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中共菁英甄補的總體趨勢

在本章中，我們透過菁英選拔制度與實質的甄補效果等兩個軸向，搭建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大陸菁英甄補與轉型的總體脈絡。在制度方面，我們透過領導人談 話、歷史文件以及人事資料，來呈現鄧小平時期以及江、胡時期影響菁英甄補演 變的主要因素。其次也透過大量的人事資料的趨勢分析，來呈現菁英甄補演變的 實質效果。最後，筆者將彙整本章的研究發現。

一、幹部甄補制度的發展軌跡與成果

透過本章一、二節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共幹部選拔制度規範的累積成 果與演變路徑。在組織邏輯引導下，本文認為「制度遺緒」、「組織目標」與領導 人「權力維持」考量等三者因素，影響不同時期中共領導人甄補菁英的演變過程。

為了以更宏觀的視野來瞭解改革開放以來制度的演變經過，我們可以將不同領導 人時期各個因素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制度規範累積的成果，統整如表 4-7 所示。

就整體演變的趨勢上，首先，鄧小平復出取得主導權後，將黨目標從階級鬥 爭轉移至四個現代化建設。經由領導人談話分析，本文認為調整組織成員以貫徹 組織目標，以及排除文革餘孽勢力、反對黨路線幹部回到工作隊伍，的確是當時 中共領導人選拔幹部的主要考量。為了黨路線貫徹，在幹部四化的目標下自 80 年代開始中共進行一系列的幹部甄補制度建設。具體的制度內容包括年齡、學 歷、任期限制，培養少數族裔、婦女幹部、以及幹部經歷要求等原則性規範。然 而，也由於鄧小平時期中共領導人間始終存有經改路線之爭，加上 1989 年六四 事件保守派勢力的反撲。為避免黨內興起大規模反彈，這些幹部制度規範並未涉 及掌握權力核心的「黨領導人」職級菁英。因此，我們可以說鄧小平時期的中共 菁英甄補，主要受到「外在環境導致組織目標調整」以及「權力維持」等雙重因

66 值得說明的是，「假學歷」的問題在現今中國大陸官場上相當氾濫。然而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 個案皆為檯面上具全國或地方性高知名度的高層領導幹部，直觀上應不具有大規模「假學歷」

的問題。然而，必須承認的是本研究仍無法完全避免假造學歷出現的可能性。

素的影響，其中「組織目標調整」更是最主要的動力來源。至於「制度遺緒」的

現明確的任期制度與時間限制。總的來說，透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幹部選拔規範 的梳理，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新規範具有否定或更正舊文件的現象，而是在不足 之處（例如黨務部門、領導人級別）加以補充。從路徑依賴的角度來看，鄧小平 對黨組織目標的調整，成為往後中共菁英甄補制度演變的關鍵事件，讓制度發展 進入一個嶄新的軌道。

在路徑依賴的影響下，江澤民、胡錦濤即便在上任後，具有權力維持考量而 大量晉用特定背景幹部。但透過具「上海經驗」以及「共青團」背景幹部的分析，

則可發現領導人即使提拔特定群體幹部，也必須限於既有制度規範，特別是「年 齡」的客觀指標。以此，透過依組織理論途徑所搭建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發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菁英甄補的演變具有相當一貫的邏輯。往後的領導人更替，除 非如鄧小平時期一般黨組織目標具急切更改的急迫性，同時也必須得到其他黨內 菁英的同意，否則制度遺緒的持續影響，應不至有重大的變化。

二、幹部甄補的實質效果：演變趨勢

另一方面，本章也透過黨政領導菁英屬性的集體分析，說明菁英實質甄補效 果。總的來說，中共菁英的「年輕化」、「專業化」與「知識化」都有明顯的落實 趨勢。就政治性條件上，平均入黨年齡也都呈現逐年上升的總體趨勢。就這些集 體特徵的演變來看，在不同甄補條件的納入下，這驗證本研究所提出假設一所說 明的中共菁英體制的「活化」現象。從這些表象來看，似乎強調專業菁英取代政 治菁英的「菁英取代論」能體現中共菁英構成屬性的演變趨勢。

然而，這些甄補規範累積與集體特徵的描繪，僅能說明菁英演變的表象特 質。進一步的說，這些分析結果僅說明中共改革開放後菁英甄補與流動的演變趨 勢相當一致，因而我們可以發現「制度遺緒」的影響相當重要。但這個趨勢究竟 是什麼？若組織邏輯能夠掌握中共菁英甄補的過程，那麼雖然在組織需求下菁英 必須納入不同元素，但活化的範圍與程度，則應如研究假設所預期的具有部門與 階層差異，以維持黨專政的根本目的。在接下來的第五章裡，我們將透過不同職 務的深入比較分析，來驗證維持共黨專政的組織生存「專政」原則，將是中共在 改變組織目標，強調「發展」目的下更替菁英的侷限（limitation）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