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邏輯：運用與解釋

在組織理論中，對於「組織」最簡單的定義是「由一群有意圖，並希望可以 達成某些共同的目標的人所組成。」由於菁英具有一致利益、偏好、行動與社會 地位，若我們將其視為一獨立於其他群體之「組織」，那麼從組織理論出發，我 們可進一步推演中共行動、調整目標的內在邏輯。³⁰本節首先闡述組織與外在環

28 雖然中國大陸與發展型國家的制度特徵並不全然相符，但吳玉山認為，發展型國家的原始定 義來自於行政官僚的心態與能力。只要當國家的經濟官僚充分得到授權，能夠自由地選擇管制 或市場政策的工具以扶植特定的產業成長，不需順服於特定社會團體或利益，並以出口擴張和 高速經濟成長來支撐政權合法性，便是發展型國家的典型特徵，請見吳玉山，「宏觀中國：後 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與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 權的菁英與政策，頁 318-3319。另外，也有學者對中國屬發展型國家抱持否定的態度，可見 Shaun G. Breslin,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4 (1996), pp. 147-160。關於「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論述與演進，可見鄭為 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年 6 月），頁 1-67 的整理。

29 值得說明的，歷史上鮮少出現極權國家發生政體轉型的個案，而是已呈現後極權政體之特性 後，方發生民主轉型的結果，請見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 30.

30 關於組織的社會學研究可以追溯到 1940 年代，當時的理論強調組織的獨立與獨特性；到了 1960 年代初期時，則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科際互賴；最後到了 1970 年代中期之後，組織理論強 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社會與文化互賴，可見 Richard W. Scott, “The Organization of Environments:

Network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In John W. Meyer and Richard W. Scott eds.,

境的關係以及可能採取的策略，並說明鄧小平如何面對毛澤東過世後的中國大陸 控制」（external control）的效應。³¹

「外部控制」強調在組織在資源有限性與稀少性下，將必然面臨生存的問 題。因此，當環境發生變化時，組織不是選擇死亡，不然就是調整、改變以適應 環境。³²具體來說，組織面對外在環境的壓力，可能採取「忽視」、「改變」與「適 應」等三種不同的策略。³³首先，忽略外在環境的改變是組織成本最小的應對方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p.

155-175.

31 值得說明的是，關於組織演化的結果存在者兩者對立的論述途徑。在環境與組織具有重要連 結的相似假定下，而「同形化」主張組織將會採取與環境相似的方式進行回應，使得彼此的型 態趨於相同，讓組織生命能順利延續。請見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2 (April 1983), pp. 147-160；另一方面，「內捲化」描 述的是一種不理想的演化形態。若我們將「制度演變」視為內部的傳統力量與外部的變革力量

32 Jeffery Preffer and Gernal R. Salanic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 3.

33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14-17.

式，但它卻必須面對危急自己生存風險的問題。若組織完全不針對外在環境的需 求進行回應，則它將可能因此被其他組織取代。

其次，組織「改變」與「適應」的調整，則表示其與外在環境間不同方向的 互動關係。「改變」指的是組織自發性地進行調整，來形塑對自身有利的生存條 件；「適應」則強調在外在環境的變遷下，組織被動地透過回應來符合外在環境 的需要。如此強調組織與環境互動的理論框架，近年來也為外界作為解釋共黨政 權演變相當重要的研究途徑。³⁴如 Dickson 以「組織適應性」分析中國共產黨與 中國國民黨兩者列寧式政黨的發展，同時進一步區分有效性（efficient adaptation）

與回應性（respondent adaptation）兩者不同類型的適應性，前者指的是黨菁英自 己改變了政治目標偏好，所進行的政策調整與組織變化。後者指的是除了黨自身 的偏好改變外，是否能夠進一步反應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大體來說 Dickson 的

「組織適應性」涵蓋了組織與其所處環境間，「改變」與「適應」的不同方向的 互動模式。³⁵

（二） 組織目標的轉變：中共的調整

上述的探討在於說明「組織」面臨外在環境改變時，所可能採取的「改變」

及「適應」的調整。在共黨政權演變的歷程裡，按 Dickson 的分類，「改變」實 為黨領導人自身政治偏好與目的轉移，進而影響了組織目標與人事的調整。至於

「適應」則是黨進一步吸納外在環境的需求。那麼，改革開放後中共的路線轉變 的來源為何？在此我們將先對於中共目標轉變的過程進行說明，以確立引用組織 理論之合適性。

關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由於始終處於「階級鬥爭」為綱領的革命階段，

文革結束後 1978 年，全國有三分之一地區的生活水準不如 50 年代，更有三分之

34 類似適應性的概念，最早起於 Jowitt 針對列寧式政權三個發展階段的理論觀點。他認為列寧 式政權可分為舊社會的轉型、革命式政權的鞏固，以及黨與國家、社會的融合（inclusion）等 三個發展階段，同時主張在後動員時期（post-mobilization），共黨政權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與 先 前 相 當 不 同 的 ， 請 見 Kenneth Jowitt,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1 (October 1975), pp. 69-96.

35 Dickson 將「適應性」定義為：「針對社會上不同部門的需求，創造更具回應性的政治體系。」

請見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p.5。關於國民黨與中共發展的差異，Dickson 認為中共之所以能夠維持專政的原因，主要來自 於中共始終沒有回應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也就是缺乏回應的適應性。

一地區不如 30 年代。³⁶一連串的經濟、社會危機讓一般民眾對黨失去信心，大 大打擊中共的統治正當性。³⁷在如此的情況下，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

中共確立黨目標從階級鬥爭轉移到以實現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力為中心的務實 路線。

當然，鄧小平對黨路線的修改，可能出自文革後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情勢混 亂，也可能來自於其與華國鋒權力鬥爭的因素。為了更凸顯鄧小平對黨地位的認 識以及黨目標轉變的過程，我們可以比較毛澤東與鄧小平對於黨角色的認知，以 及鄧對黨角色看法在毛生前、與死後的一致性。在中共建政後，毛將國家的組成 分為國體與政體兩部份，其中國體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 權的階級支配。到了晚年，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即對於他認定非無產階級 的人士進行專政統治，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都表示在毛澤 東領導下「階級鬥爭」成為中共主要的政治路線與目標。³⁸

與黨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目標相左，鄧小平則是在 1962 年擴大中央工作會 議上的談話中首先提出「執政黨建設」的說法。他說：「在過去我們無非是鬧革 命，革命勝利以後，我們黨執了政，掌了權，就要負擔起把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 道路去和進行建設的艱鉅任務。」³⁹在 1983 年「整黨」後，他更明確指出黨建 設目標就是「成為有戰鬥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堅強核心」。⁴⁰明顯地，鄧小平對於黨執政與領導全國人 民的總目標，與毛強調「黨應由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的先鋒隊組織」相當不 同。更重要的是，鄧如此的認識應不存在毛澤東生前與生後的差異。

透過上述的探討，可以發現鄧小平復權後，中共從「階級鬥爭」到「經濟建 設」的目標轉變，以及其對執政黨角色的認知，除了可能來自於權力鬥爭下工具

36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上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頁 18。

37 David S. Zagoria,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4 (Spring 1984), pp.

880-881.

38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上冊），頁 37-47。

39 鄧小平，「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年 2 月 6 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03。

40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1983 年 10 月 12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頁 39。

性考量以及當時社經環境需求外，更大的因素應是來自黨領導人自身目標偏好轉 變的結果。以此，對於中共目標改變的經歷與演變措施，我們應可從組織邏輯的 視角來予以釐清。換句話說，中共目標調整背後的邏輯，應是來自於維持一黨專 政的組織生存目的，使其「主動」調整黨路線。以此，「發展」將僅是為了維持

「專政」的工具性考量。若維持專政是中共的最終目的，那麼任何調整措施也將 不會違背如此的根本原則。

二、中共菁英甄補的邏輯：解釋架構的建立

上述的討論，在於以「組織邏輯」說明中共黨國體制下目標調整的動力。我 們認為「經濟建設」的組織目的調整，主要來自於維持黨執政生存的工具性考量，

因而最終也仍必須侷限不違反生存原則—即專政目的之內。從這個角度而言，我 們可將「發展」與「專政」兩者看似矛盾的邏輯結合起來，在中共改革開放後政 體演變的宏觀脈絡下對菁英流動的演變提出解釋。

身為一個自主性的「組織」，中共如何在領導人主動性的目標轉變下調整內 部成員？在時間的軸向下，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領導人甄補菁英？接下來我們將討 論可能影響領導人甄補菁英思路的因素。

（一）影響領導人甄補菁英的因素

在菁英階層化特性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將是黨的決策中心。他們是決定組 織發展方向的主要行動者，也將面臨策略的選擇。進一步的說，在面臨外在環境 壓力下，必須進一步釐清的是影響這些行動者考量的可能因素。具體來說，我們

在菁英階層化特性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將是黨的決策中心。他們是決定組 織發展方向的主要行動者，也將面臨策略的選擇。進一步的說，在面臨外在環境 壓力下，必須進一步釐清的是影響這些行動者考量的可能因素。具體來說，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