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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近五十年的培育與東亞學派的展望

壹、師資育成與當代中國學的傳播

據曾永賢先生回憶:「臺灣的匪情研究與教學,首先就是 1968 年的政治大 學東亞所(按:同年稍晚還有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國際共黨研究組也有相關 課程),再來是文化大學成立大陸問題研究所[1972]),過了五、六年之後,

各大學才開始陸續開設有關中國大陸研究的課程。」320因此國研所研究員與東亞 所早期的畢業生也就成為師資的主力,這樣的規劃也奠定其後東亞所在此領域 的教學與研究地位。歐陽勛先生憶及:「在吳先生擔任文工會(中國國民黨中央 文化工作會)主任時,大力協同教育部在各大學開設『中國大陸研究』及『中國 現代史』課程,使大學生深入瞭解國情,在社會變局中,發揮穩定校園的作 用。」321此外,另一資料也提及:「在公私立大專院校開設『中國大陸問題』課 程:叔心先生深知一種觀念的普及,必先從知識分子帶頭樹立;所以把國研所 的研究員及東亞所的早期畢業同學做為師資,在大學開設「中國大陸問題」課 程,確立認識中國大陸的真實面貌,最先是國立大學,而後是私立大學,最後 是公、私立專科學校,如此構成一個綿密的普及網。」322

劉惠林教授也憶及:「從 1972 年學年起,在各大學第三、四年級,設選課

『大陸問題研究』一科,此因國府感於國人實有徹底了解中共的必要,乃由教育 部與各大學商定設置該選課。至此,中共研究開始在大學內做公開的討論。為 補教材的不足,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均撥有補助費,幫助研究中國大陸 問題,先後協助劉清波323出版中共憲法論(1972 年)及中共司法論(1974 年)兩

320 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頁 154。

321 歐陽勛,「永懷風格與風範」,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40。

322 方雪純,「吳叔心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頁 93。

323 劉清波(1919-2010),河南人,四川大學畢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一代法學宗師,法學研究 與教學之泰斗,曾任教於政大、淡江與文化等校法律系,並任全國高等考試及公務員特考法科 典試委員。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編委會,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頁 1029。與中共研究相關的 著作尚有:中共政權公安法規之研究(1970)、中共政權憲法之演進(1970)、中共法院與檢 察院之研究(1970)、中共憲法之研究(1971)、中共憲法論(1972)、中共人民檢察院組織 法論(1973)、從中共法制分析大陸軍區頭目調動之意義(1973)、中共司法論(1974)、毛 共憲法的透視(1975)、中共勞動改造之批判(1975)、中共的法制意識(1976)、中共特種 刑法論(1981)、中共的婚姻法(1983)、社會主義國家法制(1992)、中國大陸司法制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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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曹伯一的中共延安時期之政治經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叢書,1973 年),匪情研究至此與學術性的中共研究相輔相成。在資料來源上,可分為公開 與不公開兩種,前者以政大『社會資料中心』為代表;後者為『石叟室』(陳誠 圖書館)及『薈蘆』(史料藏書),至於較新的不公開研究資料,以政大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最具系統與齊全性。」324汪學文先生也指出:「教育部一方面加強三 民主義教學與研究,一方面在臺大、政大、師大、東海大學、中國文化學院等 五校開設『中國大陸研究』課程,促使國內青年認識共產主義本質,瞭解中共之 真面目,以及大陸實況,進而堅定反共信心。」325

其中關於教材的編寫與出版,不久即由正中書局出版「中國大陸研究」叢 書,主要是配合教育部開設「中國大陸研究」課程的需要,叢書分六類-共黨理 論批判(尹慶耀)、中共黨史(曾永賢)、中共黨的組織(姚孟軒)、中共政治

(張鎮邦)、中共經濟(高向杲)、中共文化教育概論(汪學文)、中共教育之 理論與實際(汪學文)、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汪學文),吳俊 才先生在 1975 年言及叢書的分類與主要意旨,對我們的理解有極大助益:326

本叢書共分六種,即:共黨理論批判-共黨理論為其行動指針,惟以歷 史事實相印證,則知其理論早已與現實脫節。根本既錯,枝葉自無一是 處,然共產主義雖已沒落,而共黨組織依然存在並仍繼續施展其詭譎的策 略,世人不察,往往墜其殼中而不自覺。本書依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順序,就學理與史實對共黨理論加以剖析批判,並兼及其策 略部份。又為配合課程需要,以毛澤東思想批判所佔篇幅較多。中共黨的 組織-釋述中共黨的組織理論、組織制度與組織體,藉明其黨的組織在竊 據大陸及暫維其偽政權中所發生的作用,並由此揭露中共黨的特性以及其 偽政權的本質與真像。中共黨史-中共原為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此在中 共建黨及其叛亂史實中,隨處可以證明。中共利用抗戰機會叛亂得逞,半 由其受自第三國際的偽裝手段與統一戰線的運用,半由蘇俄及國際共黨精

324 劉惠林,「論『中共研究』的途徑及中西方在研究上的分歧」,東亞季刊,頁 55。

325 汪學文,「自序」,中共文化教育概論(臺北:正中書局,1976)

326 吳俊才,「吳序」,載於汪學文,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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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物質的支持使然,中共叛亂不僅影響我民主憲政的推行,更危及我國 家民族的命脈。中共經濟-馬列主義革命的最初動機,本由經濟問題所引 起。二十餘年來中共所採行的經濟政策、制度、措施,亦均以共黨理論為 主要依據。其實施結果,證明已對其經濟發展形成嚴重的阻礙,本書在敘 述中共經濟時,隨時與自由經濟制度作比較,由此更燭照出中共經濟政策 的落後性及其經濟制度的不可行性。中共政治-本書對中共的政治理論、

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路線、政治運動以及對外活動詳加剖析,使讀 者不僅可以瞭解中共統治下大陸同胞所過的奴役生活,且可發現中共政治 痼疾的癥結所在。中共文化教育概論-文化教育屬於共黨所謂上層建築的 意識形態領域,中共夙極重視。本書對於中共文教,追溯至江西時期與延 安時代,就其沿革及其所發生的問題,究明原因,使讀者瞭解中共以建立 獨裁專制為目的,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教政策,不僅本身即違反教育原 則,且嚴重破壞我優良的文化傳統。

曾永賢先生也提及,當時的匪情教育分成好幾個單元,包括歷史、理論(如 馬克思列寧理論等)、黨史、經濟、文化、教育等,先在國立大學實施,然後普 遍推行。因此,曾先生提及當時「匪情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用意是使 年輕學生和一般公務人員對敵情了解,因此他先後在臺大、政大、清華、交大 等大學授課一週兩小時,以及臺灣省訓團的各種不同班次、青年救國團的暑寒 假講習班、「展抱山莊訓練所」(調查局訓練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政大 東亞研究所主辦「大陸問題講習班」,還有各種政府機關邀請的演講等等。327

曾永賢先生也回憶他當時去各大學講學情形:328

當時文工會和教育部一起合作,安排國內各大學推廣匪情教育,文工會在 經費上予以補助。當時的匪情教育分成好幾個單元:歷史、理論(如馬克斯 列寧主義等)、黨史、經濟、文化、教育等等,先在國立大學實施,然後普

327 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頁 189、441。

328 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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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推行。我被派去幾所學校授課,所以那一段時間感到非常疲累,我在臺灣 大學和新竹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都有課。下午 4 點到 6 點先在交大上課,

之後再去清大吃晚餐,7 點到 9 點上課,回到家已經 11 點多了,就這樣持續 了幾年。臺大的授課情形比較好些,每星期一次,教過政治系、經濟系、哲 學系等。另外,從政大東亞所成立的第一期開始,我就以兼任教授的身分去 授課,該所到現在已經四十幾期了。後來就有許多碩士班學生找我當指導教 授,因為實在太忙,只得辭去清大和交大的兼課,讓年輕一輩的學者去教,

僅僅保留臺大和政大東亞所的課。因此在東亞所教書的時間最長,博士班成 立後,我也在博士班開課。...最早期的學生,像趙春山、施哲雄等政大 東亞所第一期畢業的學生,都有學孫啦!到總統府以後,連祕書長、副秘書 長都叫我「曾老師」,真是不好意思。此外,我還在調查局的幹部訓練所授 課,訓練所迄今已經辦理四十多期了,我從第一期就去教有關匪情研究的 課。

此外,東亞所所友吳鵬翼教授(博 1,現任教龍華科技大學)與蔡熊山教授

(博 6,2013 年自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退休)也分別憶述他們當時講授中國大 陸研究課程的情形,吳鵬翼教授指出:329

我 1976 年進入東亞研究所碩士班,後來在蔣緯國將軍的指導下,完成碩 士論文,當完兵之後,就在當時任職於文工會的盤治郎(碩 7)先生引介下,

到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大陸研究課程,因為我原本就在高雄長大,因此就想退 伍之後,回到家鄉服務。當時文工會的權力很大,在當時黨政體制之下,文 工會可以指示教育部,教育部甚至會補助相關經費。我教了一年書之後,後 來就在一次與曹伯一老師會面後,他鼓勵我報考第一屆的博士班,經過一段 準備之後,1981 年我考上博士班,再次回到臺北。

蔡熊山教授也指出:330

蔡熊山教授也指出: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