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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戰中的肇基與近五十年的嬗遞
本章從歷史縱深的角度，逐一簡述在冷戰之中創辦的東亞研究所於成立前 的時代背景，包括美國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簡要發展，以及中華民國臺灣的匪 情研究概況，並進一步說明臺灣的匪情研究何以會走向學術化，也標誌該所在 當代中國學研究知識產出的獨特地位。其次，論述 1968 年該所初期有關行政、
課程等安排，以及後續師生在 1970 到 2000 年這三十年間，遷入木柵萬壽路的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之後的生活與傳習情況，由於當時特殊的時空背景，使得源自 臺大、政大及若干匪情專家等著名師資，在反共傳承中將所學傾注於此，師生 共同澆灌匪情研究學術化的園地，也使得該所在過去享譽甚隆，這些傳承自 2000 年該所遷入政大校園之後依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傳統精神。近五十年來，
該所所培育的所友，儘管於時序上歷經美俄冷戰格局崩解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 放，仍持續在各大專院校任教，並在學術與研究上發揮影響力，部分師生也在 政府部門與智庫單位貢獻所長，也成為觀察臺灣在過去政局發展的另一界面。
發展至今，以往在共黨理論與意識形態、中共黨史等研究領域獨樹一幟的東亞 研究所，仍持續面對著世界變局、歐美學術典範衝擊與國內紛起的學術單位等 多重挑戰，究竟能否形成「東亞學派」？仍是值得未來思索與持續努力的重要課 題。
第一節 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匪情研究概況
壹、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發展
1949 年中華民共和國成立，從此不僅影響兩岸的發展，同時也牽動著東亞 與國際的局勢。對於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強的格局中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研究課 題。首先，即是要探討美國重視此問題的背景為何？趙穗生1在 1990 年專文指出
1 時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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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界出現研究之前，美國多是中央情報局等情報單位注意蒐集一些所謂紅 色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那時美國的學術界若有人表示出對紅色中國的研究興 趣，就可能會被懷疑為共產主義者甚至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與跟蹤，直到後 來在美國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才開始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進行 較有系統的調查研究。2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政治系劉平鄰教授也曾撰 文論述3，他提及，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集中性的研究，與 1950 年爆發的韓戰有 關，美國開始感受到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之下，將是美國在亞洲的盟邦與美國長 期防禦策略的一個隱憂，於是美國的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與國會圖書 館開始有系統的蒐集有關中共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資料。以後，美國 國會在 1958 年通過「國防教育法案」，鼓勵大學開中國研究的課以培養「中共 問題專家」。1959 年，福特基金會贊助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哥倫比亞大學、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等四校，集中研究中共。1969 年再加上芝 加哥大學，這五所學校訓練美國擁有中國學博士頭銜的學者一半以上。此外，
福特基金會也幫助美國「全國學術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ed Societies）
成立「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Comtemporary China, JCCC），
提供中國研究者補助，於是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逐漸被訓練出來。但劉教授 也認為這些韓戰後所訓練出來的專家，受到三個侷限：一是美國學者要參考中 國知識份子的著作太少；二是中共嚴密控制所有有關大陸政、社、軍、經等資 料，所以只能利用宣傳的文章與文件來分析內部狀況；三是西方社會科學本身 的問題，因此就會形成美國的中共研究，重外輕內、重部分輕整體、重體制輕 人心的結果。4此外關於美國的研究機構所使用的「東亞」名稱，也對於 1968 年 肇基的東亞研究所命名有直接影響。
1969 年 4 月，王昇將軍5偕同已於東亞所任教的鄭學稼教授6，以及其他隨行
2 趙穗生，「科學地認識中國大陸政治－評介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制度的研究及其主要模式」，中 國大陸研究第 33 卷第 1 期（1990.7），頁 66。
3 John M.H. Lindbeck, ”Research Materials on Communist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ourc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8(1959),pp.357-363.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York:Praeger,1971).引自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載於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 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頁 497。
4 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載於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
頁 497-498。
5 王昇（1917-2006），江西人，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早年即跟隨蔣經國於贛南從事地方建設，後 來在上海進行經濟管制工作。來臺後，擔任政治作戰學校（政工幹部學校）訓導處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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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頁 284-287。
7 關於後來哥大這些口述的發展歷程，可見王成志，「歷史寶藏：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研 究資源」，圖書資訊學刊，第 5 卷第 1/2 期（2007.6 / 2007.12），頁 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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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還需要考量地理條件與國際條件這兩個被忽略的因素。5 月 17 日訪問密 西根大學，陸續參觀藏書達三百一十餘萬冊的密西根大學圖書館，以及亞洲圖 書館的中文圖書部，箇中藏書達十五萬冊，包括美國政府的檔案資料以及教會 的情報資料，其中有一份值錢的資料是由香港買來的，是匪報的簡報資料拷 貝；另外，他們對大陸匪情資料和書籍的收集更為豐富，其中有關文革和紅衛 兵的原始資料就有三百多種，有許多是在臺灣前所未見，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主 動蒐購以及美國政府主管機關的供給，除美譯本之外還有複印的中文原本，該 校所藏的中國書籍與資料之多，可媲美史丹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等。8
5 月 19 日，王昇將軍與鄭學稼教授在芝加哥檢討此次與美國民間學者座談 的得失，他們認為既接觸到許多真正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就應該有一定 的效果。進一步，思想鬥爭應有政府與民間兩種作法，研究匪情不應僅是情報 研究，而應該有學術研究，今後對美國研究人士應該善待，供給學術資料與指 導人，對有偏見的學者則應採講事實評真理的有效步驟，不應完全保持緘默，
因為很可能造成默認。此外，他們也提及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對東方問題的研 究已大為注意，韓戰以後因為美國吃了共匪的大虧，加上美國想在亞洲建立一 條圍堵線，因此上至政府機關下至社會團體，紛紛資助各大學添設東方語文的 課程，和進行東方問題的研究，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分為古代中國與現代 中國，而現代中國又以共匪為主要對象，若干大學都設有中國語文、歷史或關 於研究共匪問題的研究所，此外也都積極充實圖書設備、延攬專家學者從事教 學研究，以期樹立該校的研究地位；社會上有基金雄厚的「美華關係全國委員 會」，可說在美國社會與學界引起一片中國問題研究的熱潮，產生許多「中國通」
學者，但也產生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堅決反共的學者；二是過去曾受過共產 黨欺騙的人，但逐漸發現對中國問題的成見與事實已有出入；三是縱然不是共 產黨，也可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認為反共不是一個根本問題，中共問題 對美國而言只是一個外交問題，因為存在就是一個事實，若不與中共接觸，將 造成更大的衝突。因此，第三種人的出現可能是利害問題，也可能是研究對象 的問題，也可能是資料問題，尤其是美國學人有些人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隔閡，
8 王昇，訪美紀行（臺北：中華日報社，1969），頁 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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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極易產生誤解；此外，美國學者研究問題最重視資料，仔 細審閱美國各資料室的中國部份，除古代圖書之外，近代資料都是由共匪直接 與間接供應，所以極易用有色的眼鏡引用與論調相合的資料，這些可能錯誤的 資料，會做出錯誤的研究報告進而影響政府產生錯誤的決策。9此外，近年出版 的著作，有宋楚瑜先生於 1960 年代後期至 1970 年代初期在美求學及打工的敘 述，其中關於他在美西加大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曾承接一項關於中國大陸 外交關係專題計畫，閱讀並摘要 1949 年到 1968 年近二十年的人民日報內容，其 後東遷至華府的中國研究中心，他又曾重點做過紅旗半月刊及美國國會圖書館 所藏中國資料微捲的研究，並於 1969 年出版 1958-1968 紅旗雜誌研究指南，另於 1971 年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庋藏中國資料微捲目錄，後者並列入美國有關中國 研究指南的參考書。10上述這些發展，對我們理解當時的時空與景況有最真實的 第一手觀察。
1980 年代的美國有關中國研究的情形，現為中央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的王 成勉教授也在早期著作中指出：「以全美六、七十個有中國研究的學校而言，哥 倫比亞大學比較注重中國思想史與中美外交史，密西根大學較重視當代中國的 研究，普林斯頓大學偏向傳統中國（Pre-modern China），明尼蘇達大學對明史特 別強調，夏威夷大學則力倡中國哲學，柏克萊大學則因取得一筆基金而進行俗 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研究，堪薩斯大學以另一基金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的研 究。11此外，王教授也介紹 1980 年代中期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較新且具注目的 發展，包括第一是對中國十七世紀史的研究；二是對中國內戰（1945-1949）的中 國內政與中美外交研究，主要是有關資料與檔案解密以及回憶錄出現，議題包 括國民政府的接收復原、國共與第三勢力研究、國共和談與內戰、美國與中國 關係（如馬歇爾、魏德邁、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工作）、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國會
1980 年代的美國有關中國研究的情形，現為中央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的王 成勉教授也在早期著作中指出：「以全美六、七十個有中國研究的學校而言，哥 倫比亞大學比較注重中國思想史與中美外交史，密西根大學較重視當代中國的 研究，普林斯頓大學偏向傳統中國（Pre-modern China），明尼蘇達大學對明史特 別強調，夏威夷大學則力倡中國哲學，柏克萊大學則因取得一筆基金而進行俗 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研究，堪薩斯大學以另一基金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的研 究。11此外，王教授也介紹 1980 年代中期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較新且具注目的 發展，包括第一是對中國十七世紀史的研究；二是對中國內戰（1945-1949）的中 國內政與中美外交研究，主要是有關資料與檔案解密以及回憶錄出現，議題包 括國民政府的接收復原、國共與第三勢力研究、國共和談與內戰、美國與中國 關係（如馬歇爾、魏德邁、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工作）、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