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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辭賦角度探討雜文者：
除了直接討論雜文的特色或寫法之外，也有些學者注意到的人們所稱的「雜 文」作品，本身就是辭賦或俳諧、讔語等等各種文體，所以從這些文體探討「雜 文」作品的出現，以及文類的形成。這方面亦有數篇單篇論文，值得加以重視：
較早有何玉蘭〈漢賦的雜文因素及其價值〉，此文點出「雜文」此一文類在 內容與形式上的特色，分別是「發憤以表志」（劉勰語）與「主客問答」。又這種 特色主要上承荀子賦篇和其他先秦諸子論說方式而來，加入於漢賦寫作之後，使 漢賦更增添了敘事、議論的功能，同時作者在鋪采摛文的同時，亦時而有真實情 感的流露44。其後，簡宗梧老師先後撰有〈賦與設辭問對關係之考察〉、〈論王褒 的雜體文〉二文。前文主要針對先秦迄於唐、宋兩代辭賦中常見的主客問對的形 式加以考察，兼論及所謂「賦體雜文」，即《文心雕龍‧雜文》所提到的「七」、
「對問」兩種體類。認為這些「賦體雜文」雖本為能文之士「暇豫之末造」的產 物，但同樣符合辭賦發展中設辭問對性質的流變45。後文則扣緊王褒〈四子講德 論〉、〈僮約〉、〈責髯奴文〉三篇作品，分析押韻情形，指出其韻散交雜的寫作形 式外，更認為王褒和揚雄(53BC~18AD)、司馬相如（？～118BC）堪稱漢代文章 辭章化的重要推手，因在三人都曾經嘗試將賦體滲透其他體類的作品。劉洪仁〈賦 體雜文的先導─論屈原的《天問》《卜居》《漁父》〉，認為此三篇作品，採用主客 虛擬問答形式，且行文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這即是「賦體雜文」的特色，除了 在漢賦中被加以廣泛運用外，其中的悲憤情感也形塑出古代中國主流知識份子的
44 此文又認為雜文寫作特色融入漢賦中，雖然可以有諸種好處而成為佳作，但如果缺少奇偉的 命意或作者真實情感，也容易流於遊戲筆墨的仿擬之作。參見何玉蘭〈漢賦的雜文因素及其價值〉， 收入《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95 年），頁 46～49。
45 簡宗梧老師指出，辭賦中設辭問對早見於先秦，當時是宮廷口才便給者閒暇時戲謔逗趣或迂 迴諷喻君王的真實對話記錄。到西漢因為賦家多是赴詔而作，未能親與君王對話，所以變成劇本 式的寫作，完成後再經由誦讀方式使君王欣賞，而對話的人物也就因此變成虛擬而來。東漢至六 朝之間，語言侍從不受帝王器重，辭賦成為案頭藝術，「設辭問對」不再是辭賦的主要條件，但 賦家仍喜以設辭問對展現文采，以便於抒情自述、暢所欲言。《文心雕龍‧雜文》所提到的七和 對問，也展現出這樣的文體特色。參見簡宗梧老師：〈賦與設辭問對關係之考察〉，收入《逢甲人 文社會學報》（2005 年 12 月）第十一期，頁 12～30。〈論王褒的賦體雜文〉，收入《廿一世紀漢 魏六朝文學新視角：康達維教授花假甲紀念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頁 73～85。
又關於揚雄對後代文類的影響，又參見其〈從揚雄的模擬與開創看賦的發展與影響〉，收入氏著：
《漢賦史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 5 月），頁 14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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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格46。劉氏又有〈論漢魏六朝的俳諧體雜文〉，該文所謂「俳諧體雜文」， 是指譏嘲、諧謔、笑話一類作品的通稱，如西漢王褒〈僮約〉、〈髯奴〉，南朝袁 淑（408~453）〈雞九錫文〉、〈大蘭王九錫文〉，沈約（441～513）〈修竹彈甘蔗文〉、 孔稚珪（447~501）〈北山移文〉之類，這些作品風格不僅詼諧戲謔，且多含有譏 刺時局之意，因此這些「雜文」作品值得讀者細思體會47。
上述各篇，除簡宗梧老師析論較為周密而清晰外，其餘大陸學者所論，看來 都不免失之過略。可以發現，諸家大抵都是從辭賦發展與流變，並且把握住《文 心雕龍‧雜文》之資料以討論六朝「雜文」文類的形成和特色。其實，魏晉以下 各種文體類別都出現了「增其事而踵其華」、偶體組辭的所謂「辭賦化」的現象48，
「雜文」文類的出現與對象特色，當然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解釋。然而，從文學 體類演變的角度進一步探問，既然辭賦化乃當時影響文體發展的普遍因素，或說
「設辭問對」是辭賦重要的特徵之一，那麼何以劉勰特將「七」、「問對」與「連 珠」三種歸屬於「雜文」之目？不將它們單獨羅列討論如詩、賦等等體類，這樣 特殊的處理方式，又有何意義？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值得我們予以深思研究。
三‧與《漢書》 、 《昭明文選》相關「雜」之文學觀念：
「雜文」固然晚至《文心雕龍》才被劉勰自覺的作為一種文類的觀念而提出，
然而「雜」之文學觀念，其實早已有之，並且它的出現，應該和總集的形成、編 纂有著密切的關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班固（32~92）將詩賦分為五 類，除了「歌詩」外，將賦分為四大類，第一類以屈原為代表，第二類以陸賈為 代表，第三類以荀卿為代表，第四類即為「雜賦」49，至今「雜賦」所收篇章多
46劉洪仁：〈賦體雜文的先導─論屈原的《天問》《卜居》《漁父》〉，收入《社會科學輯刊》第 4 期（總第 159 期）（2005 年），頁 180～182。
47 劉洪仁：〈論漢魏六朝的俳諧體雜文〉，收入《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45～48＋58。
48 「辭賦化」的論點由王夢鷗所提出，而它與貴遊作風相為表裡，成為形塑漢魏六朝之華美文 風的重要動力。參見王夢鷗：〈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收入氏著：《傳統文學論衡》（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 80 年 4 月），頁 76～92。
49 有的文學史或批評史在討論漢賦時，會將這四種賦直接命名為「屈原派」、「陸賈派」、「荀卿 派」、「雜賦派」，或者稱為「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雜賦」。前者如劉大杰：《中國文 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民國 89 年 8 月版）第五章〈漢賦的發展及流變〉所言，後者如羅 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 69 年 9 月，再版）第二篇第三章〈對於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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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亡佚。而「雜」的觀念既被班固運用於賦的整理歸類，自然當我們探討「雜」
的文學觀念的源流時，〈詩賦略〉會是重要的資料之一，所以相關研究成果，有 必要留意。
大陸學者伏俊璉針對《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雜賦〉類有一連串相 關研究，發表數篇單篇論文。〈《漢書‧藝文志》「雜行出及頌德」、「雜四夷及兵」
賦考〉一文，針對〈詩賦略〉中〈雜賦〉所錄〈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 四夷及兵〉二十篇加以考證，認為兩者都是詼諧調笑之作，前者類似祝願文，用 於頌美王侯，後者應當是嘲弄胡人的作品50。〈《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隱 書」說〉一文，則對〈詩賦略〉中〈雜賦〉所錄〈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
十八篇予以考述，以為前者是一種以韻語形式寫而的格言集，內容以道德教化與 訓誡為內容，以賦誦方式傳播，便於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後者即是謎語，可從巫 史文化找到根源，因巫覡傳達神旨，往往就是用意義曖昧不明的辭語表述，在戰 國時代則一變為游士親近並諷喻、遊說君王的利器，風格也由莊嚴玄奧一變為滑 稽調侃51。又〈《漢書‧藝文志》「雜賦」臆說〉一文，將〈雜賦〉中所錄作品分 四類，其一〈客主賦〉，其二〈成相雜辭〉，其三〈隱書〉與第四〈雜四夷及兵賦〉、
〈雜鼓琴劍戲賦〉、〈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之類。以為第一類開後世論難題材 之先河，並且帶有劇本的性質。第二類為民間性質的「體小而俗」的韻語，用以 傳播知識或道德訓誡。第三類為讔語，亦是一通俗娛樂的文藝形式，更重要的，
其是為中國描寫詩的雛形。第四類亦為民間演誦的賦作，應該是西漢時期一些介 紹科學知識的作品52。又〈《漢書‧藝文志》「雜賦」考〉一文，首先提出班固以 歌、誦不同傳播形式的觀點區分詩、賦兩種文類，而賦中前三種都是文人賦，都
賦及辭賦家的評論〉所言。但其實班固並沒有對這四類賦予以派別的名稱，較精確的說，第一類 為屈原、唐勒、宋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賦家之賦作，共二十家、三六一篇，而以屈原為 首標。第二類為陸賈、枚皋、朱建、司馬遷等賦家之作，共二十一家、二七四篇，以陸賈為首標。
第三類為孫卿、張偃、賈充等賦家之作，共二十五家、一三六篇，以孫卿為首標。第四類班固則 逕標名為「雜賦」，內容包含〈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
二十篇等等，一共十二家、二三三篇。四者中除了最末一類，班固明確提出「雜賦」之名加以稱 呼外，其餘皆無明確類名之稱。學者們逕自附加類別名稱以概括稱呼，其實這在立論的細膩度上，
我們還是必須注意的。
50 伏俊璉：〈《漢書‧藝文志》「雜行出及頌德」、「雜四夷及兵」賦考〉，收入《西北師大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4 期（2001 年 7 月），頁 50～54。
51 伏俊璉：〈《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隱書」說〉，收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9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52～565。
52 伏俊璉：〈《漢書‧藝文志》「雜賦」臆說〉，收入《文學遺產》第 6 期（2002 年），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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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諷喻之旨，但〈雜賦〉來自社會下層，篇幅短小，作者無徵，多詼諧調侃之 意而諷喻之旨微乎其微；且三種文人賦是口誦文學的書面化，〈雜賦〉基本上是 口誦文學。而以「雜」為名意義有三，第一多有「共」之意，這意味著〈雜賦〉
有總集性質。第二則多有「駁雜」、「不純正」之意，相對於雅正莊重而言，更顯 其詼諧戲謔的精神。第三，因賦本為民間說唱和講誦結合而來的藝術形式，故「雜」
也意味著表演時是雜糅各種民間技藝手段的特色而言53。又〈《漢書‧藝文志》「雜 中賢失意賦」考略〉一文，針對〈詩賦略〉所錄〈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加以考 證，認為這些是不得志或下層知識分子自我嘲謔性質的賦作，語言接近口語化，
帶有自我嘲謔的性質，有別於屈原、宋玉這類士大夫辭藻華麗、情感強烈激憤的
帶有自我嘲謔的性質，有別於屈原、宋玉這類士大夫辭藻華麗、情感強烈激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