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蔣經國與東亞研究所肇基概況

在文檔中 當代中國學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肇基與嬗遞(1968-2015)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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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蔣經國、吳俊才與東亞研究所的肇基

壹、蔣經國與東亞研究所肇基概況

除先總統 蔣公的指示而成立東亞所之外,另外蔣經國先生也非常關心東 亞所的成立與後來的發展。吳俊才先生回憶:206

民國 57(1968)年的 1 月到 6 月,是建所工作最緊要的關頭,在這段期間 內,蔣主席經國(按:蔣經國 1975 接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曾多次詢問建所的 計劃、教授陣容與課程內容,他希望東亞所要以培養人才和學術研究為重 點,並特別照顧同學的生活和研究環境,第一期同學入學以後蔣主席還集體 接見,詢問每一位同學的志趣和抱負,殷殷關切並予鼓勵。從 57(1968)年 到現在(1975 年底)已七年於茲,我實際不負本所的行政責任也快三年多 了,但是直到最近,蔣主席還是常問到東亞所的情形,對一個學術研究機 構,這樣的期望和關切,實在是世界各國政治家所少有的。

事實上,根據資料,蔣經國先生確於 1968 年 12 月 4 日,於東亞研究所成立 後不久,曾於國防部接見師生。他提及:207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很久我就想成立這樣一個性質的研究所,因此對本 所的期望特深。各位同學都已經完成了大學的教育,已經有了基本的學識。

今天我們研究任何學問,都要以追求真理為目的,所以要深入。現在全世界 都注意大陸共匪的問題,例如共匪的思想、組織、政治等,各方面研究的人 很多,但是都不夠深入,因為缺乏基本理論上的培養。我們成立東亞研究 所,就是要各位從基本理論開始,研究清楚。這樣才能發揮,才能研判情 勢。除了缺少基本理論的研究以外,現在另一個缺點,就是缺少系統,對各 種問題,都沒有經過很有系統的學術性的整理。所以東亞研究所,應該特別

206 吳俊才,「作反共思想的鬥士」,東亞研究通訊,頁 1-2。

207 蔣經國,「蔣先生約見東亞研究生員生講話」。資料來源:轉載寇健文所長所搜之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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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深入研究基本理論,系統整理現有資料。同時我們要注意,理論與實 際行動是在一起的,不是理論管理論,行動管行動。現在我們研究大陸的問 題,歸納起來,就是如何去消滅敵人,這就是實際,就是行動。現在各位參 加東亞研究所,來研究這些問題,就是要從錯綜複雜的變化中,從各方面的 情況中,去作判斷,作結論。過去,人家說我們臺灣是研究大陸問題的權 威,但是,如果沒有具備理論基礎的研究生來參加研究,權威是建立不起來 的,這是我的一種構想。我們在從事研究的時候,固然要有主張,有立場,

但一定要客觀。我們有反共的立場和反共的主張,但是要達到反共的目的,

例如對共匪的人事、政治、組織、經濟與外交問題等作研究,就必須客觀。

所謂客觀,就是有主見而無成見。因為有成見,就找不出真理,根據成見所 看到的東西,似乎是真理,其實不是,這樣的結果,一定會失敗的,這就是 我們研究的基本態度。各位都是大學畢業優秀的同學,參加本所以後,將來 不僅是個人有大的成就,對國家也能作大的貢獻。我們做事,不在人多,只 要精幹。我相信,本所一定能培養出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思想鬥士。學校方 面,劉校長很重視本所。吳主任,鄭先生,劉先生,張先生等在這方面有很 多的經驗。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好的開始,相信必定會有大的成就,以後 有機會會再與各位談談,謝謝各位。

此外,吳先生之長女吳德里也回憶蔣經國先生在東亞所成立初期的關心,

以及吳俊才先生竭力以赴的熱忱:208

東亞研究所成立之初,我們家住在距金華街不遠的麗水街彭孟緝將軍官邸 後巷寓所,客廳裡一套塑膠皮沙發,一張不起眼的餐桌,很是簡單。他動過 手術後(當時因全力推動各項工作造成胃疾,切除四分之三的胃)209的新年,

下午父親正在書房寫稿,門鈴乍響,我負責應門,門一拉開客人親切的笑臉 好熟悉,是經國先生途經附近,臨時造訪。我到現在還記得送走客人以後,

208 吳德里,「那樣溫柔,那樣執著-寫在父親忌日週年」,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

頁 7-8。

209 根據鄧公玄先生憶述,吳俊才先生於 1966 年 4 月即曾因患胃潰瘍而開刀急救,當時國際關係 研究所務則由鄧先生暫代。鄧公玄遺著,浮漚掠影,頁 58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5%E5%AE%B6%E5%80%AB。他於 1957 年至 1969 年任國 史館長,1968 年 6 月以國史館長身份參與東亞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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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研究的成果。政大教育系早在 1959 年便有熊祥林為首以「大陸匪區初中中國 歷史教科書之分析」為題,獲得教育碩士學位。隨後,在政大以研究中共而獲得 碩士學位的有:邱連煌「共匪教育政策及設施的研究」(1963 年,教育研究所)、

李偉成「中共對東南亞政策之研究」(1963 年,外交研究所)、曹伯一「中共政 權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研究」(1964 年,政治研究所)、楊爾琳「中共人民公社 之研究」(1965 年,政治研究所)、趙洪慈「中共偽政權的治藏政策」(1968 年,

政治研究所)。至於國家博士者,截至 1972 年 7 月,僅曹伯一以「江西蘇維埃 之建立及其崩潰」論文而於 1968 年 12 月獲得,該論文隨後由其母校政大東亞研 究所於 1969 年 12 月出版。217曹伯一在初期東亞所是副教授銜,第一階段也沒有 在所裡開課,主要責任是做稱為「東亞研究班」特殊學員群與所方的橋樑。218 唐柱國先生回憶:「當時已滿頭白髮的劉岫青先生,雖然有功於臺灣的土地 改革,但應聘以研究員名義主理這個小小研究所的行政事務,仍然兢兢業業。

他的主要功能是應付我們這批多少有點擺老資格的調集來的學員,連我這個總 是自行其是的公認不好擺佈的人物,碰到他出面處理的事,也極少異議。張煥 卿先生是出身員林實驗中學的流亡學生,經力學苦學,取得學位。當時猜測是 吳先生有意樹立這樣一個『標兵』給經濟環境差的同學做榜樣的,張先生愛憎分 明、嫉惡如仇,做人真是很有特色,那時他的責任是協助教學行政事務,後來 也擔任過東亞所所長。」219東亞所創建之初位於金華街的政大公企中心,張煥卿 前所長於 1968 年即在教務長朱建民推薦下,以專任講師協助行政事務。他憶 及:「1968 年 10 月初,東亞所在公企中心開課,住在麗水街的吳先生每天早晨 八點多到所,把交辦和請辦事項與我交辦與溝通後,便驅車前往火車站前中央 日報大樓上國研所的班,除非有緊要事故否則他不會回所來,因為國研所人多

才』,頁 124。

217 劉惠林,「論『中共研究』的途徑及中西方在研究上的分歧」,東亞季刊,頁 55。

218 唐柱國,「多是過江猛龍-漫記政大東亞所的早期師友」,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 才』,頁 127。

219 唐柱國,「多是過江猛龍-漫記政大東亞所的早期師友」,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 才』,頁 127-128。張煥卿前所長提及,他當時因為是講師,所以無法在所裡開課,只擔任所 主任的行政助理,惟因當初東亞所不在校內,又因吳俊才主任忙於兩所的大政方針,因此東亞 所的行政、教務、總務及訓導等工作,均由其一手承擔,他從早上七點上班,到晚上十一點才 能下班,特別是 1972 年到 1977 年曹所長赴美進修這段時間,有時從所長到工友皆由他接辦。

王綺年訪談、胡依蝶謄稿,張煥卿教授口述歷史手稿,載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 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訪談與資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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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繁難抽身,因而這邊的教務、總務等事務工作皆由我受命處理,我早上七點 上班,晚上十一點以後下班,吳先生擔心學生通勤上下課浪費時間,因此在中 心對面租公寓作為學生宿舍。後來吳先生體諒我工作繁雜,除增加津貼之外,

還招考一位會打字的服務員溫慧梅小姐協助,我們合作愉快。」220此外,張前所 長也提及吳先生當時雖然年輕,但他心細又有膽識,心細是凡事設想周到,膽 識則是他的宏偉計畫等等,吳先生常說:「凡事不要怕困難,只要是對的困難是 對人的試煉,凡事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221可見初期創建實屬不易。

此外,吳俊才先生也憶載當年首屆招生的報考人數為 143 人。222關於第一屆 招生應考與成立的情形,曾報考第一屆碩士班的施哲雄前所長有詳盡的回憶:

223

當時是否要馬上成立東亞所還不確定,也就影響到招生,即是 1968 年是 否馬上招生或是延一年招生。也因為籌辦的時間比較緊湊,而這個不確定就 使得政大在整個研究所招生不得不往後延,本來招生都是在校慶前(5 月 20 號前),後來因為等東亞所要不要在當年招生,就整個延到 6 月初才招生,6 月 15 日才放榜,那一年是最遲的,就是因為和東亞所要不要成立有關。我 是第一屆考的,所以我們當時也是想說,原來已準備政治研究所的考試,但 如果東亞所成立,和政研所考試科目不會相差太大的話,那就會轉過來再考 東亞所,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當時東亞所會不會成立。之後決定成立的時 候,就到 6 月初才考,那時候第一屆,大家也搞不清楚,當時大概是這麼一 個情況。那時就是筆試-國文、英文、中國近代史、國際政治、政治學,就 是 5 科。224那因為當時籌辦地很匆促,所以當時政大外交系畢業的,那一班 錄取得最多,大概有將近十位,另外有 2 個臺大、1 個東吳,至少一半以上 是外交系的,我是考完了以後去當兵,第二屆才去就讀。第一屆的,大概班

220 張煥卿,「懷念政大東亞研究所的父母-吳俊才老師」,情誼涓滴訴不盡,頁 196。

220 張煥卿,「懷念政大東亞研究所的父母-吳俊才老師」,情誼涓滴訴不盡,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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