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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徑路
一‧研究方法：
「文體（style）」與「文類（genre）」二詞在指涉在理論意義上，其實各有偏 重1，在文學理論的後設研究，或者批評活動之中，兩者概念之異同當然大可爭 議，而眼前學術界就此議題，也已有一連串的相關成果2。唯本文的重點原來並 不在此，更何況無論把作品稱為「文體」或「文類」，在實際文學篇章的創作及 分類的進行之時，都無妨礙3，正如顏崑陽所指出：古人在選文或評文時，經常
1 按 style 一詞，則翻譯上可為風格、文體、體裁、語體。而 genre 可譯為文類、文體、體裁、樣 式、類型、體式、風格、文類學。參見陳軍：《文類研究》（江蘇：揚州大學文藝學博士論文，2007 年 4 月），頁 30。可見兩名詞在意義上即便有所不同，卻也有相通之處，然則必須視語境，才能 較為清楚知道該詞彙的指涉。
2關於「文體」與「文類」之爭辨，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普遍被認為是此一議題研究之 濫觴，其說也在學界極具影響力。概論徐氏看法，以為歷來人們多將「文類」與「文體」觀念混 淆，諸如「頌讚」、「祝盟」、「誄碑」等等，其實只是因文章題材、性質或用途等等客觀依據之不 同而劃分的「文類」，而「文體」所指是整體作品的藝術形象性而言，藝術形象的顯現必不離創 作主體，所以是帶有主觀審美意義的名詞。參見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 74 年 1 月，6 版），頁 1～83。後來賴麗蓉《從思維形式探討六朝文體論》（台北：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所碩論，民國 76 年 5 月）、賴欣陽《魏晉六朝文體觀念》（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論，
民國 84 年 6 月），也大抵承徐氏之說；要之，認為歷來「文體」之所以意義分歧，就在於它可以 作為分析語言，亦可作為象徵語言而被使用，如此一來，前者較具有客觀的類別之意義，如詩、
賦、奏、議之名（郭案：此通於徐氏「文類」之說），後者則富含主觀的審美之體悟，如「建安 體」、「徐庾體」之名（郭案：此通於徐氏復觀「文體」之說）。但此一研究脈絡，卻也另有反動。
龔鵬程〈《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就大力批判徐復觀以來將「文體」與「文類」分別的看法。龔 氏認為所謂「文體」本來就是指語言文字的形式結構而言，而主體的情志思想自收束其中，並非 針對主體而論，不同文體可以收束、規範不同的情思及表現方式，那麼這種知識是可以客觀化成 為「類」的。因此，徐氏從主體情志言面「文體」，從客觀題材面言「文類」，根本就是強分且錯 誤的。參見氏著：〈《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4 月，初版），頁 1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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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依體分類」（主要為選文家的工作）與「循類辨體」（主要為文論家的工作）
這兩種雙向互用的行為；既然「文體」與「文類」實際上往往相即不離，那麼本 文行文之時，即多用「體類」一詞，以兼該「文體」與「文類」之意義4，以避 免陷入「文體」、「文類」名稱的糾葛之中。
3 「文體」與「文類」指涉究竟為何的爭議，到了顏崑陽〈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 架構」〉一文，出現了頗為圓融的說法。顏氏以為「文體」其實並非單純只是一抽象邏輯的概念，
而且是主體情性與客觀形式規範的辯證融合之空間架構，徐氏主要把握主體情性立說，龔氏則反 以客體規範論文，故各得一偏。實則文體在發展上可分為「創造階段」與「規範階段」，前者是 文體尚未被全面反省而予以規定的階段，後者是文體已被全面反省並予以規定後的階段；文體客 觀的規範力於前者為輕，後者為重。又這兩階斷實際上難以斷然劃開，而是一種積漸而變的過程。
參見氏著：〈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六朝文學觀念論叢》（台北：正中書局，
民國 82 年 2 月，臺初版），頁 94~187。顏氏之說既能兼顧主體情性與客體規範，又對文體發展脈 絡提出歷史性的說明，因此較顯周全縝密。總之，「文體」與「文類」本非對立，而是可以相容 攝的概念，但前者之指涉偏重作品的主體情感與整體性的審美風格而言，較具有美學的意涵；後 者則著眼於構成作品的客觀因素而言，偏重於理性的認識。關於這點張雙英之說可為補充，張氏 以為「文體」的分類標準常包括了文學作品的「形式」和「風格」，而這裡的「風格」，則包含了 作品的「語言風格」和創作者的「個人風格」在內；但我們現代的「文類」，則多以文學作品的
「形式」為主──它比較偏重客觀性的標準，同時多不包含作者的「個人風格」在內。參見氏著：
《文學概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3 月，初版），頁 106。
4 顏崑陽指出：文「體」有文學作品之「物身」、「形構」、「樣態」三義；然則「文體」一詞，
或指作品自身、作品形構（包含「體製」、「體裁」）、作品樣態（包含「體貌」、「體式」、「體格」），
「文類」則是「諸多具有『相似性』的文章群」。以古代中國而言，文章所以成「類」，並非在邏 輯上先「設準立名」後再進行分類操作，而是在社會實踐的場域中，隨「用」而為眾所「同趨共 識」，於是此「類」的概念遂而行塑完成；又某一文章群所以成「類」的標準，可能在於諸作品 之間相似的「形構」、「樣態」，然則此由文之「體」的特徵而概括形成文之「類」的概念，即意 謂「文類」與「文體」兩者在概念內涵上有所重疊，此時「文類」亦具有「文體」的意義；否則 也可能某一文章群所以成「類」的標準，並不在於諸作品間相似的「形構」、「樣態」，而在於彼 此間極具客觀性的「題材」，則「文類」概念的形成，與「文體」本身無關，此時則「文類」並 無「文體」的意義。至於所謂「體類」，切確的說即是以「文體」為標準區分的「文類」；「體類」
一詞雖具有「體」的內涵概念，但它所指涉之「標的對象」卻是「類」，亦即具有相似之「體」
的那一「類」文章群而不是「體」自身。相關說明，參見氏著：〈論「文體」與「文類」的涵意 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 1 期（民國 96 年 9 月），頁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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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文學體類的觀念形成，必不可能是抽象預設的，而是在文學發展中，
人們依據彼此共時性或歷時性相承影響而來的創作經驗，遂將本來各殊、分散的 作品，逐漸凝聚然後概括歸納，始有文學體類的相關知識可言5。那麼所謂文體 辨類此一活動，要之就在於觀察文學體類特點差異，以明了彼此之間的分界。大 陸學者陶東風分析文學體類與其演變時，就認為任何一種體類，必然都包含一組 相應的規範，並且：
這些規範中各有輕重，其中只有一兩個是處於核心地位具支配作用，另一 些則為從屬地位。
又指出：
支配性規範的移位因而就成了我們把握文類演變的有效途徑，同時也可以 幫助我們確定文類的突變與漸變的區別。文類的突變即文類的支配性文體 規範的移位，並因此而導致整個就有文類規範系統的變形或解體，形成一 種新的支配性規範。支配性文體規範的形成，確立是一種新的文類正式產 生的標誌。6
「支配性規範」可謂為一文學體類的諸多特徵之中，最為重要者；而「支配性規 範」可能體現於所屬體類作品的內容旨趣，也可能呈現於體製或題材之上，必須 經由際作品的歸納與觀察，才能被提出而成為抽象概念。要之，經由「支配性規 範」的觀察，我們可察見該體類的特色，並斷定與其他體類的分界，一旦其「支 配性規範」發生轉變，也就意謂此一體類在本質上的轉化。
但「雜文」的特殊性在於，範圍所及體類眾多，絕非一種，那麼上述固能作 為我們觀察其範圍內，各別體類形成與其特徵的方法，但單就此一方法而言，並 不能裨益我們察知各種不同體類，之所以共同進入「雜文」之域的原因。何況《文 心雕龍》與《文苑英華》「雜文」中對象的呈現方式，也不相同；既然如此，面 對彼此之「雜文」，所將採取的分析策略也不盡相同。前者為文論，對於各種體 類的典範之作、特徵、形成與評價，及「雜文」範圍劃定的原則，有著較為清楚
5 文學創作活動，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會出現大量作品並累積了相關的創作經驗，於是各種 關於文學創作的研究才可能興起，此即為文學批評。文體的劃分與討論，當然也算是文學批評的 面向之一。相關說明，參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8 月，初版），頁 14。
6 兩段引文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 月,出版），
頁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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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後者為文集，除在「雜文」類目下收編、羅列各篇作品，再予以次子目 的編排外，已無更多詮釋。
那麼對於《文心雕龍》「雜文」，我們可逕就劉勰提及的體類，逐一檢視個別 體類的特徵、演變過程，並理解設立「雜文」的用意；至於《文苑英華》「雜文」，
不僅篇章繁多，底下所分亦非按照體類，但我們仍可將篇章按照體類，予以歸納 並區分，再嘗試分析此一體類的由來，而分析主要以明人文論為依據。換言之，
存在於《文苑英華》「雜文」的諸多體類，雖其特性、流變，在集中缺乏說明，
但並不妨礙它們在文學史上，確實為一種體類對象的事實。又經由實際作品的觀 察，以及文論資料的後設說明，發現諸多體類在性質上，不乏具有相似者。職是，
我們提出「賦體雜文」、「箴體雜文」、「論體雜文」、「記體雜文」等更為後設的名 稱，指涉各種與「賦」、「箴」、「論」、「記」等體類近似或同質，但不以之為名的 各種體類。按照上述陶東風所言，可謂「賦」/「賦體雜文」；「箴」/「箴體雜文」；
「論」/「論體雜文」；「記」/「記體雜文」，前後體類之間的「支配性規範」，未 嘗出現巨大變動，才會導致彼此在性質上的近似或雷同。然則，一來我們必須關
「論」/「論體雜文」；「記」/「記體雜文」，前後體類之間的「支配性規範」，未 嘗出現巨大變動，才會導致彼此在性質上的近似或雷同。然則，一來我們必須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