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朝貢體制‧海洋網絡：政經共同體的想像
第三節 大東亞共榮圈及其遺產
二、 帝國再現？——鑲對於歷史脈絡下的區域統合
錢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關於日本對東南亞的戰後賠償與 ODA 政策，參見周杰，〈戰後 初期日本對東南亞「賠償外交」的策略變化分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2007 年第 5 期，總第 152 期，頁 70-74；吳佩殊，〈日本對東南亞各國 ODA 實施概況〉，《亞 太研究通訊》，第 4 期，民 95 年 7 月，頁 110-133；David Arase, Buying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s Foreign Aid (Denver: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1995).
423 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1: Lessons For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ublishing, 1979)。中 譯本見傅高義著，吳逸人譯，《日本第一》，台北：金陵圖書，1981 年。
424 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7-129.
425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p. 63.
426 Michael Borrus, Dieter Ernst, and Stephan Haggard, “Introduction: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M. Borrus, D, Ernst, and S.
Haggard, ed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4-31; Greg Lind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alaysian Electronics Sector,” in M. Borrus, D, Ernst, and S. Haggard, ed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p. 221.
427 黃毅、梁強，〈日本佔據時期遺產與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人民網》，
‧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8212/42363/42377/3585956.html，2006 年 6 月 10 日。
428 Dennis J. Encarnation, “Introduction: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Asia,” in D. J. Encarnation, ed.,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Asia: Regional Oper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
429 Wendy Dobson, “Crossing Borders: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sia,” in W. Dobson and Chia Siow Yue
（謝秀瑜）, eds.,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 Integration (Ottawa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7.; Dobson, “East Asian Integration: Synergies between Firm Strateg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W. Dobson and C. S. Yue, eds.,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 Integration, pp. 243-245.; Chia Siow Yue and W. Dobson,
“Harnessing Diversity,” in W. Dobson and C. S. Yue, eds.,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 Integration, pp.
254-259.
430 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8.
431 Dieter Ernst, “Partners for the China Circle?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of Japanese Electronic Firms,” in B.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 p. 213.
432 Mitsuhiro Seki, Beyond the Full-Set Industrial Structure: Japanese Industry in the New Age of East Asia (Tokyo: LTCB International Library Foundation, 1994), p. 99.
433 Dieter Ernst and David O’Connor, Technology and Global Competition: The Challenge for Newly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89), p.
42.
434 Gary Gereffi, “The Elusive Last Lap in the Quest for Developed-Country Status,” in James H.
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 76.
435 Gary Gereffi, “The Elusive Last Lap in the Quest for Developed-Country Status,” pp.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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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主軸，也成為戰後數十年日本與東亞關係的座標。赤松要 (Kaname Akamatsu, 1896-1974) 依據日本工業化的經驗，於戰前的 1935 年提出雁行理論
（日語原稱「雁行形態論」）。436他分析日本紡織業與機械工業的貿易資料，指出 世界上所有國家可依其工業化與經濟成長，分為先進國、中間國與跟隨國等不同 階層。儘管這三種階層分佈是按其技術能力、經濟成長排列，但三者之間彼此競 爭，有可能出現地位升降的流動性。先進國努力維持領先，造成先進國與後進國 的產業結構異質化 (heterogenization)，前者在產業與技術發展層次（如資本密集 對勞力密集）均領先後者，後進國則努力迎頭趕上。若後進國能達到先進國的層 次，從勞力密集升級到資本密集，則後進國與先進國即處於產業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階段。但若先進國能夠再升級至技術密集的層次，先進國與後 進國的產業發展層次即再度呈現異質化。倘若先進國不能持續升級，甚至被後進 國迎頭趕上，則後進國就可能成為先進國，甚至成為雁首。437換言之，赤松所謂 的「雁行理論」，描述的是某一產業在不同國家之間依序興盛衰退，以及同一國 家中不同產業依序興盛衰退的過程。當成本條件改變時，產業就會被迫從先進國 家移到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如同雁鳥在結隊飛行時所呈現的 V 字形，由一 隻領頭雁帶頭飛向氣候適宜的地區，亦即按照產業的興起、成長、成熟、衰退等 過程，有如大雁帶小雁般，視比較利益而轉移到後進地區。
赤松描繪雁行模式的發展階段、過程與結構，企圖以此推論並解釋日本與其 他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學者研究戰後亞洲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及產業結構變 遷的現象後發現，亞洲雁行理論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日本為雁頭，其次為東亞 NIEs，接續其後的是中國與東協諸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日 本先發展西方國家將喪失競爭力的產品，當日本技術成熟，生產要素也發生變化 時，這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開始轉弱。接著，東亞 NIEs 藉由日本轉移技術或 自行開發，開始接手生產這些產品。同樣地，當 NIEs 發展成熟後，這些產品又 移至更落後的國家。在此同時，日本產業升級到另一個新的層次，NIEs 的生產 層次也同步升級，呈現出有秩序的發展。顯然，雁行理論是一種建立在東亞階梯 型差異基礎上、帶有互補性的國際分工體系，模型的重點在於日本居於領先地位，
日本不僅毋須擔心台灣和南韓等 NIEs 緊追在後，甚至因為 NIEs 的發展，需要 更多日本零件和原料，為日本創造更多貿易順差，雁行理論因而主宰日本產學界 對於產業發展模式的思維。438（參見圖 3-5）
436 Kaname Akamatsu, “A 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No.86, pp.196-217.; Fumitaka Furuoka, “Japan and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East Asian Integration,” eastasia.at, Vol. 4, No. 1, Oct. 2005, http://www.eastasia.at/vol4_1/article01.htm, 2007/4/30.
437 Pekka Korhonen, “The Theory of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1), 1994, p. 95.; 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Preliminary No. 1, 1962, pp. 4-11.
438 朱雲鵬、林美萱，〈雁行理論是否仍適用於東亞發展〉，《國家政策論壇》，台北：財團法人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 年 3 月，頁 1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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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雁行模式：日本、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NIEs) 與東協十國
資料來源：撰者自行繪製。
赤松關於產業變革的論述，是以一種特殊的亞洲市場模式為基礎，在此模式 中政府直接涉足貿易、投資和援助等流通領域。戰後，日本先後通過戰爭賠償、
439ODA、對外直接投資 (FDI)、技術轉移等多種方式，經略帶有昔日「大東亞共 榮圈」意圖的東亞經濟圈，東南亞的經濟發展幾乎直接依循日本的佈局腳步進行。
在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中，資源開發和製造業佔有重要份量，日本的直接投資 是典型的建立海外出口基地型投資，即大量引進日本的原料和中間產品，利用當 地廉價勞動力加工組裝後，向第三國（主要是美國）和當地市場輸出。1970 年 代以來，四小龍的紡織和家電等製造業直接承接自日本，猶如二十世紀初期日本 承接英國發展紡織業的翻版。而在技術轉移上，日本則刻意保持與東亞其他經濟
439 據統計，《舊金山和約》簽署後，日本開始與部分東亞國家進行「戰後處理」談判。緬甸、印 尼、菲律賓分別提出 25 億美元、170 億美元和 80 億美元的賠償要求。日本對此一再折扣，最後 從 1955 年 12 月起，僅對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等四國支付戰爭賠償 10.12 億美元，且日本 的賠償對象僅限於政府，而未對原殖民地和大東亞戰爭受害者個人進行賠償。周弘主編，《對外 援助與國際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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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間的差距，使自己始終處於領先地位。透過投資和技術轉移，日本將國內喪 失競爭力和比較優勢淪為劣勢的產業移向海外，成為東亞戰後經濟增長和結構調 整的發動機。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生產網絡，也因而形成非對稱性依賴的特徵。
440就體系結構而言，雁行模式重新建立東亞諸國的聯繫，並形成區域內的明確分 工和經濟發展序列。在這個隱性的、非正式的經濟圈中，日本的主導地位有利於 其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在比較優勢原理作用下，雖然東亞經濟圈的產 業傳遞始終是日本等先進國家淘汰本身劣勢產業的過程，但對處於經濟圈邊陲和 產業鏈下游的後進國家和地區來說，卻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
深受赤松影響的第二次大平（正芳）內閣外務大臣大來佐武郎 (Saburo Okita, 1914-1993)，在規劃如何擴大日本商品出口時，便將重點置於亞洲各經濟體的未 來發展，進而透過援助予以支持，以消解歷史積怨，轉移政治爭議。而赤松最具 影響力的學生小島清 (Kiyoshi Kojima, 1920-)，更於 1960 年代提出在亞太地區創 設區域體系的主張，支持區域經濟整合，與亞洲鄰國建立持久聯繫。小島的「太 平洋自由貿易區」(Pacific Asia Free Trade, PAFTA) 構想，主張日本與美國、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五國成立自由貿易區，共同開發和援助亞洲國家，推動東南亞 各國的區域整合，日本一方面可與做為出口大宗的美國經濟連結，另一方面也和 工業化程度不如日本的東南亞連結，以出口日本的夕陽工業。從「亞洲—太平洋」
角度來思考亞洲，將太平洋與東南亞各國納入一個「共同體」，使日本的「亞洲 外交」逐漸轉向「亞太外交」，這是戰後日本不同於戰前的一大特色，目的是要 加強太平洋五個先進國家與亞洲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日本則可在其 中承擔一種「橋樑」的特殊作用。然而，1967 年東協成立後，日本在東南亞的 地位和作用下降，「亞洲—太平洋圈」構想也只能停留在經濟界和學術界的討論 之中，未能真正付諸實施。1970 和 1980 年代，廣義的「亞太」理念仍是日本外 交的核心，441但這類倡議由於其他亞洲國家對日本的疑懼而受阻。
學者歸納，戰後日本的東亞合作構想有兩種模式：一是開放的區域主義，二 是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模式。442所謂「開放的地區主義」(Open Regionalism)，
就是將美、加、澳等已開發國家納入亞洲合作，這既是大東亞戰爭失敗的教訓，
又是美國冷戰的現實，同時又符合日美同盟的戰略需要。這種區域合作模式體現 於 1960 年代的「亞洲—太平洋構想」與 1980 年代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之中。
443而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合作構想，其脈絡則是由 1950、1960 年代的「賠償外
440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p. 108.
441 不論是「外交青書」或首相、外相的對外發言，皆以「亞洲太平洋新時代」、「太平洋的世紀」、
「日本身為亞洲太平洋一員」等字眼，凸顯日本對於亞太區域整合的憧憬。此時期日本所謂的「亞 洲太平洋」，不僅包含東協諸國、韓國、中國及大洋洲國家，印度與南亞國家也在日本的亞太整 合計劃之內。參見大庭三枝，《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境界国家日豪のアイデンテ ィティ模索と地域主義》，京都：ミネルバァ書房，2004 年，頁 311。
442 包霞琴，〈日本的東亞秩序觀與「東亞共同體」構想〉，《國際觀察》，2004 年第 4 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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