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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苑英華》 「雜文」中的「論 體雜文」與「記體雜文」
「論」、「記」在六朝都屬「無韻之筆」，都是獨立存在的文學體類。
「論體雜文」與「記體雜文」，分別是指具有「論」、「記」體之特色，但不 以之為名的文章，亦即文士以作「論」或「記」的方式，進行其他文學體類的創 作，使作品具有「論」、「記」的文體意味。雖然這些作品具有「論」、「記」的特 徵，但因不以其名，因此分類時亦不宜與「論」、「記」同歸。
以《文苑英華》而言，所分卅八類中，「論」、「記」就自成一類，但「雜文」
中器另外有如「說」、「辯」、「原」、「解」、「題跋」，這些體類本質上都與「論」
接近，但不與「論」同列；以及「述」、「志」兩種體類，它們本質與「記」相似，
但不與「記」同列。既然這些體類的層級地位，都較「論」、「記」為低，且又因 居於「雜文」類，所以分別謂之為「論體雜文」、「記體雜文」之體類，應當合於 情理。
但是，不同於先前「賦體雜文」集中於「問答」、「騷」、「帝道」，「箴體雜文」
集中於「箴誡」。「論體雜文」與「記體雜文」體類數量不僅更多，所分佈的類目 也更為廣泛。換句話說，「雜文」下的「明道」、「雜說」、「辯論」、「贈送」、「諫 刺雜說」、「紀述」、「諷喻」、「論事」、「征伐」、「識行」、「紀事」、「雜製作」這十 二子目，類名本身與文學體類並無密切關係，故而各子目中諸篇作品，文學體類 屬性顯得分歧複雜，而「說」、「辯」、「原」、「解」、「題跋」、「志」、「述」之體類，
則可以跨越各子目而存在。
那麼，意欲針對「雜文」中的這些體類分析，則可暫時鬆動「雜文」將各子 目的分界，將存置各子目中的「說」、「辯」、「原」、「解」、「題跋」之篇章，一一 按照體類屬性提取而出，然則能助益於我們理解、觀察這些體類本身的文體徵。
第一節 「論體雜文」析論
一‧六朝以降「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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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中國文學史中源遠流長的體類之一，劉師培即云：「九家之中，凡 能推闡義理，成一家者，皆為論體。」1然則「論」體之用廣大，要在於推斷、
闡述事理。早在戰國時期，如《莊子》、《呂氏春秋》等子書，不乏以「論」為名 的篇章，但真正具有明顯文體意義的作品，據學者所考，首推《荀子》〈天論〉
之篇2。至於有關「論」的理論說明，早自曹丕(187～226)《典論‧論文》四科八 體之中，就已提及「書、論宜理」3，意即將之與「書」並言，指出兩者說明事 理的特性。晉代陸機（261～303）〈文賦〉也提及：「論精微而朗暢」4，指出「論」
之體要在於文字精當切要，能使事理清晰了然。但曹、陸二氏對於體類的說明都 過於粗略，相對之下，劉勰(466?~537?)《文心雕龍》則顯精密許多。
劉勰將「論」與「說」合於〈論說〉加以討論，意味兩者本質之間有所互通。
劉勰將「論」的起源，推源《論語》，此外又云：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 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 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
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5
據此，可見「論」有廣、狹之分，就狹義來說是一鑽研、闡述某種道理的文章體 類之名。但所鑽研、論述的道理又因實際情境、對象、題材的不同而有所相異，
1 參見氏著：《論文雜記》，《劉申叔先生遺書》（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 64 年 4 月，初版），頁 852。
2 據邱淵所研究，先秦諸子著作中，篇名最早有「論」字者，為《莊子》〈齊物論〉，但此「論」
是否能說具有文體意義，則尚有爭議。再如《呂覽》中有〈論人〉、〈論威〉，但前者之「論」為
「考察」之意，後者則為「通喻」之意，總之都是動詞。至《荀子》〈天論〉則能就「天」的本 質、特性加以層層論說闡釋，所以被認為具有「論」的文體意義的肇始之作。相關說明，參見氏 著：《「言」「語」「論」「說」與先秦論說文體》（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5 月，初版），
頁 234～240。
3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2）》（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6 月，初版），
頁 1098。
4〔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 2 月，1 版），頁 71。
5 參見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出版社，民國 87 年 9 月，初版），頁 348。本 節所引《文心雕龍》原典皆出此書，故其後僅於引文末標示頁碼，不再另行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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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可細分為「說」、「議」等八種類別，然則廣義言之，八種本身亦為「論」
體，具有「論」的體要及內涵，只是不以「論」為名而已。
進一步言，劉勰將上述體類兩兩並論：「說」與「議」用於陳述政見、「傳」
與「注」用於解釋經義、「贊」與「評」用於斷明史事、「序」與「引」用於詮釋 文意。之所以兩兩合論，意謂理論上雖可別為二，但彼此實際上關係密切，甚至 相輔相成。比如解釋經典或任何篇章著作，既須解釋其義（注），不免轉用師說
（傳）；或整理內容事理（序），就旨意加以伸論（引）；斷明史事，既須說明事 情（贊），方可判斷評價（評）；至於陳述政見，則須提出正確意見（議），以使 對方悅然接受（說）。是則「論」固為文章體類，但依據所研析對象、事理的差 異，或者運用時機、場合的不同，可以名之為各式體類名稱。換句話說，「議」、
「說」、「傳」、「注」、「贊」、「序」、「序」、「引」諸文類，它們與「論」根本是「名 異實同」。最關鍵之處，用劉勰的話來說：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跡堅求通，鉤深取 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 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頁 348）
「論」的寫作，是以有形、具體的文字探論深賾抽象的道理，促使人們對於事理 有所思考權衡。依據李錫鎮之研究，以為兩漢以降，「論」的論理形式結構有二，
其一為「純用命題直接論理」：此類的結構方式，沒有問答形式，乃是預先命題，
然後據理論正，使命題的旨意具體呈現在結論部分。其二為「採用問答結構間接 說理」：意即兩人辯說事理，一問一答的形式，且答辭是相應於問辭而產生的，
在一問一答的之間達到說理的作用，因此這種佈局方式，可說取法於論析事理的 辯說實況6。但無論何種形式，寫作上都必須使事理圓融通順，文辭不能枝蔓雜 亂，如此才能體現作者心中細密的思慮，毫無破綻使讓人難以抗駁。要之，凡是 以「研析、說明事理」為要的體類，都可以廣義的屬於「論」之範圍。所以，從 體類的分判來看，「論」既然可以狹義的為一種個殊性的體類名稱，也可以指涉 為「議」、「說」、「傳」、「注」等等諸多體類對象的共名。
承上所言，「論」本為一體類，係因實際功用、場合或對象的不同，於是依 據各種具體行為，分別予以命名，導致「論」另外化身成諸多體類7。在上述
6 兩種不同的形式結構，也有不同的效果，前者由於問答形式必設客主，無論賓主是實有其人，
或是虛擬的，往復的答問攻難，令讀者閱其篇章，彷彿置於旁觀者立場，這種間接說的方式易於 讓人信服。至於後者，因為沒有疑問答難的形式，故其結構大致首尾貫串章法嚴謹，不似問答體 之答問呼應，也沒有以一組問答為一單位，致使篇章脈絡有意斷不緊湊的現象。參見氏著：《兩 漢魏晉論體之形成及演變》（台北：台灣大學中文所碩論，民國 70 年 6 月），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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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之中，顯然最重要，也最密切關聯的應當是「說」，所以劉勰才會於眾多體 類中，獨取之與「論」合併，成為〈論說〉一篇以討論之8。對於「說」，劉勰云：
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
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 其美也。(頁 349)
「說」訓為「悅」，即以言辭以取悅他人之意；但常理來說，人不會無故巧言以 取悅他人，必然是心有所求，所以才會夸口騁辭、勸誘對方，是以言說過於動聽，
總會使人感到對方心懷不軌。劉勰認為真正的足以稱述者，應如伊尹、太公、燭 之武、端木賜之流，能以妙言成事，而非虛妄構陷，以巧舌害人；不過這些人物 事跡，見諸史傳記載，皆為巧妙的當面對應，並非筆墨寫作之事，所以劉勰又云：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 客，並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
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凡說之樞要，必使 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 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
何哉？(頁 349)
再舉范雎、李斯、鄒陽等人上書奏明君王之事，指出「說」並不只口語表述，也 在於文字陳辭。總之劉勰強調，能掌握正確時機，以適切的言詞疏通人情、切中 實務而成就圓滿事功，或使己身得以趨吉避凶，就算是上乘之「說」。又以為凡
「說」必須合乎道德之善，所以又強調忠、信品行特質的重要，而陸機〈文賦〉
中「『說』煒曄以譎誑」之見，因未曾言及道德價值，所以受到劉勰質疑。如此 看來，「說」之為物，其實是泛指一具特定功能或目的（即辨明情理、說服對方）
的言辯、語辭之行為；與「論」雖別為二，但闡述事理、使人知曉作者心思的目
7由社會行為所需的語言，書面化而成為篇章，再由各篇章匯聚成一具有特定文辭形式的文類，
這是文章體類形成的方式中，最普遍的一種。相關說明參見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第 1 版）頁 42。
8 郗文倩指出：六朝時文體研究者對文體的分類主要採取兩種方式，其一，將兩種或以上彼此接 近的文體合併而談，主要體現於文體論之中；其二，一體一類的方式，羅列各體，既便於考察辨 析，又利於學習者寫作取則。前者即如《文心雕龍》，後者即如《昭明文選》與《文章緣起》。當 時人「辨體」，是要理解文體彼此的異同，使文章寫作可以合乎體要，形成文體。參見氏著：《中 國古代文體功能研究─以漢代文體為中心》（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1 月，訂正版），頁 30～
8 郗文倩指出：六朝時文體研究者對文體的分類主要採取兩種方式，其一，將兩種或以上彼此接 近的文體合併而談，主要體現於文體論之中；其二，一體一類的方式，羅列各體，既便於考察辨 析，又利於學習者寫作取則。前者即如《文心雕龍》，後者即如《昭明文選》與《文章緣起》。當 時人「辨體」，是要理解文體彼此的異同，使文章寫作可以合乎體要，形成文體。參見氏著：《中 國古代文體功能研究─以漢代文體為中心》（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1 月，訂正版），頁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