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亞細亞」與「近代」的對決
第二節 共同體話語的幻滅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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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同體話語的幻滅與重建
無可諱言，當前國際關係學界對「東亞共同體」的討論，仍是以歐洲近代民 族國家體系的進展為參照，以歐洲統合模式為依據。但將東亞建構為一個「區域」
的過程，並非始於今日，至少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建構區域共同體的模式，
即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以及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朝貢體系做為一 種區域共同體，同時符合三個條件：一，朝貢體系即中國與地理上的周邊國家所 形成的政治經濟關係；二，朝貢體系有共同的規範和制度，即朝貢制度與華夷之 辨；三，有共同的區域意識和認同，即以「中華」為內涵的儒家文化身份。因此，
朝貢體系是在主權國家形成之前一種特殊的東亞共同體模式。而大東亞共榮圈也 是一種特殊的東亞共同體模式，日本創造出「東亞」概念並予以廣泛使用，初衷 也是希望建構一個「東亞共同體」，造就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但其手段 是以「興亞」為名的帝國主義掠奪。這兩種曾在歷史上出現的東亞共同體均由區 域大國主導，當前的東亞共同體構想更有域外大國美國的強勢身影，「東亞」因 而進一步朝「亞太」概念發展。歷史總在連續與斷裂中擺盪，過去的歷史事件總 有不同的詮釋與重構的敘事面向。對日本知識社群而言，明治維新以來逐漸成為 一種公共論述的「亞細亞」、「東洋」、「東亞」，除蘊含當前國際關係區域主義的 內涵外，更是近代國族身份的建構與再現，其間或許存在論述的跳躍，但「共同 體」的想像如一，凸顯政治／文化菁英在不同國際政經結構下，對於安身立命的 場域的集體認同構圖，以及面對近代文明階序的自我重建與救贖。日本的共同體 話語因而是一道幻滅與重建的輪迴，映照出主體經驗與知識權力的碰撞交錯與複 雜內涵。
「共同體」概念與亞細亞國家理論密切相關。「共同體」理論淵源於十八世 紀的西歐，當時的歐洲思想家基於歐洲絕對王權主義盛行的社會現實，為推進市 民社會的發展，針對「野蠻的亞細亞專制主義」進行嚴厲批判，認為亞細亞專制 國家之所以產生，肇因於土地公有的社會基礎，土地屬於專制國家所有，沒有獨 立的市民階層存在，因而無法限制王權。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又發展出亞細亞專 制主義的社會基礎，乃是家長制的共同體之說，亦即亞細亞形態社會是由家庭發 展為部落，再由部落發展成國家。因此，家長制就演化為國家的君主專制，國家 制度是家長制的放大，君主由家長演變而成。家長在家庭中的至上地位，直接導 致君主在國家中的無上權威，由家庭到部落再到國家，某個擁有強大勢力的家長 必然發展為一國之君，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就是專制政權。Karl Marx 認為，東 方專制主義制度的存在，與東方社會文明起源方式有關。東方社會「第一個前提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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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623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公有制基礎上，
個人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從「完全自然的家庭」擴大為氏 族，再從「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最後再合成「淩駕於 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亞細亞國家的君主 是「更高的所有者」，也是「唯一的所有者」624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
「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屬於「共同體的財產」。 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這就是「亞 細亞專制」之源。
在 Marx 等歐洲思想家眼中，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 性的「整體」為特徵，近代化則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以及自由人的契 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在 Marx 看來，東、
西方人類社會，或歐洲與亞細亞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同，呈現迥異的歷史圖景。在 經濟上，東方是以公社為基礎的土地公有制，西方則是自由小農的小塊土地私有 制；在政治上，東方是家長制的君主制統治，西方則是城邦共和制或封建等級制。
正是在近代性的內涵以及近代性的意識形態特質的認知基礎上，歐洲近代性與亞 細亞社會建構了一種特殊關係。近代性的諸種制度——如資本主義、軍事力量、
工業主義——使亞細亞面臨有史以來影響力最為強勁的介入體系，並具體化為近 代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市場等形式。近代性介入強化了由中心、邊陲 和介入體系構成的亞細亞區域結構，這種新的區域結構與原有結構外形類似，但 地理空間和域內單位互動的內涵與方式，已大相徑庭。近代性介入導致亞細亞既 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轉變：在政治面，近代民族國家 至少在形式上開始取代原來的王國、帝國；在經濟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取 代各種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面，原有的階級、階層及其交往形式，在近 代性影響下重新分化組合。
在戰前日本的亞洲論述中，隨著馬克思主義 (Marxism) 的傳播，由共同體 理論演變而來的「亞細亞停滯論」，為日本發動戰爭提供理論依據。625由於日本 是亞洲最早以歐洲為榜樣、著手「文明開化」的國家，為摒除此一過程中產生的 危機感，展現推動文明化的自信，知識社群創造了「東洋」這個整體性概念，指 涉地理上與日本位於同一地域、但文明上較為落後的地區。這種思路與歐美列強 的關係變化相對應，衍生出「脫亞」和「興亞」的變奏，尤其是日俄戰爭後，日 本與歐美列強在形式上取得平等地位，喚起其關懷亞洲事務的自信，進而形成一
62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冊，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472。
624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冊，頁 473。
625 戰後日本史學界開始否定共同體理論，共同體研究不但在目的上發生根本變化，共同體概念 本身的內涵與外延，尤其是其價值判斷，也迥異於戰前。參見祈建民，〈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與 共同體理念〉，《中國大陸教學研究通訊》，第 70 期，頁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