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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文之方，在摩習經典，能使意義扼要顯明且文采動人，方能得「章」、「表」
之體要，否則意義淺略或者文辭繁雜，則為失敗之作。
至於「覽」、「略」、「篇」三者，既然都在論事說理，可想其內容及題材甚為 廣泛，所以本質應與「論」相去不遠；唯「論」體類將在本文第四章第一節詳加 分析，於此暫且不論。
總上所論皆為「筆」區域之對象，發現其功用不外乎論事言理，大抵有一「約」
的共同的寫作規範16。又八種「筆」屬之「雜文」文類，功用與體要與各自相關 的主要體類近似，而主要體類既然已有專篇分析，所以〈雜文〉中僅列出標示自 其旁出衍生的體類之名，內容則不須贅述，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 「文」之八類：
「文」之八者，俱不見於《文章緣起》，不過依據宋代郭茂倩（？）《樂府詩 集》所錄，漢魏六朝多有相關篇章。
「曲」，如《樂府詩集》卷二十「鼓吹曲辭」中有謝朓（464~499）〈齊隨王 鼓吹曲十首〉，包含：〈元會曲〉、〈郊祀曲〉、〈鈞天曲〉、〈入朝曲〉、〈出藩曲〉、〈校 獵曲〉、〈從戎曲〉、〈送遠曲〉、〈登山曲〉、〈泛水曲〉之類，各篇皆五言十句之詩。
卷四八「清商曲辭．西曲歌」中有梁簡文帝蕭綱（503～551）〈烏棲曲〉四首，
其實為四則七言四句之短詩17。
「操」，如《樂府詩集》卷二十「鼓吹曲辭」有漢初四皓所作〈芝蘭操〉、漢 劉安(BC179~BC122)所作〈八公操〉之類。其體製以四言為主，或間雜五、七言 句式18。
16 劉勰文論中的「約」，並非單純的是文辭篇幅上的短小。「約」的第一層意義，在於主體純真 的心靈情感，落實到具體文體表現，劉勰又從情、辭兩方面辯證的去說明什麼是「約」，在發現 各種文體都有「約」審美要求時，「約」於是成為一種跨越文學體類而存在的風格類型。相關討 論，參見郭章裕：〈論《文心雕龍》「約」的文學觀念〉，《世新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民國 98 年 7 月），頁 62～63。
17【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293、695。
18【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85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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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樂府詩集》卷五十「清商曲辭」有梁武帝蕭衍（464～549）〈江南 弄七首〉，包含〈江南弄〉、〈龍笛曲〉、〈採蓮曲〉、〈鳳笙曲〉、〈採菱曲〉、〈遊女 曲〉、〈朝雲曲〉，梁簡文帝蕭綱〈江南弄三首〉，包含〈江南曲〉、〈龍笛曲〉、〈採 蓮曲〉之類。如此看來，具有組曲性質的「弄」，其中的篇名未必以「弄」為名。
其體製以七言為主，間雜三言19。
「引」，《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有梁簡文帝蕭綱〈霹靂引〉，卷五 八中有晉石崇（249~300）與梁劉孝威（496～549）各作之〈思歸引〉。其體製或 五言齊言體，或為三、五雜言之句式20。
「吟」，《樂府詩集》卷四一「相和歌辭」有陸機（261～303）、謝靈運（385
～433）各作之〈白頭吟〉，及諸葛亮（181～234）、陸機、沈約（441～513）各作 之〈梁甫吟〉，皆為五言，或八句、十句不等21。
「謠」，如《樂府詩集》卷八七「雜歌謠辭」，郭茂倩自《後漢書》中輯民間 所作〈城中謠〉、〈會稽童謠〉，《晉書》中輯〈閣道謠〉、〈南土謠〉之類。其體製 短長不一，句式紛歧22。
至於「諷」、「詠」，在《樂府詩集》並無相關篇章，但范文瀾以為「諷」如 韋孟（？）〈諷諫詩〉之類，而「詠」則如《世說新語》中所記載夏侯湛(243~291)
〈離親詠〉、謝安（320～385）〈洛生詠〉之類23。
可見「文」之八類皆為詩歌之屬，而就其可見的體製來說，或有四言或有 五言或有七言，或間雜三言等等，各種句式不一而足。但其淵源，不外乎「詩」。
故劉勰於〈明詩〉云：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 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頁 83）
「詩」本於人們內在真實的心靈與情性，訓之為「持」，意即可以扶持人之情性，
使其正當不偏邪，所以又以三百篇「思無邪」說明「詩」的意義。而《詩經》既
19【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726～728、728～729。
20【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828，838～839。
21【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605、606。
22【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9 月，初版），頁 1223、1225。
23 參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台北：開明書局，民國 82 年 5 月，臺 17 版），卷三，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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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詩篇之起源，則關於其後各種體製與特色，又說：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 安……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 也將至；忽以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
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
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頁 85）
劉勰概述詩體類之流變，提到離合、回文及聯句共韻幾種較為特殊的詩體，雖然 各自有來源及典範之作。總之，就詩的句式與體製來說，不論五言或三、六等雜 言詩，無不根本於《詩經》；而《詩經》又以四言詩為主，之後支流廣佈，五言 詩不過是其中聲勢最大的一種體製；再者，不同體製的詩有相異的審美規範及特 色，但概括來說，四言以雅潤為本，五言以清麗居宗，詩人往往因為才性偏好的 不同，所以各有所擅。總之，雖然體製有各種差別，但只要是詩，就應當具備詩
「持人情性」、「思無邪」的本質。
又在〈樂府〉中，劉勰論及音樂與詩辭的關係：
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 正其文。（頁 112）
認為樂府詩的音樂與詩辭相為表裡，都是為了傳達心志，樂調本身務求精準不能 繁濫，至於詩辭則應當意義端正，合乎正道24。
如此說來，此「文」之八類，無論是否能披諸管弦或僅能吟誦，其要旨都不 外乎〈明詩〉、〈樂府〉兩篇所說明，是以在〈雜文〉中也僅僅列出類名，不予詳 論。劉勰認為這些是屬於漢代以來才出現的篇章類型。其實相似的觀點，也出現 在《文章緣起》；固然任昉沒有提及「曲」、「弄」、「引」、「吟」等等，但在討論 各種句式的詩句時，卻提到：「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四言詩。前 漢楚王傅孟韋諫楚夷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七言詩。
漢武帝〈柏梁殿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所作。」（頁 9～11）無論是三
24 詩以辭為主體，以文辭表達心志，而歌則以聲為主體，用聲音表達心志。理論上兩者相得益 彰，可以讓情志能夠更為淋漓的展現。從接受的角度來說，倘若旋律的成分加重，文辭的部分就 可以簡略平易，而旋律的成分減少，則文辭就必須更具有思考價值。但在劉勰的時代，樂府曲調 多以亡佚，對於樂聲的要求，轉而對於讀音的要求，意即必須文辭意義端正外，詩的讀音也應當 悅耳。相關說明，參見王夢鷗：〈劉勰論文的特殊見解〉，收入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 1 版），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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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詩、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或九言詩的句式，都認為起自漢代以後，而劉勰
〈雜文〉所言的「文」之八體類，有的屬於四、五、七齊言句式的詩體，有些則 齊言句式之外還參雜其他字數的句式。換句話說，任昉此處所言三、四、五、七、
九言詩，應該與劉勰「曲」、「引」等八種是相同的對象。然則劉、任二氏不約而 同，皆認為這些體製的詩，都晚至漢代才出現。
綜論上所云「筆」、「文」總共十六種體類，在〈雜文〉中僅羅列名稱，其體 要與內涵都已見於《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其他篇章。然則誠如范文瀾所言：「凡 此十六名，雖總雜文，然典可入〈封禪〉篇，誥可入〈詔策〉篇，誓可入〈祝盟〉
篇，問可入〈議對〉篇，曲、操、弄、引、吟、諷、謠、詠可入〈樂府〉篇，章 可入〈章表〉篇。」25那麼於〈雜文〉篇中，也就沒有一一細述的必要了。
總之，十六種體類其實就是某些傳統體類的支流；至於十六種體類出現的時 間點，劉勰認為在漢代之後，對照《文章緣起》相關資料，發現為任昉所論及的 體類，其緣起也幾乎都在漢、魏、晉時代。所以認為這些體類奠定於晚近，應當 是六朝人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可以說〈雜文〉的設立，是為了要概括這些出 現之時代較晚近（所以為「新」），且是傳統體類之流變餘緒（所以為細瑣）的文 章體類。那麼，包含「對問（含設論）」、「七」與「連珠」，以及上述「文」、「筆」
共十六種體類在內，〈雜文〉呈現出劉勰對於文學體類流變現象的觀點及說明，
但不僅如此，劉勰更對這些體類有所評價，所以〈雜文〉贊語總括此篇說：
偉矣前修，學堅才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嘒若參昴。慕嚬 之心，於焉祗攪。（頁 257）
認為本篇所論各種體類，都是才學飽滿之人「負文餘力」、「飛靡弄巧」的產物，
意即文人創作不應鑽研在此，應當著力於其他重要的文事之上。然則何者為更重 要的文事？想必是《文心雕龍》〈雜文〉與〈諧讔〉以外文體論篇章所論的體類，
這些體類多密切於人倫道德與政治教化，有著較為顯著的實用取向，所以作者當 然必須優先學習，搦筆以致用，待行有餘力，才將心思與筆墨觸及〈雜文〉所論 各種。換句話說，〈雜文〉所論各體類，既為主要體類所歧出流佈，因此數目繁 多難以殆盡，總之實際功用都不如主要體類來得顯著，故劉勰以光芒微弱的參、
昴二星加以比喻。勸告文士學文的重點不應在此，否則即是忽略文章要衢，
徒然迷失於旁側邪徑。如此，自非學文之道。
25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台北：開明書局，民國 82 年 5 月，臺 17 版），卷三，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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