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亞細亞」與「近代」的對決
第一節 近代文明階序下的「亞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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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近代文明階序下的「亞細亞」
如同第二章所述，作為社會分類的「我族」是社會的建構物。「亞洲」或「西 方」作為「我族」的社會建構，起初是沿著宗教的社會分歧線──基督教的西方 世界，與非基督教的東方。為建構基督教世界的內在凝聚力，遂有「東方化」的 現象。此後，再基於個體化的近代文明歷程，使得非西方社會在「東方化」的內 容上，再加上「專制」的特質。「東方專制主義」涵蓋的範圍，不僅是近東的伊 斯蘭世界，還向東擴及印度、中國等文明，「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 論於焉誕生，又有「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等概念跟著 出現，這種思維模式不僅先驗地建構了「東方─西方」的二元模式，而且還總是 在謳歌「西方」的「啟蒙」、「理性」、「進步」、「現代」之際，另一套隱喻系統「東 方」換喻的則是「蒙昧」、「非理性」、「落後」、「傳統」等符號。西方開始在全球 擴張的時間不同，手段不同，目的也不同，遭遇的抵抗也不同，相同的是一套以 西方為中心的「近代文明階序」(modern civilization hierarchy) 被嵌入非西方世界，
使得非西方社會面的不再只是前近代社會的王朝更迭，更是世界觀的劇烈變化。
西方向其他世界的擴張，建構了一套涵蓋全球的國際政經體制，即國家間政治體 系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論是無力抵抗西方武力而淪為殖民地者，抑或尚能喘 息而勉力維持其政治獨立性者，都必須接受市場經濟秩序。而在政治層面上，西 方近代行政官僚治理下的殖民地，或其他仍勉力維持政治獨立性者，也必須逐漸 轉化成近代民族國家。以自由主義為底蘊的西方近代性處於近代世界觀的頂端，
其他非西方社會則位於「近代文明階序」底層。「現代文明階序」並不僅止於一 套價值系統，它還與國際政經體制密切互動。
在不同時期，由於國際政經體制轉變，近代文明階序的樣態也隨之呈現動態 變化。空間上，非西方社會面對近代文明階序時，往往都經歷複雜反應，接受者 有之，反對者有之，即便是同一個行為者，同一時期對應於近代文明階序的反應，
也可能同時包含不同態度，即接受又反對。因此，近代文明階序是一個動態的社 會事實，必須從整體角度加以理解。再者，近代文明階序裡除「西方─非西方」
的階序關係外，同時還包含主要是隨著個體化而來的種種強調個人主體的價值等 近代文明要素，強調的是一種線性時間觀，因而呈現「現代—傳統」、「先進—落 後」的對位關係。再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催化，使得在「西方—非西方」的差異 之外，還有「現代—傳統」、「先進—落後」的鴻溝。文明階序已非只是個人或國 族定位的標準，還是生命是否有意義的判準。能否富國強兵，牽涉的不僅是國族 存亡而已，富國強兵所代表的文明與進步，更是如影隨形地牽動每個人的生命，
而與日常生活的意義有關，成為知識階層能否安身立命的社會條件。隨著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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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族成為最容易匯聚「我族」身份的社會單位，因為國家透過各種行政／
司法手段創造「自我」身份，代替了上帝的角色，將個人身份收納於國家認同之 中。而且，國家並非僅止於一個機構，它還是一種國際政治體制，國民出國後仍 帶著特定的國族身份行動，他國也據此予以看待。610
國家作為一種體制，不僅是個人的認同，甚至是日常生活中認識世界的基礎。
在辨識差異之際，認同也跟著出現，個體化的程度愈大，「我族」認同的要求也 愈強。於是，個體化的近代文明歷程一方面基於近代文明階序，以西方為他者建 構了「亞洲」或「非西方」的我族認同；另一方面，同樣是近代文明產物的民族 國家，在亞洲主義與非西方主義論述形成的過程中，扮演了誘導、甚至是更直接、
主動的角色。亞洲主義與非西方主義論述的出現，出於個體化社會對於我族認同 或社會保護的需要所致，特定國家或知識社群提出亞洲主義或非西方主義論述後，
之所以具有正當性而被接受，絕非單方面地是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更何況 許多亞洲主義與非西方主義的出現，不僅與亞洲／非西方國家的出現同時，有些 甚至還在亞洲／非西方國家出現前便已現身。國族如何運用亞洲／非西方主義，
也必須配合亞洲／非西方主義論述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相對於近代文明階序中 的位置，是否具有正當化功能而定。
源於歐洲從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到工業革命等歷史經驗的近代性，
最少包括六種面向——封建與君權之反面的進步主義、神權與教條之反面的科學 主義、集體與宗族之反面的個人主義、相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反面的普遍主義、
極權與共產之反面的自由主義、關係與情感導向之反面的理性主義——並規定了 區隔近代與傳統的標準。611若將東亞的近代性置於西方近代性發展過程的對面或 外部，並區分西方與各東亞社群的互動，則東亞的近代性困境可有兩個敘事面向：
其一是個別東亞民族自身的近代性問題，包括與傳統的對抗、近代化如何定義、
如何面對西方的凝視等子題，亦即自身在東／西對立下的「近代史」如何書寫的 問題。其二是在西方近代性已然加入的歷史書寫裡，各民族之間相對「近代化」
的程度如何被導入「近代史」的認知中，主要子題則是因應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而 延續至今的各國民族主義問題，以及更晚近的中國崛起或中國威脅論，亦即亞洲 各國如何被認識與言說的問題。前一面向是時間性的各自的歷史進程問題，後一 面向則是空間性的各自的主體構成問題。對非西方國家而言，西方近代性成為用 以定義相對於「進步」的「傳統」，並將其劃歸「落後」的判準，也是戰前日本 思想界用以否定自身、進而獨佔亞洲的知識動力。日本思想界進出亞洲概念所反 映的，是關於其近代身份內涵不明的困惑，而且這類困惑已擴散到日本思想界所
610 所謂「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係將個人認同的來源置於 nation 此一整體認同之中，使 其隸屬 nation 而產生集體認同。Nation 是一種由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其成員相信彼此同屬於 一個福禍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之中，並堅持要有一個政治外殼─國家，以保障個人抑或集體的自由、
平等及社會福祉。
611 石之瑜、吳昀展，〈進出現代性——亞洲立場的有與無〉，《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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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型。616
桂島宣弘認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思潮可溯及十九世紀前半葉，甚至十八世 紀末期，西洋的天文與地理之學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使其意識到萬國的存在 與「東洋」、「西洋」之區隔，以中華為文化中心的傳統華夷觀開始崩解。617這種 世界圖像的瓦解，成為日本重新建構新政治和文化地圖的契機。所謂「亞細亞主 義」，並非地理概念的亞洲中心主義，而是一種政治觀念性的或文明史式的觀念，
是一種日本人「東方之故鄉」式的情感體現。亞細亞主義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
原是一個多元並存的思潮，但隨著情勢演變，從早期「興亞」論、經「國粹」論 至後期「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同文」論與「大東亞共榮圈」論，逐步走向侵略 主義。6181885 年，福澤發表《脫亞論》，「脫亞」此後便成為日本近代思想中反 覆出現的主題。所謂「脫亞」，即擺脫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形成的政治關係和儒教 文化，但「脫亞」是否即意謂以歐洲民族國家為藍本，將日本重構為一個具有自 主意志的近代國家，卻大有疑問。然而，在民族國家此一新的政治形式及其權利 體系不斷擴張的背景下，「亞細亞」作為一種與民族主義的近代化構想相對立的 文化和政治模式，無疑遭到徹底否定。日本近代的「脫亞論」最終是以征服亞洲 為目標的「大東亞主義」，在以文化上的「亞洲特殊論」為依據對抗西方挑戰的 同時，深入東亞腹地，全面推進帝國主義政策。這是一個雜揉「脫亞」的國家改 革邏輯與「入亞」的帝國主義邏輯所形成的亞洲論述，體現為二次大戰中日本的
「聖戰」思維與「大東亞共榮圈」構想。619（參見圖 5-1）
阻止中國干涉朝鮮，進而聯合朝鮮、指導中國的「東洋盟主論」，乃甲午戰爭前玄洋社大亞細亞 主義思想的核心。參見第二章第二節，或廖代翔，《日本近代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 玄洋社為中心（1881─191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2。
616 柄谷行人，〈現代日本的話語空間〉，頁 421-424。
617 山室信一指出，日本的亞洲觀可溯及十八世紀初，當時西川如見 (1648-1724) 在《華夷通商 考》中將當時的世界分為「中華（中國）」、「外國」與「外夷」三類，日本原屬於「外國」層次，
但通過對阿伊奴、琉球及朝鮮的重組，使自己成為「小華夷秩序」的中心。王屏，《近代日本的 亞細亞主義》，頁 51。
618 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的回應〉，《歷史研究》，2005 年 第 3 期，頁 129。
619 汪暉，〈亞洲想像的譜系〉，《文化研究》，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6140，
2006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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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亞細亞主義的思想脈絡
資料來源：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頁 34。
從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日本由「脫亞」而「興亞」、再至「侵亞」的政策 轉變，深受其歐化工程的成敗所牽動，亦即日本愈是受到西方排擠，就愈需要強 化其之於亞洲的歸屬感，以便帶著「亞洲第一」的身份來領導亞洲抗衡西方；但 基於日本渴望成為文明大國的「優等生意識」，日本面對亞洲鄰國時只能複製歐
從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日本由「脫亞」而「興亞」、再至「侵亞」的政策 轉變，深受其歐化工程的成敗所牽動，亦即日本愈是受到西方排擠，就愈需要強 化其之於亞洲的歸屬感，以便帶著「亞洲第一」的身份來領導亞洲抗衡西方；但 基於日本渴望成為文明大國的「優等生意識」，日本面對亞洲鄰國時只能複製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