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效果的檢驗

在仕途發展的歸類下，上一節針對改革開放以來「晉升至黨、政府領導人」、

與「正部級離退」兩者仕途發展結果的領導菁英，進行仕途發展的總體性分析。

雖然，學歷、專長領域等專業性條件對改革開放以降中共領導菁英晉升領導人、

正部級離退皆具有正面影響。但是在控制其他條件後，專業性條件的影響則僅限 於正部級離退中。同時，進一步考量政黨贊助的因素，則專業性條件對菁英流動 的效果將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此外，第二節的實證模型也初步釐清中共高層菁 英體制如何流動的邏輯。在正部層級若能儘早具有黨職領導職務經歷，那麼將具 有較高的機會能晉升至黨領導人，成為掌握統治權力的一份子。相反地，若無法 儘早具有黨職經歷，那麼在仕途過程裡就任黨職者也會有較長的正部級任職時

間。在這些實證基礎上，「黨職經歷」的因素相信可成為觀察者預測現任菁英未 來仕途發展重要指標。

在組織邏輯下，本文主張影響中共菁英流動，不論向上晉升或任職時間的因 素，主要仍來自黨生存考量下的政治忠誠審查、認可。專業性條件或許在組織目 標的改變下開始受到中共重視，然而卻仍必須限制在黨專政的原則下。具體來說 組織邏輯下的菁英流動現象，為專業性條件即使在中共菁英仕途發展裡具有正面 效果，但卻只存在於層級相對較低部門，或背後具有政治贊助因素主導。那麼，

如此的邏輯是否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時間演變有所差異？本節的分析將納入時 間的因素，來探討中共組織邏輯的菁英流動現象是否將隨著時間有所改變。

一、時間效果與趨勢設定：

在時間效應上，總的來說「重要事件」、「領導人輪替」等因素，皆可能對中 國大陸的菁英流動帶來影響。在事件上，1989 年「六四天安門」扭轉中共改革 開放後以來較為寬鬆的政治氛圍。然而從第四章幹部選拔規範的文件分析裡，可 以發現中共的幹部制度建設規範，並無因個別事件產生重大改變，而是呈現制度 堆積的現象。因此，在這裡筆者主要設定鄧、江、胡等不同領導人的時間影響，

作為探討菁英流動持續與變遷之依據。

接下來我們針對「晉升領導人」、「正部級離退」兩者事件發生風險率進行時 間效應的分析。在上一節分析基礎上，除了個人背景因素以外，影響中共菁英晉 升黨領導人風險因素主要來自於黨職經歷，正部級離退則是黨職經歷與學歷因 素。值得說明的是，由於黨職經歷對領導菁英正部級離退風險影響主要為「因時 而異」的效果。如此的效應主要跟隨著菁英任職時間的動態改變，應不將菁英於 不同領導人下的特定時空進入正部級階層下而有所差異。因此，在正部級離退 上，筆者主要在於進一步釐清與說明專業性條件，特別是學歷因素的效果。以此，

本節中主要探討的時間趨勢將是：（1）黨職經歷對菁英晉升黨領導人風險影響，

是否在不同領導人下有所差異？（2）學歷對菁英正部級離退風險影響，是否在 不同領導人下有所差異？

本節沿用交互作用項的檢證方式，來探討影響菁英仕途發展結果的時間效

應。在上一節的模型設定基礎上，筆者以鄧小平時期（1978 至 1993 年 12 月）

為對照組，分別探索江澤民時期（1994 年至 2003 年 2 月），胡錦濤時期（2003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等不同時間點晉升、離退菁英的時空差異，同時也設定 黨職經歷、學歷的交互作用項來檢驗「時間異質性」的影響。特別要強調的是，

「晉升領導人」的比較時間點是以「晉升事件之時間」作為比較基準，而「正部 級離退」則是以領導菁英「出任正部級職務之時間」為比較時間點，而非「離退 事件」發生的時間。以此檢驗不同領導人是否具有相異的幹部選拔邏輯。

二、政治性條件與「晉升黨領導人」風險：釐清黨職經歷的時間效應

對晉升領導人事件風險而言，先前的分析發現在正部級越早取得黨職經歷資 格的領導菁英，則將能越快地被選拔為黨領導人，這表示菁英向上流動取決於黨 職的檢核與認可。那麼，改革開放以降如此的邏輯是否有所改變？還是如此的現 象是中共政權特性下固然具有的本質邏輯？檢證結果如下表 7-5 所示。為了簡化 模型資訊，更集中於時間效果的討論，在表中筆者僅列達統計顯著水準的變項，

但基本模型設定則與全體菁英檢證模型一致。

模型一顯示的是純時間效果（pure effect）。在控制其他個人條件下，可以發 現江、胡時期選拔的黨領導人晉升風險皆較鄧小平時期顯著來的低。江時期菁英 晉升黨領導人風險率，是鄧時期的 0.304 倍（exp(-1.19)），胡時期則是鄧時期的 0.154 倍（exp(-1.87)）。這表示平均來說，中共領導菁英從進入正部級職務後，

晉升至黨領導人所需的時間是越來越多的。如此的時空環境差異可能來自於兩個 原因。首先，對於鄧小平時期晉升的菁英，多數在文革時期已累積一定的正部級 資歷，而由於本研究並無處理資歷累積的中斷問題，因而造成鄧時期菁英正部級 經歷的低估與漏失。另一方面，這些可能意味著領導幹部於正部級職務的政績表 現，隨著時間演變日漸受到中共高層重要，因此需要一段時間的在職表現，來評 估這些菁英的領導與執政能力。

那麼，黨職經歷的影響是否在不同領導人時空下有所差異？由於總體時間效 果呈現晚進菁英晉升領導人風險降低，即所需時間增加的現象。以此在模型二中 筆者合併正部級黨職出身，以及 2.5 年以內任正部級黨職的因素，來探索時間效 果下的交互作用項影響力。結果顯示，時間異質性的作用並無達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這表示即使江時期已降中共領導人的菁英選拔呈現晉升風險較低的現象。然 而儘早取得黨職經歷資格對晉升的影響卻無系統性的改變。¹²因此，總體而言，

雖然不同時空下領導人晉升速度有所差異，但透過黨職經歷取得以向上流動的晉 升模式與邏輯，改革開放至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

表 7-5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晉升領導人」時間效果的檢驗

模型一 模型二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年齡 -0.10 0.02*** -0.10 0.02***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12 0.27*** 1.01 0.28***

2.5 年以下 1.90 0.37*** 1.75 0.42***

5 年以下 1.05 0.41* 1.04 0.54 5 年以上 1.06 0.41* 0.73 0.78

時間效果

江澤民時間 -1.19 0.29*** -1.73 0.59**

胡錦濤時期 -1.87 0.34*** -1.81 0.35***

時間異質性

江時期*2.5 年以下 0.57 0.66 胡時期*2.5 年以下 0.59 0.89 江時期*2.5 年以上 0.98 0.86 胡時期*2.5 年以上 -1.25 1.05

個數(人) 695 69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說明：***表p< .001，**表p< .01，*表p< .05，+表p< .1 (雙尾檢定)。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透過黨職的認可與篩選菁英 向上流動的方式雖然具有不同時空下的時間差異，並模式上未產生系統性的改 變。這說明了黨職經歷與晉升至領導人的因果關係，應是屬於中共政權特性下固 然具有的本質邏輯，即使隨著時間演變黨調整組織目標，但如此的根本邏輯仍是 穩固存在的。

12 另外，在控制時間效果後，原先未具影響力的「5 年以下」出任黨職因素也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但由於我們納入時空因素方出現如此的效應，這僅代表對下特定領導人時期下，平均而言 5 年以 下出任黨職者相較於無黨職經歷領導人而言，晉升風險率也較高。但這與先前的分析結果並無重 大的衝突。

三、專業性條件與「正部級離退」風險：釐清學歷因素的時間效應

在分析晉升黨、政府領導人風險的時間效應後，接者筆者將探討專業性條件 與正部級離退風險關聯性的時間效應。從組織邏輯而言，相較於同樣具有專業性 條件的領導菁英，又紅又專的領導幹部應較為中共所重用，離職風險較低。然而，

在控制政治性條件下，上一節分析顯示學歷對中共領導菁英正部級離退風險率有 降低的效果。這表示正部級的黨政菁英組合某種程度具菁英分立的意涵存在。雖 然如此的因果關聯性控制政黨贊助效果便不存在，但必須釐清進一步的是專業性 條件的影響，是否有時空環境的差異？或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普遍存在的現象？

表 7-6 為黨政菁英於正部級離退風險時間效果的檢驗。在模型一中，筆者檢 驗是否具有不同時空離職風險的差異。而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也在模型二裡 置入學歷「研究生以上」與江、胡時期變項的交互作用項。首先，在時間效果上，

可以發現仕途發展止於正部級職務的中共領導菁英，其離職風險率並未因不同領 導人有所差異，同時原先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個人條件因素，也相當穩定。

其次，在時間異質性方面，表 7-6 顯示研究生以上學歷（模型二）因素對離 職風險率的影響，並未產生因不同時期而異的關聯性差異。當控制不同時期的關 聯性交互作用項後，則原先「研究生以上」係數所表示的是鄧小平時期學歷與離 職風險的因果關聯性。與先前分析不同的是，「研究生以上」或交互作用項，皆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當我們加入交互作用項後，將稀釋了原先學歷「研 究生以上」變項對正部級離職風險的解釋力，造成三者變項皆未具有統計顯著影 響力。因而，這表示專業性條件對離職風險的影響，應是不同領導人下的「普遍 存在」之現象，也未隨著不同領導人的更迭而產生系統性的改變。

其次，在時間異質性方面，表 7-6 顯示研究生以上學歷（模型二）因素對離 職風險率的影響，並未產生因不同時期而異的關聯性差異。當控制不同時期的關 聯性交互作用項後，則原先「研究生以上」係數所表示的是鄧小平時期學歷與離 職風險的因果關聯性。與先前分析不同的是，「研究生以上」或交互作用項，皆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當我們加入交互作用項後，將稀釋了原先學歷「研 究生以上」變項對正部級離職風險的解釋力，造成三者變項皆未具有統計顯著影 響力。因而，這表示專業性條件對離職風險的影響，應是不同領導人下的「普遍 存在」之現象，也未隨著不同領導人的更迭而產生系統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