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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統計小冊、報紙、廣播等原始資料,事實的敘述,發展的經過則採用國 外有關中(共)巴關係的學術專者著、期刊論文以及報紙評論,因此特別要感謝 我服務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我提供了各種必要的權威性學術著作和期 刊。」第九屆余新明在曹伯一指導的論文「中共黨基層組織之研究」提到:「撰 寫期間,資料蒐集甚感困難,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大中正圖書館及司法 行政部調查局等機構惠賜借閱、研究上的便利,至為感激。」第十屆古梓龍在陳 水逢指導的論文「戰後印尼對華僑政策之研究」提到:「本論文的撰寫,特別感 謝陳師水逢的悉心指導及吳師春熙在觀念上的啟迪。尤其梁師之碩提供豐富的 資料。梁師剛從新加坡南洋大學歸國講學,帶回不少有關東南亞和印尼的研究 資料和書籍,全部借與筆者參閱。若沒有這些最新資料,本論文勢將無法成 篇。在此謹向梁師致最大謝意!」顯見當時隨著議題不同,因此有各個不同的資 料管道與來源,但運用資料及撰述仍有其各自不同困難。

伍、八〇年代後的發展與感懷

楊開煌教授(博 2)則提及他當年在 1980 年代初期攻讀博士班的情況,並比 較在中國文化學院(後為中國文化大學)所學與東亞所之間的學習差異:308

博班第二屆是十分特別的雜軍班,五位同學加一位韓國同學,五位之中只 有兩位來自東亞碩班,其他三位均來自他所,我則來自他校他所。非但同學的 來源是多元的,連芮所長幫我準備的課程也都是非比尋常,從課名來看都很一 般,有政治學方法論、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史、西洋哲學、三民主義、

中國傳統思想,以及經濟方面的課程、大陸問題專題的課程,課名平常但是講 座可不一般,東亞所的課程和我在大陸所(文化)的課程最大的差別是在大陸所 是以訓練我們成為一型中級的共黨幹部為目標,所以共黨的歷史、理論、政策 的課程特別多,當年幾乎是填鴨式地在兩年之中,極大量地吸收共黨主義的理 論和共產黨的作為等多個面向的知識,可以說是一頭扎下去,投入情境地理 解。到東亞所正好可以跳出原來的所學,從西方的主流思想,從中國傳統的角 度,來省思和面對大陸的所作所為,從而訓練我們既能深入中共文件的內部閱

308 楊開煌,「所友憶當年-所聞軼事」,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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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出他人所讀不到的絃外之音,又能在文件之外觀察其侷限之處,當然只是在 東亞的兩年,上課所學只是被那些名師初步的點化,想要繼續深行,還必須依 靠自己的苦修和逐悟(無法頓悟)。

李信成教授(博 13)提及他當年攻讀博士班的情況:309

當年唸東亞所博士班課業壓力很重,尤其是姜新立老師「共黨理論專題研 究」的課,每週要唸完一本書並寫出摘要,絕大多數是原文書,同學不通力 合作是沒辦法完成的,讀書風氣是良好的。要感謝姜老師當年的要求,通過 訓練的我,要看一本英文原著,已不是困難的事了!就讀書會而言,博士班 大抵上是各班各自組成,碩士班的情形我不清楚,我們也不是什麼讀書會,

是就老師的要求,大家分工去唸某章節,再就該書的內容闡述而加以討論,

最後交出報告。唸博士班時,我是專職學生,第一、二年教育部給予每月一 萬的助學金,能滿足所需,我也省下一些,其後我從事兼職的翻譯及校稿工 作,尚能滿足生活所需。

王正旭教授也提及他當年在 1990 年代中期於東亞所就讀的情況:310

想當時,舉凡資本論、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哥達綱領批判、關於費 爾巴哈的題綱、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怎麼辦、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 最高階段、遵義會議、矛盾論、實踐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文革、兩 個凡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三七開、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等等,無一不是 我們在課堂和寢室裡埋首苦讀、針鋒相對的素材。感謝每一位恩師的傾囊相 授,感謝每一位學長姊的點撥開導,感謝曾經與我激起思想火花的學友伙 伴。

李守正教授(碩 19、博 20)也提及在 1990 年代前後,這些授課教師與早年

309 李信成,「所友憶當年-我對東亞所的追憶」,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9。

310 王正旭,「所友憶當年-道不盡的感念」,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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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的情形:311

在碩班期間有些遺憾,因為沒能聽懂林一新老師(資本論)的四川話,翹 了李天民老師(中共黨史)的課。不過,還好有趙建民師(中共黨政)的嚴 教鞭策,才有一些中國研究的底子;有李英明師的引領(中共意識形態),

方得一窺馬列毛思想堂奧,還有謙沖和煦的芮和蒸所長,令學生如沐春風。

還有,深刻懷念朱堅章老師(西政思):朱老師淵博學識,謙謙君子,有幸 受業。

王嘉州教授(碩 27、博 19),除提及他當年報考碩士班的激烈程度之外,

也提及師長們對兩岸交流的付出:312

1994 年 9 月進入東亞所碩士班就讀,當時真是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希 望。因為,錄取率低,250 人取 20 人,且分組多,幾乎得考榜首才能入學。

再者,中國熱方興未艾,兩岸往來日益蓬勃,所上老師掌握對岸發展且多方 進行交流,豎立學生學習典範。

這樣的傳統,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儘管東亞所遷到到政治大學校本部 的綜合院館,碩博士生不再像過去大多於國研中心內生活與學習,但仍舊在課 程與學習方面秉持獨特的風格。來自俄羅斯的衛大力(碩 40,2007)也提及在東 亞所的學習情形,與他原先在俄國學習有截然不同的影響:313

回溯在東亞所渡過的一年,對於我做的選擇我愈來愈堅定,學習過程讓我 重新對於教學方式作反思,因為我原本在俄國唸大學的時候,並非注重社會 科學研究的標準,而在東亞所唸書,無論是質化研究或是量化研究的偏向,

老師都挺講究作研究的方法和標準,我選擇的國際關係和社會經濟學群裡 頭,更是如此,與此同時,可以把歷史脈絡作這類研究的背景,這就是我在

311 李守正,「所友憶當年-受羅曉南老師啟蒙」,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39。

312 王嘉州,「所友憶當年-感念扎根成長的歲月」,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2-63。

313 衛大力,「外籍生心中的東亞所-樂於成為東亞所的一員」,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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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所遇到的獨特傳統。因為身為外籍生,有時候精讀和分析大陸研究的 中文資料碰到很多困難,但是從來沒有因此灰心,因為隨時可以依賴同學和 學長姊幫忙,和老師的指教。

在上述這些生活與學習的薰陶之下,對東亞所的研究生與所友產生怎樣的 影響? 現任職於總統府第二局的韋玉莉博士(碩 15、博 4)認為來自對共黨本 質的了解,對於實務工作帶來極大助益:314

至博士班研究,學習全靠自己。當時具有共黨背景郭華倫師或是留俄的林 一新和關素質師,皆年事已高,但他們著作及學識豐富,仍為我所推崇;博 士班後三年,我主要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搜尋論文題材,那時的我,深深感受 東亞所幾年修習共黨理論及專題,對後期我獨自旅行、考察中國大陸社會變 遷,實助益極大。所謂務虛務實要兼得,唯有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大 膽。

楊崇正教授(博 14,1994-2003)則認為:315

東亞所出身的優勢就是對中共政權、中國大陸政治、黨務、法制、軍事、

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的全面分析能力。

出身於東亞所的李俊融博士(博 21)認為:316

那年頭只要說自己讀東亞所,人人都難免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你,仔細看 看這群躲在山中唸共黨理論的傢伙到底生成什麼模樣。當然我們和其他研究 生其實並無不同,只是環境上的距離感導致與其他系所接觸較少,難免產生 一些奇特的傳說。然而隨著東亞所搬回校本部,這些往事都已成為往事。不 過東亞所還是保有不變的優勢,廣泛研究中國大陸黨政與共黨理論一直是東

314 韋玉莉,「所友憶當年-勤勉向學」,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81。

315 楊崇正,「所友憶當年-航管學者跨足行政法」,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73。

316 李俊融,「所友憶當年-東亞所憶往」,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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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所的強項,比起許多專注於現況分析的研究來說,我們所習得的黨政發展 及理論思維足以提供更深入的析論,甚至能使與對岸之間的往來更為貼近。

除了前述對於時局的掌控能力及中共政權本質的理解之外,此外王振輝教 授(碩 20、博 10)則有另一番的見解,他認為東亞所對學生最大的影響,還是 源自授課老師的身教與言教,以及師生之間的傳承情誼:317

我覺得在東亞所最大的收穫不是我讀了多少書,而是我從師長們身上學到 做學問的方法與為學的態度,我認為這兩者對我影響最深遠,也使我對學術 都保持著高度的崇敬與熱情;做學問的方法讓我懂得如何找資料、如何分 析、如何詮釋,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出與眾不同的觀點,這都要感謝師長們的 訓練,他們包括李英明老師、趙春山老師、施哲雄老師、沈清松老師‧‧‧

等等,至於為學的態度,師長們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李天民和尹慶耀兩 位老師,我上兩位老師的課時,他們都已年近八十了,可是他們對學術的熱 情始終不減、甚至更勝年輕人,他們為學嚴謹、熱誠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我,

等等,至於為學的態度,師長們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李天民和尹慶耀兩 位老師,我上兩位老師的課時,他們都已年近八十了,可是他們對學術的熱 情始終不減、甚至更勝年輕人,他們為學嚴謹、熱誠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我,

在文檔中 當代中國學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肇基與嬗遞(1968-2015)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1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