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意涵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的涵意究竟為何？從1990年代起就一直是個極 具爭議性的話題。誠如德國學者Ulrich Beck的見解：「『全球化』確實是過 去數年（也將是未來幾年）最常被使用、誤用，但或許是也是最含糊不清，

並對政治影響最深遠（宣傳性和爭議性）的字彙」【30】。以下，以全球化 的因果爭議、權力結構、猜忌與互信三個面向來敘說探究全球化的整體意涵。

2.3.1 全球化的爭議來源與因果關係

全球化爭議的主要關切焦點之一，在於全球化的因果關係。驅使全球化 過程進行的力量，現有的文獻解釋傾向於兩套版本，其中一派觀點將全球化 界定為某種單一或主要刺激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如資本主義或技術轉變。雖 然大多數文獻傾向將全球化融入市場法則或資本主義的解釋規則，然而這種 過於簡化的詮釋卻引起許多批評聲浪。於是產生另一派觀點，將全球化解釋 成結合各種影響因素所產生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技術變革、市場力量、意 識型態、文化變遷與政治決策等，全球化即受到這些多重驅動力量的錯綜複 雜影響【21、14、214】。簡而言之，可以有效區分為「單一全球化解釋因素」

與「多重全球化解釋因素」的差異。

英國學者John Tomlinson認為：全球化則是一種發展過程，指世界上各種 社會、文化、機構及個人之間，複雜關係快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同時，這 種過程包括某種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即對跨越這客觀存在所用的時間－有形 的或想像的－加以戲劇化壓縮而使距離縮短，如同把世界縮小，在某些意義 上也使人與人之間距離縮短。另一方面，此過程也有擴張作用，而聯繫起各 種社會，把制約吾人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從本土範圍擴展到全球各處【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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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Thomas L. Friedman在其《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Olive Tree）認為，1800年中期至1920年代末期，世界就曾歷經類似全球化的時代，

可用當時的跨國貿易與資金流量，以及用人口來比較跨國界勞動力的流量得 到證明。當時稱霸全球的大英帝國（Great British Empire）在新興市場投注大 量資金，以致一些英國、歐洲與美洲的權貴經常因為阿根廷鐵路債券、拉脫 維亞政府債券的拖累而引發金融危機。這些現象加上蒸氣機、電報、鐵路與 電話的發明而加快世界互動的腳步，也造成了全球化初步的發展形態。到了 1900年代，世界進入的是「第二回合的全球化」，如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描述，此回合的全球化植基於大幅滑落的電信設施成本，以及 微晶片、人造衛星、光纖和網際網路的發明，這些科技把世界編織得更為緊 密」【255】。基本上，全球化是一個全球現代化的拓展過程，透過科技的發 展使得「天涯若比鄰」不再是夢想，當然，全球各層面的相互聯動性也因而 增強，「地球村」的概念於焉成形。

此外，根據英國學者Anthony Giddens的看法，則以為全球化不應僅僅指 涉一種經濟現象，而且不應該等同於出現了一個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全球化實際上是關於「空間和時間的轉變」，亦即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 件，無論其是否為經濟方面的，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迅速地對我們 發生影響。同時，這種影響並非單一的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並且其 間經常出現衝突、不和諧與新的分層形式【104】。

美國學者Roland Robertson也表示了雷同的見解。他認為：「全球化的概 念既指世界的壓縮（Compression），亦指世人增強了視世界為一個整體的意 識【206】。此種「世界的壓縮」的概念可以從科技進步的實例得到印證。電 腦與電信廉價化，使得全球各地的人們可以透過高速資料處理來交換勞務，

這是以往人類所無法想像的事實。如經濟學人的資料顯示：1930年紐約倫敦 之間的三分鐘長途電話（若以1996年的幣值計算）費用為三百美元，到了2006 年透過網際網路，幾乎是完全免費的。造成人類之間時空距離的縮減之因，

主要拜科技之賜，透過科技躍進可以跨越諸多有形界限，並建立無形的聯結 關係。

當代全球化的任何分析都必須歸結到核心的因果關係議題，唯有如此方 能提供最終協調一致的觀點。然而，有關全球化根本上的因果關係之爭，卻 牽涉到更廣泛的現代性爭議【206、14、60】。對部分人士而言，全球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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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視為西方現代社會在全球的擴散現象，簡單講來，就是一種「西化現象」

【31】。相反地，其他觀點則著重於西方化與全球化之間的區別，並且駁斥 後者等同於前者的觀點【103】。這些爭議的核心主要著眼於一個基本議題：

今日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被單純地視為西方權力與影響力範圍的擴張。截至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有力的全球化分析可以避免去面臨到這個議題。

2.3.2 權力問題與全球霸權結構

舉世諸多國家都可享用麥當勞漢堡、汲飲星巴克咖啡、駕駛豐田汽車、

持用諾基亞行動電話，造成了世界「大同」的無差異表相。但是全球化將國 際關係帶進了新的共通領域，但是卻沒有為世界帶來和平，也就是說，全球 化尚未謀得世界「大同」的理想。相對的，全球化提高了國家在結盟上的自 由度，世界隨之被分隔為數大區塊，這與地區經濟合作相關，也大致符合不 同文明的範圍。於是，新的世界就在不同的文明間競逐成為世界的新領導者，

除了和平的經貿、科技上的競爭，也有非和平的戰爭以及武力衝突，特別在 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恐怖主義遂成為全球化世界中國家的新 威脅。

如果殖民遺緒是第三世界恐怖主義問題的「過去」來源，那麼以「現在」

視之，則當前全球體系權力分配情況乃更值得注意。從事實面來看，由於工 業革命所帶來的新科技與新環境，相對過去（至少到約略二十世紀初為止），

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關係也似乎有了不同的面貌。例如在國際關係中，由於 國家間權力分配不均或權力存在差距的常態，所謂「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亦即「強凌弱，眾暴寡」，也成為處理國際問題的主要方式。儘 管如此，相對於過去強權國家對弱小國家的需索常以實際可見利益為主，例 如割地賠款或出讓特權，今日則「干涉內政」（interventionism） 愈來愈成 為當前霸權者的政策特色【7】。進一步來說，也就是傳統「主權」觀念已慢 慢有消逝的跡象。透過政治全球化（民主體制成為「時代潮流」）、經濟全 球化（市場開放自由主義成為「當然選項」）與文化全球化（像有些學者認 為當前的全球化幾乎可視為「美國化」）等表面中立外貌，霸權國家正不斷 地侵蝕著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性。

基於民主化潮流的思維，人類當然有權利拒絕全球化，歷史上的中國就 曾故意不用現成的科技。早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中國的科技能力能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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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海（鄭和船隊曾遠至東非海岸，船隊船隻數目達兩百多艘）。但當時皇 帝明成祖下令，科技能力威脅國內安定，艦隊返航後，燒燬船隻，銷毀航海 日誌，嚴禁遠航。這導致中國的科技能力開始退化（有彈藥，卻未用在軍事 用途上），非但未去發現及征服地球，反而於日後，被比中國小很多的歐洲 國家發現，淪為準殖民地。

理論上，我們可屏棄不用促成全球經濟的科技，但當前的通訊科技革命 不可能一直被忽略，一定有人會被它帶來的豐厚利潤所吸引。現在已經不是 十五世紀的中國，沒有任何皇帝可以阻止大家。某種形式的全球化會在市場 裡逐步形成，有些國家會接受，有些國家則拒絕，還有更多的國家是「被拒 絕」，因為他們根本達不到全球化的標準。對於這種現象，第三世界國家透 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來因應，其過程自然就包括恐怖主義的手段在內。從當 前世界還繼續存在「無政府狀態」 的情況看來，採取類似救濟措施應是可以 料想的。

2.3.3 國際間的猜忌與互信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機制呈現驚人的擴張。隨著貿易、國外直接 投資（FDI）、金融商品、觀光旅遊，文化聯繫、有害廢棄物與知識等交流的 實質成長，國際合作形式亦隨之強化，新型態的多邊政治與跨國政治主要由 政府、跨國政府組織（IGOs）、各種跨國之壓力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

所組成。根據 1996 年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261】的資料顯示，

在二十世紀期間，跨國政府組織從 1909 年的 37 個增加到 1996 年的 260 個，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則從 1909 年的 176 個激增到 1996 年的 5472 個。而其間，

這些國際組織規模的變化從 1950 年代末期後便呈現直線上升趨勢。

其中，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際貨幣基 金（IMF）為主的國際各主要開發與金融機構，在 1945 年至 1990 年左右，

肩負著強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抗衡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任務。不過，

隨著蘇聯的崩潰解體，以及中國邁向資本主義開放，全球化背後的驅動力開 始轉移，世界性的經濟整合不再以圍堵共產主義為目標，國際經濟本身就是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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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戰結束後引發了對全球化激烈的爭議，曾經任職於世界銀行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243】即為此有所批判。他指出，前述 幾個國際金融組織運用高壓手段，其官員多半心態傲慢，政治責任感薄弱，

其使命的界定往往無法擺脫冷戰餘緒。其成功業績應歸功於全球化趨勢的運 作，而非因其某些特定政策奏效。這使得一連串反全球化力量來勢洶洶，諸 如西雅圖與其它地方的街頭抗議者，以及委內瑞拉與巴西等國的國家領導人 所憑恃的勝選政見，均在於對抗國際貨幣基金與其它國際債權機構，甚至是 對全球化的頭號受益者－美國－這個「惡棍超級強權」（rogue superpower）

日漸升高的憎惡。

事實上，稍具經濟學知識的人應可以其理性分析，在當前高度競爭市場 的地球村局面中，任一經濟實體若想企圖操控整體經濟局面，簡直是不可能 的任務。依此邏輯，全球經濟不會變成美國經濟的延伸，換言之，美國的勢 力沒有反全球化主義者或恐怖份子眼中那麼「偉大」。面對全球經濟的發展，

美國要冒的風險、要做的改變，和其它國家沒有兩樣⁸。事實上，全球化是科 技急速躍進造成第三次工業革命所衍生的結果，而非世界上區域性貧富不均 的元兇，知識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才是促使全球化的關鍵，唯有從教育 與培訓著手，才能縮小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差距。

再者，俄羅斯與中國由於國家規模與歷史因素，其阻撓作梗已成為全球 化的主要障礙之一。不過，最大的障礙的頭銜要頒贈給恐怖主義。如果人們 基於對未來恐怖主義的威脅，而不敢搭乘飛機遠赴國外，那麼就很難順利推 展跨越國界的金融服務或供應鏈管理的基礎建設。

有趣的是，儘管反全球化的作用力相當活躍，但在此同時，這些力量也 激發出支持全球化的「反－反作用力」。舉例而言，恐怖組織蓋達的攻擊，反 而加速了中國與俄羅斯融入其它地區安全體系。幕後運作且有利於全球化的 地緣政治驅動力也逐漸加強，政治上或許仍有歧見，但當前的世界經濟趨勢 仍朝向更為密切的連結。況且，各種對全球化象微性的抗議，其實也反應著 全球化時代下的一種圖騰，正如 1998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Amartya Sen 所 言：「反全球化示威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8 只不過，美國對全球化的影響力的確大過任何一個國家，其它國家必須了解美國的觀點，

才會有機會將全球化導引至大家期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