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菁英甄補：條件、制度與效果

為了能夠掌握與探索中共政治的特性，菁英政治始終是外界關注的一個課 題。雖然隨著時間演變，學者對中共政治研究焦點有所轉移。¹但大體來說對於

1 有關於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成果，寇健文主要從不同時期學者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區分為「極 權主義」、「派系政治」、「世代政治」、「技術專家治國」等四大途徑。請參見寇健文，「中共菁 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台北：

菁英甄補的研究，可以區分以下兩者討論的焦點：首先，在中共專政的環境下，

個人如何能夠成為領導菁英的一份子？其次，就總體菁英組成而言，學界目前所 理解的中共菁英特徵為何？有何具體的演變趨勢？本節將從外界所認知中共甄 補菁英所重視的條件、制度規範以及效果，來說明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

一、領導人的選拔：非正式關係與制度規範的影響

在中共的政治環境與脈絡下，哪些人得以進入權力核心成為領導菁英？大致 來說我們可以從非正式關係與正式制度規範的影響來加以說明。首先，「非正式 關係」的相關討論主要延續「極權主義」與「派系政治」的理論脈絡，其強調領 導人與菁英之間從屬、平行私人關係的影響，主要還是以領導人自主意志為主。

其次，自 80 年代起中共制訂幹部退休制度與幹部四化方針等制度建設以來，正 式「制度規範」因素對菁英甄補的影響也開始受到學者重視，以下筆者將從這兩 個部份來說明中共菁英甄補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菁英甄補的非正式關係

由於共黨專政的基本政權架構使然，個人與領導人的關係親疏成為菁英向上 流動、晉升相當重要的憑藉。²一般而言，黨領導人對人事更替擁有決斷的裁決 與操縱權力，當毛澤東晚年面臨接班問題時，如此的現象也特別被彰顯。當時學 者特別關注「毛澤東接班人」更替的現象。1960 年初，接班人劉少奇與毛澤東 倡導「三面紅旗」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政策的意見相左，成為文革的頭號革 命對象。在劉少奇失勢後，原二號接班人林彪也於 1971 年墜機身亡。這些接班 人的更替，讓學者認為毛澤東主導（Mao-in-command）的中國政治情勢讓彰顯 了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質。³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73-99。另外，劉平鄰則是從研究範圍來分類中共 政治的研究，他認為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可區分為「中共黨史」、「中共領導人」、「中共 作法和作風」、「中共的機構與制度」、「中國大陸民主活動」六類，當然，他並沒有特別將範圍 著重於政治菁英上。請見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 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 年），頁 497-525。

2 Teiwes 主張在民主集中制下，由於強調決策制訂的權力集中，自然地會鼓勵上下從屬關係的形 成，請見 Frederick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pp.

239-257.

3 有關毛澤東領導的模型，請見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9-1968,”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79-115.

如此一人決斷的模式，在文革後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權力鬥爭，以及鄧與陳雲 路線之爭下，便產生系統性的改變。這些高層權力鬥爭的現實讓人認識到中共高 層並非團結一致的。因此學者開始從高層領導人的路線差異，以及其與部屬的親 疏關係來定義中共「派系團體」。以此，包括派系的定義、形成背景，以及集體 任離職現象，成為菁英甄補非正式關係討論中的主要焦點。

在定義上，Nathan 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是一種上下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

關係，也是以派系領導人為核心的人際網絡。派系成員之間將依職務，或與領導 人的親疏關係具有上下位階之特性。⁴對此，Tsou 則秉持不同的看法。⁵首先針對 意識型態的定位上，他並不同意 Nathan 宣稱意識型態在中國政治中是派系聯盟 下之產物，而是仍具一定的重要性，特別是不同團體往往有鮮明的立場。其次，

他認為 Nathan 對派系政治的描述，忽略中國政治中往往存在著如毛、鄧般單一 超強權之領導人，即掌握黨權力核心者。再者，Tsou 認為 Nathan 過於著重正式 制度結構的個人從屬關係，然而派系關係也可能出自於平行的個人關係網絡，因 而他主張運用「非正式政治」的概念來定義中共政治的特色。

基於「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概念，Dittmer 更進一步將菁英個 人權威的進行系統性的分類與界定。⁶他以菁英的權力來源（bases of power）將 不同的權力格局分為非正式的個人權威（informal personal authority）與正式的制 度權力（formal institutional power）。由於中共派系政治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上下的 階層位階關係，也有同儕（如同校、同事）關係，這表示「派系政治」本質上的 意義在於對正式制度安排以外的範疇，也就是沒有運作規範的政治領域提供運作 規則的補充。⁷在如此的定義下，包括「秘書幫」、「太子黨」、「清華幫」等特殊

4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uary 1973), pp. 34-66.

5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 in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65 (January 1976), pp. 98-119；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of Win All?”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pp. 97-160.

6 所謂的個人權威，指的是個人透過自我的能力與特質，對於支持者建立屬於自我的政治忠誠與 人際網絡，為無法轉移的個人威信；至於制度權力，則是指涉領導人的權力基礎，伴隨著正式 的職位而來，一旦失去政治職位，則政治影響力將立即大幅下降。見 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October 1978), pp. 26-60.

7 關於中共派系政治的成因，Pye 也從政治文化的觀點來賦予解釋。他認為中共政治認為如此非

人際關係，也成為學者討論菁英甄補非正式因素影響的重要群體。⁸

在 派 系 集 體 任 離 職 上 ， 不 同 於 早 期 學 者 主 張 得 勢 派 系 的 贏 者 全 拿

（winner-takes-all），學者則開始從得勢政治（bandwagon politics）與權力平衡

（power-balancing）的角度來分析派系互動的結果。⁹基於中國政治出現機構分殊 的制度化趨勢後，政治權力將不再是不可區分的。因此，Bo 主張派系互動將會

見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關於領導人政治秘書的角色，Pye 與 Li 認為領導人與秘書可說是最為緊密的人際關係，同時他 們也分析 13 大政治局委員曾經具有秘書身份領導人的仕途發展，請見 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至於清華幫與太子黨相關的討論，請見 Murray Scot Tanner and Michael J. Feder,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89-119 以及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9 有關得勢政治與權力平衡的論述，請見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請見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2007), pp. 7-8.

11 何大明譯，Nathan, Andrew 原著，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台北：巨流圖 書，2007 年），頁 48-49。

度建設向上延伸與落實。1982 年中共中央作出正部級職務一般不超過 65 歲，副 Replacement and Metor Politics,” in Yun-han Chu, Chih-cheng Lo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9-88; Xiaowei Za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lite Behavior in Reform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204-217，此外 2001 年的 The China Journal (No.45)更發行特刊，來探討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共政治制度化的特質，

請見參考書目。國內的相關研究，請參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轉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 年）。

15 請見寇健文、黃霈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

東亞季刊，第 37 卷第 2 期（2006 年 7 月），頁 1-38。

16 值得注意的，改革開放後省級領導人地位慢慢上升。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九位常委中，有 八位具省級領導經歷（除溫家寶外）。在範圍上，除了中央領導菁英外，省級菁英的研究也是 近年來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有關中共省級領導人的相關實證研究，則可見 Yi-feng Tao,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Post-Mao China, 1978-98: An Event Analysis of

別從改革開放之前的菁英屬性、鄧小平主導下菁英轉型的趨勢，以及江澤民、胡 錦濤主政下的菁英特徵為主軸，說明中共菁英屬性的持續與變遷，來瞭解當前學 界對中共菁英組成特性的認知圖像。

（一） 改革開放前的菁英屬性

在中共政治菁英特徵與屬性的相關研究裡，主要是針對如「政治局」與「中 央委員會」的整體領導集團進行分析，以說明不同領導人下菁英群體的特性。

Scalapino 於 1972 年主編的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學界針對 中國大陸各類菁英進行系統性分析的第一本專書。¹⁷他以第八、九屆中委會為研 究對象，發現毛澤東所批選之第九屆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能如高崗、劉少奇般 資深可能對毛自身政治地位造成威脅。同時，軍人成為此次改選重要的組成份 子。這顯示軍權的掌握是毛在歷經與高、劉等人政治鬥爭後重要的考量之一。此 外，第九屆中委會雖然吸收了一些群眾代表，但他們卻無法進入政治局成為有決 策權的菁英。最後，毛澤東有壓迫專業技能知識份子的傾向。¹⁸

總的來說，在槍桿子出政權下，改革開放前的中共菁英多具軍人、農民與中 下階層身份。這顯示這個時期的菁英選拔主要重視個人於黨經歷的資深程度

（seniority），例如是否參與長征、抗日戰爭等經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積極 參與階級鬥爭的政治忠誠、「無產階級」的家庭背景等屬性。這些基本背景的要 求，直到 80 年代初期並無產生系統性的改變。¹⁹

（二） 鄧小平主導下的菁英轉型

（二） 鄧小平主導下的菁英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