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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統計小冊、報紙、廣播等原始資料，事實的敘述，發展的經過則採用國 外有關中（共）巴關係的學術專者著、期刊論文以及報紙評論，因此特別要感謝 我服務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我提供了各種必要的權威性學術著作和期 刊。」第九屆余新明在曹伯一指導的論文「中共黨基層組織之研究」提到：「撰 寫期間，資料蒐集甚感困難，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大中正圖書館及司法 行政部調查局等機構惠賜借閱、研究上的便利，至為感激。」第十屆古梓龍在陳 水逢指導的論文「戰後印尼對華僑政策之研究」提到：「本論文的撰寫，特別感 謝陳師水逢的悉心指導及吳師春熙在觀念上的啟迪。尤其梁師之碩提供豐富的 資料。梁師剛從新加坡南洋大學歸國講學，帶回不少有關東南亞和印尼的研究 資料和書籍，全部借與筆者參閱。若沒有這些最新資料，本論文勢將無法成 篇。在此謹向梁師致最大謝意！」顯見當時隨著議題不同，因此有各個不同的資 料管道與來源，但運用資料及撰述仍有其各自不同困難。
伍、八〇年代後的發展與感懷
楊開煌教授（博 2）則提及他當年在 1980 年代初期攻讀博士班的情況，並比 較在中國文化學院（後為中國文化大學）所學與東亞所之間的學習差異：308
博班第二屆是十分特別的雜軍班，五位同學加一位韓國同學，五位之中只 有兩位來自東亞碩班，其他三位均來自他所，我則來自他校他所。非但同學的 來源是多元的，連芮所長幫我準備的課程也都是非比尋常，從課名來看都很一 般，有政治學方法論、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史、西洋哲學、三民主義、
中國傳統思想，以及經濟方面的課程、大陸問題專題的課程，課名平常但是講 座可不一般，東亞所的課程和我在大陸所（文化）的課程最大的差別是在大陸所 是以訓練我們成為一型中級的共黨幹部為目標，所以共黨的歷史、理論、政策 的課程特別多，當年幾乎是填鴨式地在兩年之中，極大量地吸收共黨主義的理 論和共產黨的作為等多個面向的知識，可以說是一頭扎下去，投入情境地理 解。到東亞所正好可以跳出原來的所學，從西方的主流思想，從中國傳統的角 度，來省思和面對大陸的所作所為，從而訓練我們既能深入中共文件的內部閱
308 楊開煌，「所友憶當年－所聞軼事」，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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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出他人所讀不到的絃外之音，又能在文件之外觀察其侷限之處，當然只是在 東亞的兩年，上課所學只是被那些名師初步的點化，想要繼續深行，還必須依 靠自己的苦修和逐悟（無法頓悟）。
李信成教授（博 13）提及他當年攻讀博士班的情況：309
當年唸東亞所博士班課業壓力很重，尤其是姜新立老師「共黨理論專題研 究」的課，每週要唸完一本書並寫出摘要，絕大多數是原文書，同學不通力 合作是沒辦法完成的，讀書風氣是良好的。要感謝姜老師當年的要求，通過 訓練的我，要看一本英文原著，已不是困難的事了！就讀書會而言，博士班 大抵上是各班各自組成，碩士班的情形我不清楚，我們也不是什麼讀書會，
是就老師的要求，大家分工去唸某章節，再就該書的內容闡述而加以討論，
最後交出報告。唸博士班時，我是專職學生，第一、二年教育部給予每月一 萬的助學金，能滿足所需，我也省下一些，其後我從事兼職的翻譯及校稿工 作，尚能滿足生活所需。
王正旭教授也提及他當年在 1990 年代中期於東亞所就讀的情況：310
想當時，舉凡資本論、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哥達綱領批判、關於費 爾巴哈的題綱、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怎麼辦、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 最高階段、遵義會議、矛盾論、實踐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文革、兩 個凡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三七開、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等等，無一不是 我們在課堂和寢室裡埋首苦讀、針鋒相對的素材。感謝每一位恩師的傾囊相 授，感謝每一位學長姊的點撥開導，感謝曾經與我激起思想火花的學友伙 伴。
李守正教授（碩 19、博 20）也提及在 1990 年代前後，這些授課教師與早年
309 李信成，「所友憶當年－我對東亞所的追憶」，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9。
310 王正旭，「所友憶當年－道不盡的感念」，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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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的情形：311
在碩班期間有些遺憾，因為沒能聽懂林一新老師（資本論）的四川話，翹 了李天民老師（中共黨史）的課。不過，還好有趙建民師（中共黨政）的嚴 教鞭策，才有一些中國研究的底子；有李英明師的引領（中共意識形態），
方得一窺馬列毛思想堂奧，還有謙沖和煦的芮和蒸所長，令學生如沐春風。
還有，深刻懷念朱堅章老師（西政思）：朱老師淵博學識，謙謙君子，有幸 受業。
王嘉州教授（碩 27、博 19），除提及他當年報考碩士班的激烈程度之外，
也提及師長們對兩岸交流的付出：312
1994 年 9 月進入東亞所碩士班就讀，當時真是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希 望。因為，錄取率低，250 人取 20 人，且分組多，幾乎得考榜首才能入學。
再者，中國熱方興未艾，兩岸往來日益蓬勃，所上老師掌握對岸發展且多方 進行交流，豎立學生學習典範。
這樣的傳統，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儘管東亞所遷到到政治大學校本部 的綜合院館，碩博士生不再像過去大多於國研中心內生活與學習，但仍舊在課 程與學習方面秉持獨特的風格。來自俄羅斯的衛大力（碩 40，2007）也提及在東 亞所的學習情形，與他原先在俄國學習有截然不同的影響：313
回溯在東亞所渡過的一年，對於我做的選擇我愈來愈堅定，學習過程讓我 重新對於教學方式作反思，因為我原本在俄國唸大學的時候，並非注重社會 科學研究的標準，而在東亞所唸書，無論是質化研究或是量化研究的偏向，
老師都挺講究作研究的方法和標準，我選擇的國際關係和社會經濟學群裡 頭，更是如此，與此同時，可以把歷史脈絡作這類研究的背景，這就是我在
311 李守正，「所友憶當年－受羅曉南老師啟蒙」，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39。
312 王嘉州，「所友憶當年－感念扎根成長的歲月」，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62-63。
313 衛大力，「外籍生心中的東亞所－樂於成為東亞所的一員」，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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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所遇到的獨特傳統。因為身為外籍生，有時候精讀和分析大陸研究的 中文資料碰到很多困難，但是從來沒有因此灰心，因為隨時可以依賴同學和 學長姊幫忙，和老師的指教。
在上述這些生活與學習的薰陶之下，對東亞所的研究生與所友產生怎樣的 影響？ 現任職於總統府第二局的韋玉莉博士（碩 15、博 4）認為來自對共黨本 質的了解，對於實務工作帶來極大助益：314
至博士班研究，學習全靠自己。當時具有共黨背景郭華倫師或是留俄的林 一新和關素質師，皆年事已高，但他們著作及學識豐富，仍為我所推崇；博 士班後三年，我主要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搜尋論文題材，那時的我，深深感受 東亞所幾年修習共黨理論及專題，對後期我獨自旅行、考察中國大陸社會變 遷，實助益極大。所謂務虛務實要兼得，唯有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大 膽。
楊崇正教授（博 14，1994-2003）則認為：315
東亞所出身的優勢就是對中共政權、中國大陸政治、黨務、法制、軍事、
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的全面分析能力。
出身於東亞所的李俊融博士（博 21）認為：316
那年頭只要說自己讀東亞所，人人都難免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你，仔細看 看這群躲在山中唸共黨理論的傢伙到底生成什麼模樣。當然我們和其他研究 生其實並無不同，只是環境上的距離感導致與其他系所接觸較少，難免產生 一些奇特的傳說。然而隨著東亞所搬回校本部，這些往事都已成為往事。不 過東亞所還是保有不變的優勢，廣泛研究中國大陸黨政與共黨理論一直是東
314 韋玉莉，「所友憶當年－勤勉向學」，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81。
315 楊崇正，「所友憶當年－航管學者跨足行政法」，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73。
316 李俊融，「所友憶當年－東亞所憶往」，政大東亞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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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所的強項，比起許多專注於現況分析的研究來說，我們所習得的黨政發展 及理論思維足以提供更深入的析論，甚至能使與對岸之間的往來更為貼近。
除了前述對於時局的掌控能力及中共政權本質的理解之外，此外王振輝教 授（碩 20、博 10）則有另一番的見解，他認為東亞所對學生最大的影響，還是 源自授課老師的身教與言教，以及師生之間的傳承情誼：317
我覺得在東亞所最大的收穫不是我讀了多少書，而是我從師長們身上學到 做學問的方法與為學的態度，我認為這兩者對我影響最深遠，也使我對學術 都保持著高度的崇敬與熱情；做學問的方法讓我懂得如何找資料、如何分 析、如何詮釋，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出與眾不同的觀點，這都要感謝師長們的 訓練，他們包括李英明老師、趙春山老師、施哲雄老師、沈清松老師‧‧‧
等等，至於為學的態度，師長們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李天民和尹慶耀兩 位老師，我上兩位老師的課時，他們都已年近八十了，可是他們對學術的熱 情始終不減、甚至更勝年輕人，他們為學嚴謹、熱誠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我，
等等，至於為學的態度，師長們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李天民和尹慶耀兩 位老師，我上兩位老師的課時，他們都已年近八十了，可是他們對學術的熱 情始終不減、甚至更勝年輕人，他們為學嚴謹、熱誠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