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獻述評
三、 東亞近代性與後殖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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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因素納入考量，將很可能錯失若干關鍵性變量。110
三、 東亞近代性與後殖民分析
自 1990 年代出版《做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並譯介到 日本以外的中國學圈後，溝口雄三受到國際學界矚目，且由於其研究對象為中國，
故在中文世界裡討論、引用其觀點者頗眾，但泰半僅止於引介性質，針對溝口思 想本身進行研究的作品並不多見。不過，近年來已有較多對溝口理論體系的回應、
討論甚至批判：在中國史領域中，有張崑將、楊芳燕、吳震的史學方法之比較、
整理與檢討，後二者且涉及若干屬於歷史認識論的問題，葛兆光也在其書評中點 出研究者主體位置的意義；111孫歌與陳光興則借用溝口將對象視為「方法」的態 度，據此發抒具有知識論層次的反省。112這些文獻基本上都贊同溝口「多元性世 界」的立意，雖然對「多元」之目的與達成方法有著不同面向的質疑，卻都對西 方一元近代性標準所訴說的歷史持批判態度。
張崑將在〈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 心〉一文中，探討竹內好、溝口雄三、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1933-) 等三 位日本學者對於「東亞」、「中國學」思考方法的學術論爭。竹內的主張在於追 求「東亞之同」的亞細亞自身模式，以之抵抗歐洲文明，敢於否定自己的傳統，
並企圖在論述中形成一個重生的主體，從而建構一個獨立自主、內在主體的「亞 細亞」。由於竹內對中國有著愧疚與嚮往之情，故其所提倡的「方法」，可說是 一種「有中國的中國學」研究。溝口則從承認「東亞之異」為始，主張中國是中 國、日本是日本，並在深刻反省二戰前後的日本中國學後，提出「以中國為方法，
就是以世界為目的」的論點，他所提倡的「方法」要求「超越中國的中國學」，
以達成客觀性的研究。子安立場雖傾向竹內，但他拒絕將中國視為東亞的主要場
110 喬萬尼‧阿里吉、馬克‧塞爾登主編，《東亞的復興——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為視角》，
頁 18。
111 張崑將，〈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心〉，頁 259-288；
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 2 期，2001 年 5 月；吳震，〈十六世紀中國儒學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溝口 雄三的相關討論為中心〉，《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葛兆光，〈重 評 90 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讀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2 年 12 月號，總第 9 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 supplem/essay/0209009.htm，2006 年 4 月 13 日。
112 孫歌，〈做為方法的日本〉，《當代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theory/200412/74.html，2007 年 9 月 7 日；陳光興，〈「亞洲」作 為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民 94 年 3 月，頁 13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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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反而強調以歷史性的批判觀點來看待「東亞」，反對一切企圖將東亞「實體 化」的目的原理或主義。113
孫歌對竹內好的論著做了較為完整的介紹，關切的主題是近代日本的文化認 同，亦即與異文化碰撞時，首先發生內部障礙的文化認同問題。在研究竹內好、
丸山真男及日本亞洲認識的思路時，孫歌標舉「文學論」為其研究對象的思想關 鍵。在〈尋找近代〉一文，表面上是對日本近代問題的梳理，實則是孫歌對中國 近代性問題的初步思考。「近代性」在東亞一直帶有進化論色彩，孫歌提倡必須 解構先在於思考的西方近代性命題後，才能觀察到這些來自西方的資源如何被本 土化，與本土的基本論爭結構處於何種關係，如此才能導向本土思想的真正開放，
擺脫本質主義的東西文化對立模式。該文討論日本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開展的
「近代的超克」論直至戰後的爭議，並引用竹內好的看法，討論亞洲主義在日本 近代史上是如何以「一步之差」的方式，從「連帶」滑向「侵略」。孫歌認為，
竹內關心的是對那些阻礙與國家主義相抗衡的國民主體形成的基本要素的梳理，
並終生與這種「自然主義」的精神風土鬥爭。竹內好發現，戰後這種非本土的民 主主義可能被置換為本土最保守內容；日本保守勢力的精神風土並非「右翼」一 詞可以概括，左派也由於批判民族主義而忽略在本土培養自我否定的要素，無法 使批判形成有機結合體，導致日本再生產「日本人自信心」及改寫大東亞戰爭為
「聖戰」、「自衛戰爭」的說法得以出現。
孫歌指出，竹內一直試圖尋找替代的統合方式，他的失敗顯示東亞近代性問 題的基本方式：在本土、外來等框架外，存在的是自身近代性難以生長的空間。
不能被西方理論模式和本土心情簡單回收的空間，是日本人不得不面對的真實情 境。在孫歌看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對亞洲的認識始終依循兩條路線：一條 是將亞洲作為一種符號、理念，不論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抑或岡倉天心的亞洲 連帶論（興亞論），都是將亞洲視為一種符號，使其與實際上的地域存在分離的 可能，最後在昭和期的意識形態化中催生了大東亞共榮圈。另一條則是由風土出 發，對事實存在的亞洲表示關切，如和辻哲郎的風土說。114但這兩條思路在 1930 年代並未找到接合點，直至戰後仍是不相往來的平行線。竹內在戰後首先探討亞 細亞主義，提出左右翼的誤區、日本近代化與侵略之間的關係，以及民族主義與 國際主義的關係。但竹內的亞洲觀也只是一種「心情」，仍將亞洲乃至歐洲抽象 化，仍是理念上的、由日本思想史來思考做為理念的亞洲。竹內認為，日本的亞 洲認識隱藏自我認同的契機，日本不能在其中建立主體性，是因為日本無法將亞
113 張崑將，〈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心〉，頁 259-288。
114 和辻哲郎師從著名文學家夏目漱石，於 1927 年留德歸來後寫成《風土》一書，被譽為日本比 較文化研究之集大成者。所謂風土，是指某塊土地上的氣候、氣象、地質、土質、地形、景觀等 特徵的總稱。和辻通過對世界各地域的風土特性進行考察，提出風土對人類或民族文化的影響。
該書的構思產生於和辻留德期間，當時他受到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的影響，試圖以空間與時間 關係的角度，闡明人的存在與風土的關係。就其內容而言，《風土》明顯帶有當時日本人觀照世 界的方法與立場，尤其體現了和辻對中國國民性格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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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問題轉化為自我認識的契機。除孫歌外，國內研究竹內好思想者，另有吳珮蒨 之碩士論文《從中國反譯日本？竹內好抗拒西方的策略》。115
陳光興則以後殖民的歷史視野出發，指出十八世紀後，處於東亞中心的中華 帝國逐步瓦解，原先相對穩定的區域結構、以中國為中心的條約及朝貢體系所構 築的「世界秩序」，也相繼鬆動。整體區域的權力關係於是改變，處於邊緣位置 的日本，開始試圖取代中國的中心位置。然而，封建朝貢體系的崩解，並不意味 著區域內長期歷史所維繫的「國際關係」就此了結。雖然東亞的政治結構被重新 變造，以近代民族國家形式為分野及區隔，但歷史還是有其自身的厚度，不可能 就此快速且全面性地解體，當前的區域整合正是此一糾結歷史關係的表現。二戰 後所形成的獨立民族國家，雖已轉化成新的大／小國關係，但基本上仍沿著過去 歷史宗主國 (suzerain) 與附庸國 (vassal state) 的切線來劃分：中國的身份轉化 成為民族國家，日本、韓國、越南也先後成為獨立國，琉球則是唯一的例外。116
因此，當前東北亞「國際秩序」的構成，混合／變造了舊有的中國中心結構 與近代民族國家體系。如此矛盾而又異質的歷史經驗，也進一步導致既有的殖民 主義敘述複雜化。117而東亞最為糾結複雜的面向，表現於日本所具有的雙重身份：
戰前是殖民者，戰後是被殖民者，兩種身份相互消解，不分左右。作為殖民者，
日本必須化解它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所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造成對亞洲鄰 國永遠無法彌補的罪惡感；作為被殖民者，日本又必須處理它對美國高度矛盾的 愛憎情節。因此，日本戰後的知識史可被視為不斷地自我批判，想要面對日本人 民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共謀關係，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傳統即代表此一路線，針對 日本民族的法西斯人格進行解釋與批判。但在此同時，處於冷戰結構下，日本內 部政治力量的左右分裂，使其批判圈未能積極地處理與前殖民地及被侵略地區的 歷史關係。左右對立的優先性遮蔽也閃躲了歷史問題，左翼將想像投向中國，後 來又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所困，乃至於幻滅；右派則將殖民的鄉愁投射於南韓、
台灣，將台灣當成真正的中國，甚至是真正但已不再存在的日本的倒影與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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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作為方法〉中，陳光興指出，由於歷史條件的造就，日本批判圈很 早就必須面對日本侵略亞洲的問題，相對而言也累積了較多有關亞洲的思考資源，
溝口雄三便是他試圖對話的對象之一。溝口提出「以中國為方法的中國學」，陳
115 吳珮蒨，《從中國反譯日本？竹內好抗拒西方的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 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民 96 年。
116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 年，頁 8。
117 陳光興認為，也許正因為這種難以釐清的混合，時至今日東亞地區很難全然理解「民族國家」
117 陳光興認為，也許正因為這種難以釐清的混合，時至今日東亞地區很難全然理解「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