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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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去探索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境，其焦點應在充分顯現其不確定性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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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質性與量化研究對「信賴程度」的評估依據研究取向

評估指標 研究取向

質性研究 量化研究

真實性

可信性：

指研究者收集資料的真實程度。

內在效度：

控制不相關變項可能對研究結果產 生影響。

應用性

遷移性：

研究所收集之資料，對於被研究對 象的感受與經驗可以有效的轉換 成文字陳述。

外在效度：

研究結果可以推論到外在現實世界 的可能性。

一致性

可靠性：

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收集 策略收集到可靠的資料。

信度：

測量工具所測得的結果，可經得起不 斷被測量的考驗，且具有一致性，穩 定度相當高。

中立性

可確認性：

研究的重心在於對研究理論的重 建，並從其重建過程獲得值得信賴 的資料。

客觀：

研究過程對於研究資料的收集，不會 因研究者個人主觀價值評斷而扭曲 了社會事實的真相。

資料來源：【8】

本研究整體而言，綜合運用了系統動態學因果迴路分析、敘說探究與情 境分析，雖然三者均屬質性研究法，但因皆為社會科學界認可且行之有年的 質性研究方法學，自有一定的公信力，亦可抑制量化研究學者眼中，其研究 信度與效度有所爭議的情形，以下進一步申論之。

從量化研究而言，信度是指研究結果可以被複製的程度或測量程序的可 能性。也可謂是研究工具的延伸，像是在多次的問卷調查後，仍可重製出同 樣的結果或回覆，即謂之具有信度。至於質性研究陣營對有關信度的認知，

主要來自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就質性研究的立場而言，研 究者本身即是主要的調查工具，於是其研究永不可能全然一致，也不會是可 複製的。於是Guba【113】認為任何有關研究信度的探討，不應該一味的從 研究過程中測量工具運用的層次來討論。事實上，質性研究所關切的問題，

並非哪一種研究假定是真的，而是哪些研究假定最適合（fit）研究問題的探 究（p.77）。故而對測量一致性的要求，Guba認為不是用嚴謹控制、固定不變 的方法來達成，而是應該注意可追蹤的變化，並透過詳實的記載與陳述，及 提供合理的解釋，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dependability）。

相對於信度所關心的是變項是否測量精確，效度關心的則是測量到的變 項是否為研究者所想要測量的內容【121】。對質性研究者而言，雖然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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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仍然沿用「效度」這樣的詞語，但它所代表的的意義內涵和檢測標準已 經發生了變化【175】。持後實證主義範式的研究者一般認為，這個詞語可以 用於質性研究，但是不能沿用量化研究對這一詞語的定義和分類。質性研究 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量化研究所謂的「客觀事實」的「真實性」本身，而是 被研究者所看到的「真實」；以研究者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關係對瞭 解這一「真實」所發揮的作用。

「效度」不再被當作固定的、可以用量化工具測量的一個指標，而是研 究項目各個部分和各個階段之間的一種「關係」。換個語氣表達這種觀點，效 度在質性研究者心目中，是指透過研究過程獲得正確答案的程度【3】，但什 麼是「正確的答案」呢？對質性研究者而言，正確的答案指的研究者所設想、

精練或測試的命題，均可吻合日常生活的情境（高敬文，1996）。持建構主義 範式的研究者則認為，「效度」這個概念不適合質性研究，主張用其它的詞語 來代替，如Lincoln與Guba【159】指出，質性研究的效度其實即指可靠性、

穩定性、一致性、可預測性與正確性。

儘管學術界對質性研究中是否應該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效度」這一概念 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絕大部分質性研究者（特別是持後實證主義範式的研究 者）依然沿用「效度」這一詞語來討論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問題。一般的共識 是，當我們說某一研究結果是「真實可靠的」時候，我們並非將這一結果與 某一個可以辯論的、外在客觀存在相比較（這比較偏向量化研究者追求的目 標，質性研究者認為事實上這一「存在」並不存在）。而是指對這個結果的「表 述」是否「真誠」地反映了在特定條件下，研究人員為了達到特定目的，而 使用某一研究問題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方法，對某一事物進行研究的活動。

假設，我們在調查了蓋達組織的恐怖活動後，得到了如下表述：「該組織 的恐怖活動非常頻繁，成員參與的積極性很高，對促進他們仇視西方國家產 生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一表述合理、恰當地表現 了當下條件（如九一一事件後，各媒體、政府研究人員、學者……等分別對 西方國家在中東、西亞的潛在敵對國之一些激進成員，採取非參與觀察和開 放式訪談，探訪其活動狀況）所得到的結果，那麼這個表述就是有效的。因 此，從這個意義層面上而言，質性研究的效度所表達的關係是相對的，不是 一種絕對的「真實有效性」。當我們形容某一表述是「有效的」之際，並非指 它是該研究現象唯一正確的陳述，只不過表明它比其餘的表述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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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前述討論，可知質性研究中的「效度」這一概念是用來評價研究報告 與實際研究的相符程度，至於在本研究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對質性研 究的效度產生阻礙或挑戰？Maxwell稱此為「效度威脅」，並認為任何一種質 性研究的類型，對質性研究都會潛藏著一些威脅。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可 以在研究設計中通過隨機抽樣和控制組等手段，事先將所有的「威脅」排除。

可是在質性研究中，「效度威脅」不可能事先鑑別並通過統一的技術加以排 除。這是因為質性研究者認為，自己所研究的事物不是一個脫離主體而單獨 存在的客觀實體，不能單方面地認知或證實，只能被主體在與其互動的關係 中重新構建。因而，真實效度也只能在這一過程中得到當時當地的逐步檢驗。

對質性研究的效度所造成的威脅，主要可以從「描述性」與「解釋性」

兩個面向來談。以下即進一步說明這些威脅，以及本研究回應這些威脅的對 策，以達研究結果所存具的效度：

一、回應描述性威脅

當對外在可觀察到的現象或事物進行描述的準確程度，謂之「描述 性效度」。對描述性研究效度主要的威脅，來自資料本身是錯誤的或不 完整的，如果一位研究人員去採訪峇里島恐怖炸彈事件遭受波及的觀光 業者，訪談開始後，他/她的錄音機出現毛病，不克錄下對方所說的話，

那麼憑事後記憶所作的紀錄也可能有所遺漏和錯誤。在這種情形下，不 論是研究者搜集的原始材料還是基於這些材料所下的結論，其描述效度 都有問題。

研究結果的描述性效度還可能受到研究者個人的社會地位、價值觀 念、思維方式、知識範圍、心理特徵等因素的影響。比如，由於人的感 覺有相對性，親美派國家的人民對賓拉登是恐怖組織首腦的認知可能不 覺有異，但反美派國家的人民對此則不見得苟同。

台灣雖然向來接受美援，在政策上有親美傾向，然而自從美中（共）

建交導致台灣與美國斷絕正式政治外交關係的近三十年來，台灣民間團 體或部分在野黨人士，不乏視美國為投機主義國家者，又因眼下台灣並 無因宗教因素所釀成的恐怖災禍，故而讓本研究較能秉持中立觀點論 事，應可規避這類描述性效度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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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應解釋性威脅

研究者在整個資料收集過程的瞭解與表達程度，謂之「解釋性效 度」。滿足這一效度的首要條件是：研究者必須將心比心――站在被研 究者的立場，從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情中，推衍出其所看待世界以 及建構意義的方法（而非像量化研究那般，係從研究者預定的假說出發，

通過研究來驗證自己的假說）。質性研究重在探索研究對象的文化習慣、

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因此研究者在搜集原始資料之時，必須盡最大努 力以瞭解當事人所使用的語言含義，盡可能使他們己的語言作為分析原 始材料的號碼。

此外，在試圖瞭解研究對象的真實想法時，我們還必須分清楚他們 口頭上擁護倡導的理論和實際行動中遵循的理論之間的區別。比如，某 位伊斯蘭激進主義人士可能認為追求和平是重要的人生目標，經研究人 員詢問時，他也會這麼回答。可是，在實際處理中東與西方國家爭端議 題時，他可能贊同以自殺式暴力活動這一手段，來做為他「追求和平」

的另一套解釋原則。在這種棘手的調查工作裡，研究者必須使用多重的 方法（如訪談和觀察結合），調查各種不同的人（如他的朋友），詢問 不同的情形（如問此君贊不贊同西方國家也以武力侵犯其國境來追求其 各自主張的和平），從而瞭解該激進份子所說的「追求和平乃其人生目 標」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他認為應該遵循的一種價值觀念？亦或端賴具 體情況的不同而不同？

雖然本研究強調要從被研究個體的角度理解他們的意義，但事實上 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則非常困難。解釋的活動發生在大腦內部，作為研究 者，我們很難知道對方大腦中的活動，於是很難從其外顯行為中發現其 意義。特別是，到目前為止，台灣並未發生震撼國際視聽的恐怖事件，

我們對恐怖主義或其帶給管理層面的衝擊，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論述：「我 看見了什麼」、「我看見的是什麼」，而不能從攻擊方（所謂的恐怖份 子）或受害方（如美國、英國、印尼）的角度說同樣的話。如此一來，

本研究豈不在詮釋性效度檢驗上過不了關，而扭曲了所該呈現的意義？

幸而，也有學者對這類「證實解釋學」的觀點進行了批駁，認為它 實際上重蹈了實證主義的覆轍【237】。這類學者認為，主體與客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