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獻述評
二、 東亞歷史秩序的構圖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7
的精神要求。特別是後來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支那(中國)革命」派,其直接 支持辛亥革命所發生的重要影響,不應予以忽略。而日本侵略主義,則是亞細亞 主義最終「異變」的結果。
二、 東亞歷史秩序的構圖
東北亞在地理上屬於東亞的次級體系,在歷史時空中曾創造出一個融合中國 與周邊國家的「東亞共同體」,中研院張啟雄將此「東亞共同體」稱為「中華世 界帝國」,並指其曾在文化上普及儒家思想,在政治上開創宗藩體制,在經濟上 創造出朝貢貿易體制,因而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性東亞區域整合,也是一 個具有共同文化價值的生命共同體。近代以降,日本在此共同文化價值下,力倡
「亞細亞主義」,也以武力開拓出「大東亞共榮圈」,雖曾一度獨領風騷,但終究 在二次大戰的戰火中灰飛煙滅。近代以來,原存於東亞的中國式「天下主義」與
「中華世界帝國」,因先後受到西力東漸的壓制,繼遭日本勢力瓜代,戰後更受 到美國冷戰秩序的圍堵,加上國共內戰分裂的危機,百年來幾乎自顧不暇。至此,
傳統東方式「東亞共同體」的理論與實際全數崩解,日本式的「大東亞共榮圈」
也隨著敗戰殞落。97
對於這種歷史傳承中的「亞洲秩序」,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一書中,主要提出兩大觀點:「其一是關於亞 洲近代史開啟的契機,以及以整個亞洲為對象的亞洲近代史怎樣把握的問題。」
98濱下認為,研究亞洲近代史,「要從體現亞洲歷史紐帶的亞洲區域內的國際秩 序和國際貿易關係的整體內在變化之中,去把握作為亞洲史的發展形態的亞洲近 代。只有從這個角度去探求中國的位置及其變化,才是考察中國近代道路的有效 方法。」而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研究亦當如是:「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從亞 洲方面去探討近代亞洲諸國、諸地區的『開國』、『開港』、歐洲勢力的形成以及 殖民地化的歷史脈絡和進程。」基於此,濱下反對學界將亞洲近代史開端設定於 十九世紀中葉的傳統看法,認為在此之前,亞洲早已存在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 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繫存在的朝貢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朝貢貿易關係」,
「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唯一的歷史體系」,這樣一個「有著自身規律的、
按照自身秩序運行的亞洲朝貢貿易體系」,對於試圖進入亞洲市場的歐洲資產階 級而言,本身就是一個「衝擊」,所以西方諸國一方面採取加入和利用亞洲原有 的朝貢貿易形成的網絡,另一方面則通過介入朝貢關係的一角,並試圖使其改變
97 張啟雄,〈日本第一 vs.和平崛起——冷戰前後東北亞國際秩序的衝突與整合〉,《興大歷史學 報》,第 17 期,2006 年 6 月,頁 599-640。
98 濱下武志,〈中文版前言〉,《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8
的作法來達到自身目的。因此,「這種朝貢貿易體系的內在變化,不僅是中國近 代的內容,同時也是影響和涉及東亞、東南亞近代內在關係的緣故。」99
其次,濱下「比較強調地域經濟圈的作用」,100認為在研究經濟史時,除了 分析國家與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外,「把處於『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
之間媒介地位的『地域經濟圈』納入研究視野是十分重要的。」濱下強調,「近 代亞洲史不應被視為西歐近代發展階段所規定的對象,而應探求如何在亞洲史的 地域圈內的各種關係中,亦即從對亞洲自己的認識中去尋找本身的位置。」相應 地,「地域圈中各地區的結合,必然形成發揮網絡中介作用的中樞地,新加坡、
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這種中介作用的中樞地。這些中樞地在近代亞洲 史上人、財、物的流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不能忽視這種作用的存在。」
101
關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體系,濱下從經濟層面對其之所以長期存在進 行解釋,認為這種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國和四方藩屬國之間的物資、商品 流通為基礎。貢與物和回賜物之間基本上採取商品經濟的等價原則,從而使上貢 和回賜的行為實質上成為商品交易行為。以此為前提,亞洲各國民間和官方的物 資、商品流通得以發展,朝貢路線成為亞洲的主要商路,藩屬國的入境地點成為 重要商業口岸,此後西方和中國進行貿易,也是圍繞這些商路和口岸進行。而西 方各國後來強迫中國開放的通商口岸,也和中國歷來規定的藩屬國入貢時的入境 地點驚人地一致。102濱下強調,中國近代的發展(尤其經濟方面)有其歷史的一 貫性,將朝貢貿易體系和十九世紀中葉後西方列強在亞洲逐漸佔據主要地位的貿 易體系截然兩分,不符合歷史事實。
換言之,從朝貢體制向所謂的「條約體制」轉化,並非階段性的變化。103「很 難想像,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可以與在長期的經濟活動中(特別是在商業和金融領 域中)積累下來的、應予以積極的再評價的和再認識的、中國獨特的方式毫不相 關而得以順利進行。」104推而廣之,長期處於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朝貢貿易體系 下的亞洲諸國的近代化,也不能脫離這一歷史背景,「亞洲的近代化是以其對朝 貢關係如何處理的內容來決定,而不是由西洋化取代的程度來決定。……因為由
99 濱下武志,〈中文版前言〉,《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6。
100 濱下武志,〈中文版前言〉,《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6。譯者注稱,作者所謂的「地域圈」,主要是指一種地域經濟關係,即跨越一或若干國家、主要 以經濟行為為紐帶形成密切關係的地區。
101 濱下武志,〈中文版前言〉,《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6-7。
102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29-44。
103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1-32。作者並 強調「主要著眼於增加生產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的時代劃分不同,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連續性。」, 頁 18-19。
104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9
亞洲各國、各地區成為整體共同構成的朝貢貿易體系,已是既定的歷史事實,和 西方發生新的關係,頂多只能算是亞洲歷史發展的契機或手段而已。」105通過這 些論述,濱下展現了一個為人所忽略的亞洲貿易體系的歷史存在,以及中國在其 中的巨大影響。
濱下既關注地域經濟圈,也注意到世界經濟聯繫的重要性。濱下指出,亞洲 長期以來處於一個自成體系的貿易圈之中,西方也不斷嘗試加入此一體系。傳統 的朝貢貿易具有中轉貿易的功能,藩屬國對明代中國的貢品中即有購自西方商人 的商品。106茶葉和生絲源源不斷地從亞洲市場流向歐洲,但歐洲商品很難進入亞 洲市場,歐洲人只能以白銀進行交換。西歐的重金主義者對白銀流出持批評態度,
尋找一種不用銀結算而能獲得茶葉等亞洲商品的貿易方式。最終通過向中國販賣 鴉片的不道德方式,獲取中國的白銀,打破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貿易體系的平衡,
形成英、印、中三角貿易關係,並通過美、英、中的三角貿易關係將中國捲入國 際市場。而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鴉片(走私)交易,又必須透過白銀支付的手段才 能進行,因而導致中國白銀需求量增加,進而使其價格上揚。由於鴉片貿易的這 種性質,使得多角貿易關係不斷加深,影響中國的白銀市場,並促動白銀向中國 的投機性流入。要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白銀的擁有者是誰,而在於以中國為核 心的貿易體系,終於被西方人撕開一道缺口,建立在更健全的社會體系基礎之上 的、更適應時代發展的西方經濟運作體系,開始逐漸侵蝕亞洲原有的體系。
在該書第六章中,濱下對亞洲兩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中國和日本——
的近代發展史進行回顧和對比,認為重新思考「西方的衝擊」理論,探究亞洲的 內在結合因素時,必須針對近代中日關係史加以重建,即「第一,兩國如何接受 西方的衝擊。這裡包括在進行兩國的比較以前,必須首先研究以中華為基礎的東 亞的歷史性國際關係史中的日中關係。第二,在比較日中兩國對西方衝擊的對應 時,例如,在對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後的富國強兵政策進行比較時,不僅要比較 各自所達到的終點,而且更需要對照同時代人同時期中的更具傳統色彩的觀念。
第三,有必要找出西方在近代日中關係形成中的中介作用。」107
濱下的論點也獲得世界體系論呼應,或開展了彼此對話的可能。他與 Giovanni Arrighi、Mark Selden 等美歐學者,各自從五百、一百五十、五十年三 個時段或三個視角,對歐洲(包括美國)和亞洲(主要是中國、日本和印度)的 經濟發展史(或資本主義史)貢獻其研究成果。本書作者認為,在東亞與外部世 界的關係方面,存在短、中、長三個明顯的時間架構或時段,由短至長層層追溯,
彼此環環相扣,缺一不可。首先是五十年的「短暫期」,其間發生日本戰敗、共 產主義體制在中國建立、整個地區反殖民主義革命導致殖民帝國瓦解、東亞乃至
105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2。
105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