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蕭統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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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朝，劉勰卻將這些篇章自賦劃出獨立，並屬名為「對問」，並以為宋玉〈對楚王問〉為始創。可是，觀察這些漢代作家的擬效對象，發現漢人並不認為這種作品，始自於宋玉〈對楚王問〉，而是認為東方朔〈答客難〉才是開山之作。那麼究竟應當以〈答客難〉或〈對楚王問〉為諸篇之源？漢代人當然不可能回應劉勰的觀點，不過蕭統等人，卻對這一文類有不同的解釋，將劉勰所視為的

「對問」篇章一分為二，列為「對問」與「設論」。

承上所論，劉勰所論「對問」諸篇，對照《昭明文選》來看，後者僅將宋玉之作歸於「對問」一類，其他東方朔、揚雄與班固三篇則另入於「設論」一類。

這裡又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其一，即是「對問」與「設論」的分界為何？其二，

「對問」中既僅有〈對楚王問〉一篇，是否意謂宋玉之作，在後代文學發展史中沒有迴響？

先就「對問」與「設論」兩類之分界問題來說。兩種文類的分立，在六朝應是一定程度的共識，不只蕭統，前已言及任昉《文章緣起》羅列「對問。宋玉〈對楚王問〉。」但此之外，任昉又云：「解嘲。揚雄作。」顯見「〈對楚王問〉」、與

「〈解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篇章，並且各有源頭；至於兩種文類的差異，明代陳懋仁於其下的注解可以參考，云：「《爾雅》曰：『對，達也。』《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也。」又說：「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¹⁵則「對問」是藉由主客問答之辭，

顯著主人之意。「解嘲」則是為了抒解心結鬱悶，舉事對答。如此看來，以「主客問答」的方式表明作者情志，本為兩種體類共通的要素，但前者並未限定何種情志，而後者限定為抑鬱憂憤，且還必須徵引各種事類作為材料以助抒情。現代學者就此也有相關討論，如游志誠認為「對問」僅是單純的一問一答的形式，「設論」則一設一答皆出於擬想，也正因為出於擬想所以可以存在戲謔之筆，從諧趣中展現道理¹⁶。盧景商則說：

15 〔南朝梁〕任昉著，〔明〕陳懋仁注：《文章緣起注》，收入《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6 月，初版），頁 25、26。

16 這是游志誠在比較「難」與「對問」、「設辭」時所言，認為「難」是一難一辯，有別於「對問」一問一答的方式。再與「設論」相較，「難」是真有詰難之實，義正辭嚴，執是攻非，不容玩笑。「設論」則未必，因虛擬假設所以可以存戲謔之意，故在辭氣與態度上，均與「難」迥異。

參見氏著：〈論《文選》之難體〉，《昭明文選學術論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8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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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論」意謂文中的問題和解答，都是作者設計的，也既是作者為了活潑地表達觀念，故意設計一些難題，假託是他人來回答，然後用精闢的解答來駁倒難題，以表現出作者觀念的正確和能力的高超。那麼蕭統不把〈對楚王問〉的問答方式看作是「設論」，即認為文中楚王的問題，並非宋玉自己假託的，而確有其事。¹⁷

然則兩者雖皆為主客問答，主要差別在於「對問」是真有其事，「設論」則出於作者假想。除此之外，簡宗梧老師分析劉勰所舉歷代諸篇作品，發現唯有宋玉〈對楚王問〉與張衡〈應閒〉二文沒有明顯的用韻情況，其他各篇則用韻情況甚為明顯，恰恰《文選》「設論」也不收錄張衡之作，由此推論「對問」、「設論」之別，

在於行文刻意用韻與否¹⁸。

按以上各家所說皆各有其理，但也都還有部分可再補充與討論的空間。先就游、盧二氏之說分析，其實「設論」之文辭固出於作者擬想、假託問答，但其中的人物未必是虛設，如〈解嘲〉中「客嘲揚子曰」之「揚子」，〈達旨〉中「或說己曰」之「己」，〈應閒〉中「有閒余者曰」之「余」，〈客傲〉中「客傲郭生曰」

之「郭生」，都意謂作者並不迴避，將自身朗現其中；當然，不乏如〈賓戲〉、〈釋誨〉作者於文中並不存在，且主客皆為假想者，但這畢竟相對少數。如此說來，

以上述諸篇文章內容觀之，很難說定全是盡出作者擬想，然後假託問答，何況依據史書所言，作者往往真是因事而發，而非憑空虛構。換言之，縱使真是假託問答，與〈子虛〉、〈上林〉等漢大賦不僅內容虛構，連主客雙方也都是捏造的情況，

並不盡同。至於簡宗梧老師以用韻情況辨別彼此，雖甚具說服力，但卻遺留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即《昭明文選》的「對問」何以不錄張衡之作，而卻收錄宋玉

〈對楚王問〉呢？觀《昭明文選》全書，僅錄一篇之文類，除此之外，唯「冊」

〔潘勖（160？～215）〈冊魏公九錫文〉〕、「令」（任昉〈宣德皇后令〉）、「奏記」

〔阮籍（210～263）〈詣蔣公〉〕、「連珠」〔陸機（261～303）〈演連珠五十首〉〕、

「箴」〔張華（232～300）〈女史箴〉〕、「墓誌」（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行狀」（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總共八類。我們注意到除了「對問」以外，其他所錄皆為魏晉六朝人士之作。其實本著「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之精神，以為後出篇章文采更盛前代，所以詳近略遠、捨遠求近，亦是此書收文的原則之一。那麼〈應閒〉無論是篇幅之大、對偶之工、徵事之繁等等，都在〈對楚

初版），頁 148。

17 氏著：《六朝文學體裁觀念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論，民國 78 年），頁 97。

18 關於揚雄〈解嘲〉等劉勰所論各篇文章的用韻情況，可參見簡宗梧老師：〈試論《文心雕龍‧

雜文》的對問系列〉，收入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抽印本）》（民國 95 年 4 月），頁 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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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問〉之上，是則「對問」之類，理應選擇〈應閒〉而捨〈對楚王問〉，事實卻何以不然？

其實欲釐清兩者分界，我們必須先注意到，〈對楚王問〉是宋玉為了替自己平反，訴說不為人知的高遠志向，以鳳凰、鯤魚自喻，尤見其卓而不群、不見容於小人的傲氣。這種情感的直露宣洩，展現作者高度的人格自信與期許，自然容易讓人聯想到以屈原與楚文化¹⁹。但東方朔〈答客難〉以下至郭璞〈客傲〉卻不如此，據上文言史書之所載，這些作品的創作動機，可分為兩種：其一，「位卑以自慰」──仕途不遂，且心有不甘者；有東方朔〈答客難〉、班固〈賓戲〉、郭璞〈客傲〉三篇。其二，「無爭以明志」──淡泊自持，卻遭人譏疑者；有揚雄

〈解嘲〉、崔駰〈達旨〉、張衡〈應閒〉、崔寔〈客譏〉、蔡邕〈釋誨〉五篇。第一種的內容，常常強調生不逢時，所以才學不得重用。第二種的內容，往往著意躬逢盛世，所以不勞馳騁心力於朝廷，並且闡發明哲保身的守拙智慧。但這兩種區分只是相對而言，並非絕對，所以〈賓戲〉也談及先福而禍之理，而〈解嘲〉、〈應閒〉等篇也論及古今時異之勢。總之，這些作品多在省思「時」的問題，如此當然與〈對楚王問〉純粹為己申訴、睥睨俗眾頗為異趣。

承上所論，我們可以說「對問」與「設論」兩種文類的差異在於題材，前者只是單純的抗辯外界非議，後者則更關懷、感嘆「時」不我與的問題。而漢代文人所面臨的，主要當然是關於時運的問題²⁰，所以一連串的相關篇章，漢人自然推源自東方朔〈答客難〉；但到了六朝對此一文類的既有之發展脈絡，卻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安置宋玉〈對楚王問〉？或者說，宋玉之作究竟能不能放置在這些體類篇章中一併討論，然則在時間點上，既然早先於漢人，固可視之為此類開創之作，否則又當如何？按照昭明太子與任昉的作法，既認為〈對楚王問〉不能納入此一脈絡，因此除「設辭」或「解嘲」外，另立「對問」以安置宋玉之文，

但尷尬的是此類卻僅有宋玉一文，理論上單篇應不能成類，然而昭明太子與任昉

19 據李乃龍的研究，認為宋玉對於聖人、君子、小人的區分，是承襲北方儒家文化的表現，而其對自己高度期許的人格理念，則根植楚文化本身，其中鳳凰、鯤魚之喻，更早見於《莊子》與屈原〈離騷〉、〈九章〉；換言之，宋玉此文，可視為南北文化融合的產物之一。參見氏著：〈論《文選》對問體─兼論先秦問對體式的發展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2005 年 10 月），頁 88～89。

20 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可分兩種，一種為屈原式的，感嘆奸小當道，君王遭蒙蔽使得賢良不能得用；其二則是像〈答客難〉一系列的篇章，反映出漢代文人對於戰國游士性格的延續，

因天下已經定於一尊，受限客觀環境與專政體制，不能展現個人才性，所以激發而出的感嘆。參見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0 年 10 月，初版）頁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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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勉強為之，故此一現象，實透露出六朝人如何安置宋玉此文時的困惑。如此，

應可解釋《昭明文選》「對問」何以僅取〈對楚王問〉，即因這樣的題材也就只有一篇。至於「設論」，因這一類的作品本來也就較多，所以《昭明文選》自然可能選取較多篇章；而其不取張衡〈應閒〉之故，在於用韻不顯，因此不為重視文采的選家所選，也就應當可以理解了。

再以蕭統來說，雖然分別了「對問」與「設論」，但也不認為兩者全然不相關。這可從《昭明文選‧序》說明該書各文類的資料談論起：

嘗試論之曰：詩序云：「詩有六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六曰頌。」至於今之作者，異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

荀宋表之於前，賈馬繼之於末。自茲以降，源流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

「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羽獵〉之制。若其紀一事，詠一物，

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流，推而廣之，不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履潔，君匪從流，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臨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在文檔中古代「雜文」的演變─從《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68-75)

二‧蕭統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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