吳先生成功地扮演了學術界和政府之間的橋樑,他讓領導 階層了解到學術自由不是可怕的疫疾,而正是對付共產主義的利器。

事實上,吳克先生也對吳俊才先生在推動學術國際化與匪情研究學術化產 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他憶及:175

在 1964 年創立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後,我有機會和他(吳俊才先生)建立了 密切的工作關係。我當時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有一年的休假,就利用機會到臺 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我的計畫是寫一本有關於中國大陸的 書,將由美國律師公會出版,這正是在瘋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 夕。國研所當時座落於中央日報的頂樓,是在臺北市的市中心。政府所信任 的學者可以在那裡找到許多有關於中國大陸的資料,包括從香港來的大陸地 區性檔案和出版品。吳先生讓我在他們的圖書館當中擺了一張桌子,給我的 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當時我們常常談到怎麼樣才可以讓更多的西方學者 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這其實是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學術界爭取信任和友 誼最好的方法。我認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世人已經有足夠的瞭解,因此政府

63AF}。

172 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臺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1982),頁 365-366。

173 中國文化學院(後為中國文化大學)於 1972 年成立大陸問題研究所,為國內第一個以「大陸 問題」為名之研究所,歷任所長為葉翔之教授(時任校長)、項迺光教授,1989 年更名為「中 國大陸研究所」,歷任所長為雷飛龍、楊開煌、高輝、唐彥博、李炳南、邵宗海等教授,2009 年與中山學術研究所合併為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見該所網頁:

http://140.137.50.118/intro.php?itype=1。另根據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資料顯示,該所自 1972 年開始籌備,由知名學者鄭學稼教授擔任籌備主任一年,1973 年教育部核准成立並正式招生,

由葉翔之、項迺光、呂秋文歷任所長,1986 年停止招生,之後改名再重新招生迄今,網路資料: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7104&ctNode=6092&mp=4。

174 吳克著、吳玉山譯,「寧靜致遠」,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53。

175 吳克著、吳玉山譯,「寧靜致遠」,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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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開放大陸資料實在不必有任何畏懼。臺灣當時已經展現了成功的端倪,

現在正是和國際學術界展開交流的大好時機。吳俊才先生不但完全贊同我的 主張,他並且積極地開始動作起來。黨政高層對吳先生是充分信任的,另一 方面吳先生又是學術界中人,並且和國際的學術界也有許多交往。當時臺灣 保存了一批最寶貴的中國共產黨的原始文獻,由於吳先生深獲高層信任,因 此當局同意透過他將部分資料開放給西方的研究人員。於是像我這種西方的 學者就有機會利用到司法行政部、國防部情報局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保存 的珍貴檔案。

因此吳主任在此期間,即積極推動國際關係研究所與國際學界展開更多交 流,先後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聖 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日本的外語大學、京都大學與韓國研究機構、西德的 自由大學與慕尼黑大學等,建立互派客座研究員的關係。176另外,他也舉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例如 1970 年 12 月 13 日(至十九日)在臺北召開「中美中國大 陸問題研討會」,以後這個重量級的研討會持續很久,已故的知名學者韋慕庭教 授(Martin Wilbur)177曾參與多次中美會議,包括兩次在南卡舉辦。這個會議最 大的意義在於開啟研究現代中國的新頁。1971 年,他又召開「第一屆中日中國 大陸問題研討會」,促進雙方的交流。178

張煥卿前所長回憶:「第一屆中美會議在臺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先生應邀致詞,出席代表中美及觀察員二百六十餘 人,中方代表有政大歷史系王健民教授,國研所的郭華倫、尹慶耀、李天民、

朱文琳、汪學文等;東亞所有鄭學稼、劉岫青179等;其他機關有張鎮邦、張維

176 尹慶耀,「俊才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97-98。

177 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美國歷史學家。早年曾於北京念書,1941 年獲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47 年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1961 年設置「美 國學術機構與中研院近史所聯絡委員會」。1989 年將讀書手劄及函稿捐贈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網路資料: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8B%E6%85%95%E5%BA%AD。

178 吳克著、吳玉山譯,「寧靜致遠」,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57-58。兩次會 議的議程與相關資訊,可參見「關於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文件」,東亞季刊第 二卷第三期(1971 年 1 月)、「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出席人員名單」,東亞季刊第三卷 第三期(1972 年 1 月)。

179 劉岫青,早年臺灣省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計畫的起草人,於 1937 即曾出版過南京土地徵收 之研究,此書於 1977 年由成文出版社重印。1970 年也曾於東亞季刊發表「臺灣省土地改革(耕 者有其田)」,東亞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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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後,也帶來許多研究方法上的衝擊,以前臺灣學界的研究方法多以歷史研究 法、辯證法、歸納法與演繹法為主,這以後所舉辦的雙方會議,使研究者逐漸 重視並應用社會科學理論,注意分析問題的邏輯觀念、條理性與層次。187 此外,蔡維屏主任也回憶這些會議發展以及心得,他指出國研中心為求與 研究中國問題、蘇聯問題的美國學者專家加強聯繫起見,曾由前任主任吳俊 才、杭立武及他先後洽獲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納大學的國際關係 研究所、喬治城大學的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蘇問題研究 所、聖若望大學的亞洲問題研究所、塔夫次大學的福萊柴爾外文學院、加州大 學的柏克萊分校國際研究所等合作,交換資料、交換研究生與資深研究員交換 訪問,也和這些機構發起每年一度的「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輪流在臺北和美 國舉行,到 1984 年已舉辦十五屆,每次會議約有一百位中美學者專家參加;此 外也和日本的匪情專家與學者聯合舉辦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每年一次 輪流在臺北和東京舉行,蔡主任也曾率團前往西德參加一次類似會議,也在臺 灣主辦過中韓和中菲同性質的會議各一次。他提及每次辦這些研討會,都希望 能富有學術研究氣氛,使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都能以參加為榮,因此在每 次籌辦之初,都希望邀請的對象能同時包括立場與我相近與不盡相同者,但實

開後,也帶來許多研究方法上的衝擊,以前臺灣學界的研究方法多以歷史研究 法、辯證法、歸納法與演繹法為主,這以後所舉辦的雙方會議,使研究者逐漸 重視並應用社會科學理論,注意分析問題的邏輯觀念、條理性與層次。187 此外,蔡維屏主任也回憶這些會議發展以及心得,他指出國研中心為求與 研究中國問題、蘇聯問題的美國學者專家加強聯繫起見,曾由前任主任吳俊 才、杭立武及他先後洽獲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納大學的國際關係 研究所、喬治城大學的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蘇問題研究 所、聖若望大學的亞洲問題研究所、塔夫次大學的福萊柴爾外文學院、加州大 學的柏克萊分校國際研究所等合作,交換資料、交換研究生與資深研究員交換 訪問,也和這些機構發起每年一度的「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輪流在臺北和美 國舉行,到 1984 年已舉辦十五屆,每次會議約有一百位中美學者專家參加;此 外也和日本的匪情專家與學者聯合舉辦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每年一次 輪流在臺北和東京舉行,蔡主任也曾率團前往西德參加一次類似會議,也在臺 灣主辦過中韓和中菲同性質的會議各一次。他提及每次辦這些研討會,都希望 能富有學術研究氣氛,使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都能以參加為榮,因此在每 次籌辦之初,都希望邀請的對象能同時包括立場與我相近與不盡相同者,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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