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朝貢體制‧海洋網絡：政經共同體的想像
第一節 朝貢體制下的華夷秩序
一、 朝貢體制的中心—邊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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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日本與美國三大「帝國」所主導的東亞秩序的形成、膨脹與消亡的過程，分 別構成各時期東亞秩序的歷史特點。區域秩序塑造日本的對外行為，日本的對外 行為也造就了區域秩序。當然，以「帝國」歷史性地概括這三種秩序，可能會引 發爭議。323帝國概念的核心，也許就是「帝國」在本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上，設 定一定的階序，享有獨自規定帝國勢力範圍內各國內外政策的權力。在東亞，則 先後有朝貢國、殖民地、衛星國的性質變化。就此意義而言，以「帝國」視角比 較近代前後的東亞秩序的運作方式，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類秩序的特徵，而 且能夠進一步理解各秩序之間的連續性。不過，同樣必須承認的是，帝國視角也 會過分抬高中心國家的規定性，相對忽視在東亞秩序中處於周邊地位的國家，以 及東亞秩序的變化過程。
延續第二章的討論，日本因其地理位置，歷史上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為「東夷」。 荒野泰典指出，「華夷秩序」本身所帶有的「自我中心性」和「文化優越感」，激 發了日本試圖自我建構類同體系的強烈衝動，因為華夷秩序乃是「國家意識」的 另一種表現形式，是自我定位的道德敘事。更重要的是，「日本型華夷秩序」剛 好「建立於清的抬頭、明的衰退，以及荷蘭在歐洲勢力範圍中霸權的確立等國際 條件下」，同時「定著於該時期整個東亞地區所共同體驗的明清鼎革的變動中」。
324江戶學界對「夷」字所作的「尚武」（熊澤蕃山）和「平實」（伊藤仁齋）新解，
明顯反映出江戶日本人希望擺脫「東夷」身份，與「中央之國」分庭抗禮的情緒。
325但鑲嵌於華夷秩序乃至朝貢體制的日本要「變夷為華」，必須翻轉長期佔據「華」
之正統的中國的中心位階，置身華夷秩序邊陲的日本，比中央的中國更強調華夷 秩序的「邊界感」，亞細亞因而成為日本必須賴以安身，並進一步予以超脫的對 象。
一、 朝貢體制的中心—邊陲結構
在「華夷秩序」下，中華大國和拱衛在周邊的蠻夷構成一個自足空間，形成 一個「中心—邊陲」的主從結構，朝貢貿易則是這種秩序賴以維繫的基礎，宗主 國與進貢國各自的義務和職責都獲得確定。從中心王朝來看，朝貢—冊封關係的 確定標誌著中國對周邊國家教化責任的承擔，中國要對各個國家以禮相待，導人
323 「（皇）帝」和「國（家）」概念雖早已存在，但將二者合而為一、形成「帝國」概念，迄至 清末仍未在中國文獻中出現。直到甲午戰爭結束，清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後，日人將「empire」
譯為「帝國」，並傳播到東亞其他國家。參見吉村忠典，〈帝國という槪念について〉，《史學雜誌》， 第 108 篇第 3 號，1999 年 3 月。轉引自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頁 129-130。
324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东アジア》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年，頁 31、34。
325 韓東育，〈關於東亞近世「華夷觀」的非對稱畸變〉，《史學理論研究》，2007 年第 3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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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予以冊封。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朝貢並非僅止於「經濟貿易」的同義詞，
它還包含禮儀、政治、社會交往、文化等各類關係的複雜概念。就其原意而言，
「朝貢」是一個政治概念，實質性的經貿關係其實處於次要地位。從邊陲小國出 發，朝貢—冊封關係的確定代表認可中國皇帝統治的正統性。各國要對中國以小 事大，事大以禮，事大以誠，按時朝貢。朝貢—冊封體制還為周邊各族群和國家 彼此的往來提供參照，周邊各國因為各自都與中原王朝建立關係，而得以按照冊 封等級開展交流。而與東亞政治經濟的朝貢體制相對應的是，古代東亞文化亦呈 現「內核—外緣」326結構，兩端處於恆常的共振與環流之中。
以清代為例，以中國為東亞體系中心所構建的朝貢關係所形成的「核心階層」
(a concentric hierarchy) 理論，依朝貢國距離中國之遠近，劃分為數區：
（一） 體系核心：中國—天朝 (Middle Kingdom)；
（二） 邊陲區 (Frontier Zone)：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
（三） 漢化區 (Sinic Zone)：朝鮮、安南（越南）、琉球及日本；
（四） 內亞區 (Inner Asia Zone)：暹羅、呂宋、緬甸等亞洲其他國家；
（五） 外亞區 (Outer Asia Zone)：包括不臣服或不朝貢的亞洲國家，並泛 指不定期朝貢的西方國家，如荷蘭及葡萄牙等。327
以中國的核心位階觀點出發，二十世紀前的東亞確屬中國「朝貢國制度」的 勢力範圍，特別是在漢化區及內亞區內的朝貢國；而中國統治者基於「厚往薄來」
（面子外交）、「以和為貴」傳統，亦透過各種方式修好與鄰國的關係，如和親政 策、328納歲方式等，但此朝貢制度延續至清末鴉片戰爭時，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 重要轉捩點。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對外關係以朝貢制度為主；鴉片戰爭後，中國 的對外關係則是兩種制度並存，一是朝貢制度（與原朝貢國維持傳統禮儀關係，
並以天朝自居），二是條約制度（與西方國家訂立條約）。但就日本的邊陲視角觀 之，天朝的正統地位並非牢不可破，滿人入關後建構的大清帝國版圖，即為邊陲 蠻夷逐鹿中原、變夷為華的斷裂。荻生徂徠認為，如果夷進而為夏，就當視之為 華；如果夏退而為夷，就該視其為夷，關鍵在於是否遵循「先王禮數」。荻生的 學生太宰春台在《經濟錄》中稱，辨別夷狄的標準，在於「禮義」：有之，則為
326 關於中日兩國文化的特性，按照盛邦和的觀點，近代前的亞洲世界中，中國文化一直是「內 核文化」，日本則是「外緣文化」，「內核文化」是「古老文化」、「單一文化」、「輻射文化」及「密 集」型的傳統文化，這些特徵決定它背負沈重的歷史包袱，在近代文化更新中步伐遲滯。外緣文 化則正好相反，因而能夠快速轉型，獲得發展。然而，「文化中心由內核向外緣『蛙跳』式移動 似乎是一個文化學的永恆原則」。關於東亞文化的「內核」與「外緣」的歷史和理論，以及中國 作為東亞文化內核轉型之難的考察，參見盛邦和，《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上海：學林出 版社，1988 年。
327 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12-23。
328 漢、唐以來有十餘位公主或皇親遠嫁匈奴、吐蕃、契丹、回紇、南詔等周邊國家和民族，漢 代「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進藏」都成為「和親」外交的實例。參見崔明德，《中國古代和 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4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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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無之，則本為「中華」者，亦可蛻變為蠻夷。329伊藤仁齋長子伊藤東 涯（1670-1736）則更進一步：「中國，不過既開化之蠻夷」、「蠻夷，未開化之中 國也」，甚至主張「聖人無華夷之辨，為華夷之辨者，後儒之偏見也」。330
在滿人變華為夷、日本由夷變華的同時，亦曾一度將歐美視為蠻夷，如孝明 天皇 1862 年敕書云「朕惟方今時勢，夷成猖獗」，「蠻夷東渡以來，皇國人心不 和」。當時思想界主流都強調夷夏大防，「攘夷」成為主流，並訴諸行動。1862 年，江戶英國公使館遭長洲藩倒幕志士久阪玄瑞、高杉晉作等人縱火焚燬，次年 英國艦隊炮擊鹿兒島；1864 年，英、法、美、荷蘭艦隊出兵長洲藩，僅三天便 攻陷下關，長州藩在堅船利炮下被迫議和。至十九世紀後半期，日本在數度「攘 夷」卻以慘敗告終後，終於將其與「中華」的位置對調，西方成為日本的新「中 華」，「為了從江戶時代沒有完全擺脫的中國的陰影中解脫出來，日本利用『西方』
這一新發現的價值終於完成了多年的夙願，脫離了中國的影響而獲得自立。在這 個意義上，明治時期日本的西化是『為了脫離中國的西化』。」331
日本學界對於古代中國朝貢關係，以及與此相關的前近代東亞區域體系的探 討，可謂由來已久。早在二十世紀初，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便認為，所謂的
「東洋史」即為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332他還根據其「文化移動中心說」指稱，
東亞歷史就是中國文化向周邊國家擴張，以及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文化擴張做出回 應的過程。他以同心圓結構來解釋這個歷史過程，主張中國做為圓心不斷向周邊 地區擴張，並在不同程度上將周邊國家納入中國的政治軌道。二次大戰後，西嶋 定生在內藤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冊封體制論」，主張古代東亞國際秩序 是以冊封體制為媒介而形成，漢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則是其四個標誌。冊 封體制在意識形態上是傳統「中國中心論」的反映，在制度上則是中國國內身份 制度的外延。333此後，藤間生大、鬼頭清明、菊池英夫等人在批判西嶋以中國為 中心的冊封體制論時，進一步提出「東亞世界論」，其共同點在於不僅重視冊封 等官方的政治關係，同時也強調貿易等非官方的經濟文化關係。334
329 李文，《東亞合作的文化成因》，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108。
330 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 8 卷，東京：鳳出版，1978 年，頁 39。
331 茂木敏夫，〈從東亞的中心—邊緣構造來看近代日本和中國的世界認識〉，周維宏、砂山幸雄 主編，《世紀之交的抉擇——近代中日韓三國歷史發展比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
頁 63。
332 《中國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 14 卷，轉引自嚴紹璗，396 頁。
333 參見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日本 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年。
334 這種架構被周邊小國視為一種生存策略，即爲了脫離中國的中國化，不論朝鮮或越南，都透 過這種架構獲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自主地位。茂木敏夫對這種微妙關係的分析是，中華王朝 與周邊諸國交往的「禮尚往來」，可說是一種透過隱藏雙方企圖、維持雙方界線的裝置。不過，
中心和邊陲雙方對此賦予的意義不同：周邊小國是爲了與一個強大的「他者」─中華，維繫和平
中心和邊陲雙方對此賦予的意義不同：周邊小國是爲了與一個強大的「他者」─中華，維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