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專業性與菁英轉型

透過上節的探討，可以發現既有文獻對中國大陸政治菁英屬性存在爭議。在 本節中，筆者將帶入社會學對於中共「菁英流動」課題的相關論述，以進一步釐 清其爭議所在。從總體社會結構與階層來看，透過政治菁英組成特徵來說明社會 大眾得以向上流動的原因，亦是相當典型的社會學研究課題。政治菁英是處於政 治階層金字塔頂端，掌握決策影響力與資源分配的團體，那麼，菁英階層具有哪 些特徵、屬性？具體來說必須探究的是政治階層與社會結構的關聯性。³¹透過比 較研究，Putnam 也提出「不斷擴大的不等比例性法則」（the law of increasing disproportion）。他發現不論在民主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地位越高、受過高等教 育的男性成為菁英份子為一普遍性現象，同時亦有不斷擴大的趨勢。³²這表示菁 英構成屬性的集體屬性，確實偏向某些社會特徵。

關於中共菁英是「技術官僚」還是「政治—技術官僚」的爭辯，其背後意涵

31 可以預期的是，菁英階層與社會結構具有兩者極端的組合形式。首先「獨立模型」指的是個 人的政治地位與其社會經濟、職業、教育等背景皆不相關。換句話說，菁英等比例代表每種社 會類型。其次，「凝集模型」是個人政治階層地位與特定社會特徵地位具有緊密關聯性。例如 政治菁英很可能來自於顯赫的家庭背景、良好的經濟條件地位與受過高等教育，顯然地，凝結 模型後符合政治現實，請見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pp.

21-26.

32 Ibid., pp. 33-38.

即是菁英「紅」與「專」條件的組合與演變問題。本節從這兩者個人條件切入，

說明菁英「紅」與「專」的條件如何受到關注。這些理論論述主要來自於政權型 態相似的蘇維埃（Soviet-type）社會主義國家之經驗。以下，我們將分別說明菁 英政治性、專業性條件興起的理論起源，以及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菁英的政治性條件：起源與意涵

菁英與社會大眾除了在性別、社會地位與教育條件具有差異外，Djilas 的”The New Class”一書率先揭示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新階級」。³³他指出「新階級」形 成在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時期。在這個時期，共黨黨籍象徵的是一種光榮。然而，

在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後，史達林卻廢止一切形式的黨內討論，並規定只有 黨中央才有權對意識型態表示意見；同時也運用差異相當可觀的工資制以及各 種特權利益的分送大力推行工業化建設。在史達林的領導下，黨成為一群對意 識型態沒有興趣的人，而是全心全意的維護他們賴以擁有特權的制度，新階級 的地位便隨之鞏固。其中，維繫這個制度的主要機制便是共產黨擁有嚴密的組 織結構、行政權力的壟斷與強烈的排他性。這讓具有黨員身份的個人將可獲得 社會資源挹注，包括獲得良好教育、專業知識的訓練，較好工作機會等。這些 共產國家官僚也憑著壟斷國家權力，甚至咨意的分享並獲取國家財產。Djilas 更指出，「共黨黨員成為新階級」的現象並非僅是蘇聯的獨特現象，而是在所有 蘇維埃式（Soviet-type）的共產主義國家中。³⁴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進入菁英階 層的唯一條件是對黨與新階級的忠誠與絕對效忠，必須要具備的具體條件則是 瞭解與發揚教條的能力。³⁵

Djilas 對共產社會的深刻描繪，成為往後學者探討社會主義國家菁英流動的 重要基礎。他率先指出「政治審查」（political screening），特別是個人「共黨黨 員」身份於共黨國家向上流動的重要性。在中國社會裡，Walder 所提出的「新 傳統主義」也點出相當類似的現象。³⁶他以工廠生活為例，發現幹部透過黨在 制度上的規範，從成員的參與、發言等表現來建立個人的關係網絡。共黨社會

33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s (New York: Praeger, 1957), pp. 37-69.

34 Ibid., p. 53.

35 Ibid., p. 60.

36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的制度設計是將工廠的組織政治化，透過組織掌控，培養積極份子與建立監視 系統來確保工廠生活的政治性。然而，幹部與這些積極分子卻透過特權利益的 交換，發展成私人依附關係的結果。換句話說，那些通過政治審查的份子，的 確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好處。同時，Walder 也認為即便中共致力於經濟現 代化建設，但在社會流動中個人政治性（political dimension）條件的重要性卻 絲毫未減。³⁷Zhou、Dickson 與 Rublee 等人也透過調查研究的實證資料，驗證 中國社會裡黨員身份會為個人帶來更多教育、收入與工作機會等物質上的利 益。³⁸因此個人黨員身份的政治性條件，可說是中國社會裡個人能夠向上流動 的主要因素。

二、菁英的專業性條件：技術官僚崛起下的菁英轉型

除了「紅」之外，另一個受到學者關注菁英集體特徵是共黨國家「技術官僚」

的崛起，即菁英「專業化」的轉型傾向。³⁹由於不同社會裡存在各自強調的社會 價值，如政教合一的社會裡菁英多由具有神職人員身份；在強調政治正統

（political orthodoxy）的社會中，能否得到領導人的背書與承認會是成為政治菁 英的前提，因而如此菁英型態的轉變，主要來自於社會的功能性需求。⁴⁰

總的來說，當共黨領導人開始著重經濟建設與工業化發展，具有良好教育背 景、訓練的專業人士便成為菁英選拔的最佳人選。Parkin 認為：「伴隨著強調工 業（生產）效率與趨勢的出現，對於政治權威組成份子工作的指派，將不僅只是 因政治忠誠的報酬性派遣，而是更基於正式的個人能力。」⁴¹包括蘇聯、匈牙利、

37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Richard G. Braungart and Margaret G. Braungart ed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90), pp. 49-65.

38 請見 Xueguang Zhou, “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8, no. 3 (October 1995), pp. 440-468 以及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1 (February 2000), pp. 87-112.

39 「技術官僚」首先出現於形容 1930 年代的美國政府。一次大戰後隨即而來的經濟大恐慌造成 經濟秩序的混亂與社會問題叢生，讓學者開始認為政府應由科學家、工程師等技術專家組成來 解決問題。可見 Henry Elsner, Jr., The Technocrats: Prophet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3.

40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pp. 169-172.

41 Frank Parkin,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0, no. 4 (December 1969), p. 365.

東德、南斯拉夫等國研究都顯示了專業分子被選拔進入菁英階層的傾向。⁴²這些 研究的共同點，在於強調個人教育條件的社會競爭力在共產國家中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

透過菁英集體屬性的圖像描述，上一節裡也顯示中共菁英的確存在邁向專業 化的轉型趨勢。在比較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菁英專業化轉型後，Li 與 White 從環境 因素與內部因素歸納出六個中國大陸技術官僚興起的原因。環境因素上包括受高 等教育的比例增加、文革後面臨意識型態的危機、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人才需求；

至於內部因素則是領導人的有意支持（technocrat patrons）、知識份子的需求，以 及幹部的老化等。⁴³特別重要的是，由於黨重視菁英須具備技術訓練與行政能力 等專業性條件，使得「領導人支持」更是專業菁英興起的決定性因素。然而，這 些強調菁英專業化轉型的文獻卻鮮少進一步探討「紅」與「專」如何在各個國家 融合的問題。可以預想的是，過度強調專業條件於菁英選拔的重要性，其背後的 意涵便是政治忠誠的重要性將逐漸降低。⁴⁴

在本節中，筆者主要透過比較菁英流動的理論框架，說明中共菁英組成屬性 具有「政治性」與「專業性」條件的集體特質。透過這些集體條件的釐清，我們 可以將「技術官僚」、「政治—技術官僚」的爭辯，進一步理論化成不同菁英體制 演變模式的對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