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中共菁英流動的演變

上一節以組織邏輯為核心所搭建的分析架構，有助於我們解釋改革開放後中 共高層甄補菁英的演變，同時也統合既有文獻裡菁英分立與融合的對立觀點。那 麼，菁英流動的演變將呈現哪些實質可被觀察之現象？本文認為在組織邏輯下，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菁英流動將呈現「有限活化」的特色。接著在界定可觀察菁 英的政治性與專業性條件後，我們也說明組織邏輯下菁英流動的特徵，建立本文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組織邏輯的甄補：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

按古典菁英論者的思路，當領導菁英具相似的價值信念、具廣泛的社會代表 性時，便屬活化的（renewal）「共識型」菁英（consensual elite）。此類型菁英體 制的特徵，在於菁英將對甄補規則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識，同時存在「漸進」、「和 平」的甄補模式，以及「廣泛」的甄補範圍。相反地，當菁英之間通常透過指導 性意識型態來凝聚共識，即便表面上具有相當團結度，但無結構與人事的分殊化 現象出現時，「意識型態型」菁英則是共黨極權國家典型的菁英體制型態。⁵⁴

自 1966 年 5 月毛澤東發動文革，中共全黨的組織目標為「階級鬥爭」。在多 數幹部因權力鬥爭而受到罷黜後，中共菁英體制特徵呈現 Higley 與 Lengyel 所界 定「意識型態型」菁英特徵：指導性意識型態凌駕一切，（在位）菁英具有高度 凝結度。然而，78 年 12 月鄧小平復職後，至 80 年代初期建立領導幹部退休與

54 John Higley and György Lengyel, “Elite Configurations after State Socialism,” In John Higley and György Lengyel eds., Elites after State Soci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p.

4-6.

幹部甄補規範，其中納入不同於以往幹部階級化與革命化的條件元素，來符合「經 濟建設」的組織目的需求。

除了甄補不同屬性的菁英外，隨著時間的演變甄補範圍也有向上發展的趨 勢，讓近年來中共政治「制度化」成為學界關注的現象。⁵⁵特別在於 80 年代所 建立的幹部退休制度，至 90 年中期後也落實到最高領導人上。就政治局的組成 特性而言，呈現出超齡領導人人數減少與平均年齡下降、任期制的保障與限制，

以及「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生涯發展規律」等基本原則。⁵⁶Nathan 更主 張各級領導人的年齡限制規範、任期限制，以及官僚組織機能的分殊化，成為改 革開放後意識型態逐漸淡化的過程裡，中共尚能繼續維繫人民對政府高度正當性 的重要基礎。⁵⁷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共的菁英體制，改革開放以來的確朝向「活 化」的方向而轉變，也符合學者對於中國大陸菁英政治呈現「制度化」現象的觀 察。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菁英體制納入不同以往的元素，然而，按組織邏輯 而言，如此改變將不致違反組織生存—也就是「共黨專政」的目的。如前所述，

黨的主動調整應是為了統治基礎的穩固，將使得調整幅度也必須限制於不危害統 治權的根本約束。因此即便中共菁英體制出現不僅以政治忠誠作為唯一選拔標準 的「活化」現象，但應僅限於「層級較低」以及「政府部門」菁英。對於掌握權 力的「黨務部門」以及「層級較高」的核心菁英而言，中共為了維持專政的組織 目標，將對這些職務的領導菁英保持不變的政治忠誠要求。按如此的思路，我們 認為隨著時間演變，中共菁英流動的演變型態應將同時結合強化統治正當性的

「活化」策略，以及維持專政的「有限」原則兩種屬性，因而呈現「有限活化」

（limited renewal）的特色。

55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的介紹。另外，也有部分學者對於中共政治的制度化傾 向抱持相反的看法。針對十六大後的人事交接，Fewsmith 認為江澤民將不會交出軍委主席的 位子，見 Joseph Fewsmith,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Succession that Didn’t Happen,”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1-16。董立文則區分「制度化」與「現代化」

的兩者概念，他認為政治制度化指的是政治動員、參與等合法性的問題，因此，在共黨專政的 基本特性下，將不會出現政治的制度化現象，見董立文，「從權力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 度化」，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 129-163。

56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轉力轉移 1978-2004，頁 189-222。

57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1 (January 2003), pp. 6-17.

二、有限活化的菁英流動：變數測量、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在組織邏輯下，我們認為中共菁英體制將呈現有限活化的現象。如前所言，

「活化」的意義在於組織目的調整下，領導者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所進行的人事 與規範調整，納入不同元素以維持治理的有效性。而「有限」則是甄補邏輯將侷 限在共黨專政，以及領導人權力維持的原則內。

如筆者在文獻評述所強調的，雖然多數的實證研究說明中共專業菁英興起的 趨勢。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專業菁英是否兼具「政治性」？隨著時間演變，假 定我們發現這些技術官僚政治性沒有實質改變，那麼便說明多數菁英是來自於中 共栽培、培育以進入領導接班體系。換言之，菁英體制基本上是本質上不變，僅 是隨著時間不斷延續再製，甄補具相似政治性條件的組織。至於「專業性」是為 了治理與經濟建設的組織目的調整下，所具備的工具性條件。相反地，若我們發 現這些技術官僚的政治性的確是逐漸降低的，那麼我們將可以說明有越來越多的 專業菁英，這表示不同型態，至少政治性較低的菁英已能被甄補進入政治體系，

菁英體制已產生某種程度上的質變。另一方面，除了不同職務菁英個人條件的比 較上，本研究更關注中共菁英的仕途發展，來嘗試對「有限活化」的菁英流動模 式提出更深刻的描述。接下來我們將說明改革開放以來這些高層政治菁英流動可 能出現的具體現象，以搭建研究假設。

本研究將從「職位」以及個別菁英的「仕途旅程」探索菁英流動演變的課題。

在職位上，中國大陸菁英是否將依不同職務部門與職務層級，而展現個人條件相 異的現象？就個人仕途旅程部份，個人條件的差異是否將影響菁英的任職時間與 仕途發展結果？這些都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實際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共黨國家菁 英的「政治性」與「專業性」是最重要的集體特徵。在此，我們將先界定菁英個 人條件的意涵與測量方式，說明如下：

（一） 「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測量 1. 「政治性」的指標：入黨年齡與黨職經歷

在共黨國家裡，菁英「政治性」是經由黨政治審查、認可，具有一定程度的 政治忠誠（political loyalty）。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將社會流動的「政治性」條件

區分成兩者不同定義。⁵⁸首先是社會背景的個人屬性（attribute）。如出身工農階

58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p. 52-55.

59 Ibid., p. 53

60 請見 Bobai Li and Andrew G. Walder,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pp. 1377-1378。另外，根據寇健文對 海歸派幹部的分析，他推斷海歸派幹部公費生比例接近九成，這表示多數的海歸派幹部，是經 由黨與國家資助出國的，在學成歸國後進一步為黨國服務，見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 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10 月），

頁 12。

61 Susan L.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63-83.

62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p. 54-55.

63 James E. Rosenbaum, “Tournament Mobility: Career Patterns in a Corpor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4, no. 2 (June 1979), pp. 222-223.

因此在以黨領政的原則下，我們認為在前一個層級率先任黨部門職務者，將得到 下一個層級的優先晉升機會，也展現菁英的政治性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黨職經歷」某種程度應也能表示個別菁英與領導人私人關 係的意義。如前所述，若個人的派系因素對於其職務晉升構成重要影響，那麼當 個別領導人上台後，將秉持「權力維持」考量利用過去的關係網絡來提拔與自己 親近的菁英候選人進入權力核心的黨務系統。如 1994 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江澤民 接班後，具有上海經驗的幹部隨即在江澤民主政下受到重用。⁶⁴而 2003 年十六 大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也大量啟用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班子。⁶⁵因 此，假定我們同意負責政策方針制訂與領導的黨務部門為核心部門，那麼不論就 共黨專政或領導人權力維持的生存前提下，以正部級為例，政治菁英就任副部級

（上一個層級）的黨職經歷就是我們必須專注的焦點。而對正部級仕途發展而 言，領導幹部能否盡快地具有黨職經歷，也將成為他們是否能夠儘早向上晉升（下 一個層級為領導人級）的關鍵。

總的來說，中共將可能透過黨務部門菁英的培養，來系統性栽培接班菁英。

而就特定時空而言，如此的現象也意味著領導人透過黨務部門職務安排與自己私 人關係（包括同事、同鄉、同學、親戚等等）較為緊密的領導幹部，來鞏固自己 的權力地位。以此，本研究將以個人的「入黨年齡」與「黨職經歷」作為測量菁 英政治性的具體指標。

2. 「專業性」的指標：學歷、學科與畢業年齡

相對於政治性的測量，專業性的定義則較為直觀。根據 Li 與 White 的定義，

技術官僚是「受過專業訓練、擁有專業頭銜並位居領導職位者」。⁶⁶具體來說便 是「學歷」與「專長領域」兩個指標。除了按傳統的學歷與學科外，在本研究裡，

64 關於「上海幫」，研究者存在不同的定義，較為系統性討論的著作，請參見 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 (Spring 2002),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以及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 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2 年），本文也將在第四章作進一步的討論。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 (Spring 2002),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以及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 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2 年），本文也將在第四章作進一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