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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亞細亞的焦慮:文明共同體的想像

第一節 從「興亞」到「脫亞」

三、 亞細亞主義中的「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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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對於有著歷史積累的文化優越感,同時又迷 信二元對立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幾乎不可想像。事實上,

從引介西學不遺餘力的梁啟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識份子,中國人始終是以一種對立 的、半信半疑的態度看待西方文明,這一點顯然與日本大為不同。

因此,福澤的主張為爾後日本的近代化意識定下基調,亦即透過制度革新與 文化改造,與曾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亞洲鄰國割袍斷義,戮力成為與歐美平起平 坐的「文明」國家。但正如前述,福澤的「脫亞」並非真的主張脫離亞洲,而是 企圖擺脫以中國為正統的文化霸權,以邁向「文明開化」彰顯的近代性作為歷史 進步的判準,為日本打造新的身份,樹立亞洲向上提升的典範。因此,福澤主張 日清之戰是一場「先進文明與落後文明」的戰爭,清國的顢頇不僅使其吞下敗戰 的苦果,也印證了日本以抗拒中華霸權鍛造的新身份,已使其昂首挺立於亞洲前 緣,與歐美並駕齊驅。由於福澤在日本社會的聲望,脫亞論成為主流論述,並使 日本蔑視中國的態度開始膨脹。在政治上脫離亞洲,並與已變華為夷的中國徹底 切割,成為近代日本發展的主要潮流,而脫亞論也成為日本近代右翼思想的重要 源頭,並轉變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淵源。

三、 亞細亞主義中的「支那」

近代以來,日本的主流中國論述有三:一是中華文明「宋代截止論」,即承 認直到宋代的中華文化與文明,都是世界先進文化與文明的代表,但對後來元、

清兩代的統治抱持否定態度。二是精心構築「東洋」概念與「東洋史」理論,以 身在其中又超然於外的姿態建構日本的亞洲敘事。近代日本界定的「東洋」有兩 層含義,一是地理概念,泛指整個亞洲;二是歷史和文化概念,目的是為日本尋 求新的自我定位。當「東洋」外指時,日本將自身含括於內;而當「東洋」內指 時,日本又將自身排除在外。如前所述,日本視己為落後、「野蠻」的大「東洋」

中「文明」的小「西洋」,並刻意與落後的亞洲保持距離,福澤諭吉的「謝絕亞 細亞東方之惡友」便反映此種心態。而「東洋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白鳥庫吉 (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 與津田左右吉 (Tsuda Sōkichi, 1873-1961),先有

「堯舜禹抹殺論」198後有「中國傳統文化否定論」,199不僅影響近代日本人的中

198 白鳥認為,要釐清中國哲學就要探討中國古代傳說。傳說的思想背景為儒學,其中人物多與 儒學相關。傳說往往演變為真實,少有人懷疑與考實,其中可置疑而當否定的是有關「堯舜禹」

的傳說。他指出《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當時所記。

堯、舜、禹為古代聖王,孔子推崇,卻有許多值得懷疑的理由,倘能捨棄成見,當不以「吾人之 論斷」為不當,此即所謂「堯舜禹抹殺論」。

199 津田繼承白鳥庫吉的中國觀,認為「東洋」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根本不存在。中國文化與印度 文化性質截然不同,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沒有任何影響,印度雖將佛教傳給中國,但佛教的影響 並未使中國的民族生活發生根本性變化。此外,津田也認為,日本神代史所謂的「天孫民族」、「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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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觀,也撼動日本民族傳統文化與價值觀的根基。

甲午戰後,日本對華政策有重大轉變,出現愈來愈多蔑視中國的想法,給予 帝國主義發展的契機,但民間仍不乏認同中國的聲音存在。日本思想界的中國認 識在此出現分裂,蔑視中國的言論成為主流,對應天皇制的絕對價值取向,這種 態度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戰敗為止。以認同日中同屬亞洲群體為起點的中國認識 論,又可依中國之有無行動力而區分為二,若認為有行動力則協助振興,若認為 無則獨佔改造之。提倡「攘夷」者,傾向於視中國有行動力,並伴隨亞洲共同體 的理念,分別是最先提出的「日支提攜論」,再來則是「支那保全」與「支那改 造」的相關論述,最後則演變成「東亞協同體論」。提倡「尊王」以擴張國權者,

傾向於視中國無行動力,並伴隨著日本盟主論的理念,由於日本「脫亞」失敗,

再次尋求日中合群時所出現的,最先是「日本盟主論」,後來則被「大東亞共榮 圈」所吸收。200

早在鴉片戰爭時便已出現的「日支提攜論」主張,日中兩國應在平等地位上 合作,共同振興亞洲、領導亞洲對抗西方侵略,佐藤信淵 (Nobuhilo Sado, 1769-1850) 的《存華挫狄論》即為一例。此後,「日支提攜論」成為興亞論的核 心,包括勝海舟 (Katsu Kaishū, 1823-1899) 的「亞洲同盟論」,都是在日中兩國 合作的架構下,聯合亞洲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以抗衡西洋。201然而,隨著大正自由 民權運動的沒落,「擴張國權」的聲浪持續高張,「日支提攜」論漸泯。樽井藤吉 (Tarui Tokichi, 1850-1922) 於是在 1891 年提出「大東合邦論」,202再度發揚「日 支提攜」精神,強調日中兩國「輔車相倚、唇齒相保」,而要「挽回東洋之衰運,

在於日清合作。」203但「日支提攜」的本質已從以往的平等合作,變為由日本主 導,亦即由「提攜」轉變為「改造」,復因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瓜分,為避免 日本直接暴露在俄國威脅之下,因此提出「支那保全論」,要者在於保全日本在 中國的機會。

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 (Konoe Atsumaru, 1863-1904) 曾從人種論的角度 提出「日清同盟論」,後轉而提倡「支那保全論」;陸羯南 (Kuga Katsunan,

世一系」只是神話,也令軍國主義者大為不滿,其理論被右翼團體批為「大逆思想」。

200 陳建廷、石之瑜,《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台北:國立台灣 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民 96 年,頁 90。

201 盛邦和,〈19 世紀與 20 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歷史研究》,總第 265 期,2000 年 3 月,

頁 125-135。

202 「大東合邦論」強調日本面對西方列強侵凌,應與朝鮮「合邦」,與中國「合縱」,實現以日 本為盟主的東亞三國一體化。樽井藤吉認為,由於日、朝地理位置相近,為避免朝鮮遭到列強與 中國分割,必須將其置於日本保護之下。合邦後的朝鮮雖成日本附庸,但與西方殖民不同,因其 是在王道文化的共識上和平進行。至於與中國「合縱」,樽井認為清國正面臨列強分割,日本應 與其攜手共抗西方,雖然兩國難以「合邦」,但可實現「合縱」,日本對清國的開化扮演指導角色。

可見大東合邦論的重點有二,一是鼓吹日、朝、中三國合作的必要性,二是強調日本的領導地位。

參見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35-537。

203 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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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1907) 也有類似看法,認為唯有保全支那,才有可能達成「日支提攜」,進 而確保「東洋和平」。兩人同為東亞同文會的重要人物,該會宗旨即為「保全支 那」,一方面代表民間亞細亞主義對於振興亞洲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則支持日 本政府援助中國,以免其遭列強瓜分,同時維持日本對華特殊關係。2041898 年 出任總理大臣的大隈重信 (Ōkuma Shigenobu, 1838-1922) 則主張「東西文明融合 論」,認為日本有高度使命感,在中國面臨危機時,日本必須予以協助。1902 年,

日英兩國為維持在遠東利益及對抗俄國簽訂同盟條約,大隈認為日英同盟是保全 支那的必要手段,因為日本已成為東方文明的代表,與做為西方文明代表的英國 結盟,意味著日本的世界地位可與英國並肩。大隈認為,世界上的戰亂肇因於文 明高下失衡,協調文明的差距是確保世界和平的良策,日本必須站在東方文明的 立場來保全中國並加以協助。大隈將「日英同盟」與「支那保全」予以結合,但 其「支那保全論」是以模仿西方來滲透中國,前提依然是日本自我定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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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基督教義影響的內村鑑三 (Uchimura Kanzō, 1861-1930),則結合「非戰 論」與「日本天職說」,主張只有正義才是國家的生存邏輯,日清之戰是一場「義 戰」,日本是東方新文明的代表,透過戰爭讓中國破舊迎新,解救中國正是日本 的天職。206內村的思想影響後來的北一輝 (Kita Ikki, 1883-1937),但他批評日本 政府的外交政策「乃是以支那保全為名義,行瓜分之實」,若要達成支那保全的 目的,最終方法在於中國自身的覺醒與自立,因此日本基於保全支那的目標,必 須喚醒中國,協助中國自立,此即所謂「支那改造論」。北一輝主張,日本應扮 演「支那及其他黃種人獨立自強之保護者、指導者,是亞細亞之盟主。」207他強 調日本是亞洲一員,日本必須站在亞洲的立場上對抗西方,而非透過與西方合作 來發展自身利益。他進而提出與近衛篤麿、陸羯南等人類似的看法,即所謂的「東 洋門羅主義」,主張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自理,解放亞洲乃是日本的使命。

北一輝認為,日本堪稱中國革命之父,因為日本提供革命基地,協助培養人 才,中國革命的核心人物,泰半是當時清廷的留日學生,這些革命份子原本都是 國家的棟樑且效忠清廷,但最後之所以紛紛投入革命事業,主要原因便是留日期 間接受的近代性影響。首先,東渡留學使他們瞭解東亞政局的變遷,以及日中兩 國近代化的重大差距,特別是讓他們瞭解到列強對中國的野心,以及中國嚴重落 後的危機。再者,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使這些青年學子產生革命意識,也提供 其值得效法的革命之路。208北一輝親身參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這段生命歷程 對他後來在日本推動的改革產生重要影響。他主張,日本支持中國的革命運動有

204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頁 97-99。

205 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頁 10-12。

205 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頁 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