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朝貢體制‧海洋網絡：政經共同體的想像
第三節 大東亞共榮圈及其遺產
一、 東亞霸權秩序的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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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邊國家對東亞合作體制的反應，尤其是朝鮮「轉向」社會主義的反應——即 視此為追求戰時變革的絕佳時機，試圖在提高朝鮮在帝國圈的位階秩序中的地位 的同時，保全朝鮮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特性——等帝國圈內的改革運動的複雜情 況進一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日本帝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的實況。408
一、 東亞霸權秩序的復歸
二次大戰後，東亞做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已然崩潰，日本、韓國、台灣、香港、
東南亞等大部分國家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成為其邊陲地帶。然而，戰後四 十年間，這些國家有效掌握國際政經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利用來自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的資本、技術、市場和貿易、金融、貨幣機制，發揮勞動力成本低廉的 優勢，東亞區域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並建立新的東亞資本主義體系。由於「東亞 的復興既是東亞地緣歷史遺產的產物，也是美國世界霸權矛盾的產物」，409儘管 日本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在心態上是藉由亞洲反殖民的訴求，遂行其侵略之實 的口號，但整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架構，戰後卻由美國所繼承，並且規模更為擴大。
冷戰時期的南韓、日本、沖繩、台灣、南越與菲律賓的反共包圍圈，既是當年美 國圍堵日本的「ABCD 包圍圈」，410又帶有大東亞共榮圈的影子。
歷史上的兩次東亞國際體系（朝貢與共榮圈），都在東亞地域範圍之內，其 共同點在於與外部世界聯繫較少。但戰後情況丕變，美國一躍成為東亞的主宰。
東亞地區除日本外並無經濟強國，但在 1960 年代，即便是日本也難稱世界經濟 強權。東亞的經濟發展必須仰賴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東亞的區域合作或區域主 義都無法排除美國因素。此外，日、美建立軍事同盟，日本無論在政治、經濟還 是軍事面，都必須仰承華府鼻息。冷戰時期，美國還與南韓、泰國、菲律賓等東 亞國家建立軍事同盟關係，美國介入東亞之深，已無法將其排除於區域合作之外。
因此，亞洲的區域合作自始便以「亞（洲）太（平洋）」為舞台和起點，區域合 作發展至今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目標，而這一目標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
便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在考察戰後的東亞區域政經關係時，美國的世界戰
408 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開放時代》，2008 年第 3 期，頁 8-9。
409 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艾哈邁德 (Iftikhar Ahmad)、石敏文 (Miin-wen Shih)，〈從世界歷 史角度看西方霸權〉，喬萬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貝弗里‧J‧西爾弗 (Beverly J. Silver) 等著，王宇潔譯，《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頁 294。
410 「ABCD 包圍圈」係指二戰期間各國對日本進行經濟封鎖，A 是美國 (America)，B 是英國 (Britain)，C 是中國 (China)，D 是荷蘭 (Dutch)。由於日本擴張並排除其他列強勢力，英、美對 日本實施貿易制裁與經濟封鎖，其中石油與廢鐵禁運對日本影響最大，迫使日本與英、美談判。
英國要求日軍撤出中國、廢除日德意三國同盟、不承認重慶蔣介石政府以外的中國政權，美國也 提出內容類似的「赫爾備忘錄」。日本視此為最後通牒，而準備對英、美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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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東亞政策，因而成為無法迴避的課題之一。
美國戰後世界霸權的建立，使東亞內部與全球國際關係發生根本變化，包括 東亞史無前例地出現一支常駐性的外部軍事力量，這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帝國主義顛峰時期也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同時，全球國際關係也揉合了歐洲及東 亞區域體系的若干共同特徵。按照 Bruce Cumings 的觀點，1945 年美國對日本的 軍事佔領，以及韓戰所導致的兩個軍事集團對立，使得美國「通過（與日本、南 韓、台灣和菲律賓的）雙邊安保條約建立的垂直體制得以加強，美國國務院成為 淩駕於這四個國家外交部之上的一個決策行動部門」，「它們都成為半獨立的國家，
美國的軍事組織深刻鑲嵌其間。美國實際上控制南韓的軍事力量，第七艦隊巡弋 於台灣海峽，這四個國家的安全仰賴美國保護，並允許美國在其領土上建立軍事 基地。這四個國家在對外政策或防衛行動方面都沒有太多自主性……從 1950 年 代中期開始，僅有一些小規模行動得以穿透鐵幕，例如日本與中國、日本和北韓 的低層次貿易交往。但直至 1970 年代，總體形勢仍然是美國主導下的單邊體制，
軍事交往是其主要形式。」411
前已提及 Katzenstein 強調美國帝權塑造不同區域秩序的樞紐作用，亦即美 國與歐洲由於文化、制度與歷史背景相近，使兩者產生「我群」(We Group) 的 認同感，並認可歐洲的領袖地位，因而願意讓渡主導權。但美國對東亞高度陌生，
導致華府的東亞政策呈現高度現實主義的權力考量，傾向以不對等的雙邊模式貫 徹其單邊利益。於是，美國在歐洲推動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與其在 亞洲實踐的「雙邊主義」(bilateralism)，成為歐亞區域主義的分水嶺。412儘管歐 亞迥異的裂透性區域主義深受美國帝權對核心國家與次區域主義的垂直主導，區 域主義日益茁壯所發揮的影響力，仍迫使美國進行調整，Katzenstein 指涉的「帝 權」因而不僅象徵美國的單邊支配力，更意味著互為建構的全球秩序，具體展現 為「雙向美國化」(Two Way Americanization)。413
在經濟面，杉原薰指出，東亞的經濟增長與冷戰體制的盛衰有直接關係。美 國為謀求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如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四小 龍」和東協），提供了一個國際架構，這些國家和地區制定各種發展戰略，以便 結合美國技術與自身廉價而高質量的勞動力。1970 至 1980 年代，南韓和印尼等 部分亞洲國家逐漸放棄重化工業戰略，轉而尋求一條可更充分利用其人力資源的 發展道路，因而產生一種新的勞動分工格局：日本以資本密集型工業生產為主，
其他亞洲國家則從事勞動力相對密集型產品的生產。414由於戰後國際政治的演變，
411 Bruce Cumings, “Japan and Northeast Asia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P. J. Katzenstein and T.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5.
412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pp. 43-75.
413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pp. 181-195, 198-199.
414 杉原薰，〈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東亞的復興——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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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國在東亞的戰略規劃形成美國〈中心〉—日本（半邊陲）—東亞（邊陲）的 三元結構，415特別是南韓與台灣在韓戰後被納入日本與世界經濟體系。在建立東 北亞政經體系的策略中，美國霸權的特性是它不像舊帝國主義者一樣佔領土地，
加上又主張自由貿易，因此華府雖有能力維持霸權的界限，卻無法抗拒圈內的競 爭對本國經濟的損害，也無法維持固有的依賴關係或既有的階層次序，導致邊陲 國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對亞洲而言，日本戰後的復興已形成中心地位，南韓與台 灣也躍升至半邊陲位階。美國戰後佔領日本期間延續天皇制，保留主要軍國主義 者與大財閥的影響力，日本因而得以依據市場與國家利益建構經濟分工的「雁行 模式」(Flying-Geese Model)，亞洲的集體認同傾向「霍布斯主義」(Hobbesian)，
各國競逐政治經濟模式的詮釋權。
基於冷戰需要，美國單邊體制的軍事色彩，在嚴格的意識形態使命下變得更 加濃厚。這種情況從未出現在東亞歷史上，類似案例僅止於十三世紀晚期、十四 世紀初期的蒙古元朝，以及二十世紀初最終敗戰的日本帝國。就核心國家的經濟 規模均大於其臣屬國、兩者之間彼此滲透的朝貢貿易關係而言，美國體制與以中 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制頗為類似，並與十九世紀英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形成鮮明反差。英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有三個緊密相關的特徵，即（一）
英國承擔全球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功能；（二）實施單邊自由貿易體制，以拓展並 深化前述功能；（三）英國對印度鉅額進貢的依賴關係，確保了單邊貿易體制得 以維繫的機制。然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前述三個面向與英 國截然不同，即使在國力達到顛峰狀態的 1940 至 1960 年代，美國也並未承擔全 球金融中心的功能，沒有實行單邊貿易體制，也沒有建立一個帝國，可從中徵兵 及實現支付轉移。因此，Giovanni Arrighi 認為，美國主導的體系事實上只是一 個自我中心的、自足性大陸經濟體的「貨櫃」(container)。做為一個大國，美國 的確促進了貿易自由，但其手段並非片面開放國內市場，而是為了與蘇聯進行政 治和軍事對抗，且出於各種現實需要，以與臣屬國簽訂各種雙邊和多邊協議來達 成。416
因此，美國主導的體系呈現與早期中國主導的朝貢體制類似的兩大特點：一 是核心國家的國內市場規模更為龐大，二是臣屬國通過與核心國家的政治軍事聯 繫獲得體系認同，並據此打入其國內市場。就此角度而言，戰後美國在東亞的霸 權，可視為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系轉變為美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系，這一轉變 同時意味著各國必須中斷與中國在貿易及其他方面的固有聯繫。但相較於中國體 系，美國主導的東亞體系無論在結構或傾向上，都呈現出更強烈的軍事色彩，它 所依賴的不僅是對一個等級制全球體制的文化認同，更重要的是它在規模、技術
年為視角》，頁 132。
415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1, Winter, 1984, pp.1-40。
416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4), pp. 67-72, 27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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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毀滅能力上無可匹敵的軍火工業。此外，美國主導的體系還導致華府與其臣屬 國之間一種功能分化的獨特關係，這在中國主導的體系中並無先例。正如十六世
及毀滅能力上無可匹敵的軍火工業。此外，美國主導的體系還導致華府與其臣屬 國之間一種功能分化的獨特關係，這在中國主導的體系中並無先例。正如十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