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二、 民族主義
1980 年代後現代(postmodern)與 1990 年代後殖民(postcolonial)論述的引進及 交鋒，豐富了本土論思考台灣歷史、族群、文化及身份認同問題的理論基礎，參 照張京媛所提出的後殖民理論的幾個面向，包括「批判東方主義」、「文化認同」、
「對被殖民者的分析」以及「對民族主義的探討」等22，事實上也更突顯了台灣 人曾為（或仍是）被殖民者的身份而適用於後殖民理論的狀態。不過，本研究以
「民族主義」(nationalism)來詮釋台語文學的「台灣意識」，一方面是希望在後殖 民理論對民族主義可能成為「排外的法西斯主義」的憂心，以及對「民族主義依 附於敵對者身上的諷喻」的批判之外23，重新肯定民族主義於形塑集體意識、對 抗殖民者的積極意義，在台灣民族主義自為現象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二方面則是 有感於台灣文學史上經過幾場後殖民理論的演繹、挪／誤用過後蔚為主流，卻不 能解決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以及這個問題背後更深刻的認同困境。因此，本研 究以「民族主義」為題，試圖回頭探討、釐清民族(nation)是什麼？民族認同如 何產生？在「民族想像」的過程中，「語言」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希望能重 新討論語言與民族認同的關係，並在涉入台灣文學的後殖民場域時，能有最低程 度的對話。
史賓塞(P. Spencer)與沃曼(H.Wollman)認為，當代關於民族起源與民族概念 的論述，大致可區分為原生論者(primordialists)與現代論者(modernists)，兩者主 要的差別是：前者將民族視為「社會組織自古以來，必要的且或許是自然的一部 分，而此種有機的存在可溯源至迷霧般的歷史（或神話？）。」後者較不注重民 族主義的根源，並認為民族主義的滋長與「現代性」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史賓 塞與沃曼在其論述中，以自視為介於原生論與現代論之間的史密斯(Anthony Smith)為模型，指出史密斯並不是否定「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是再／建構物的概 念，而是強調「民族並非純粹或任意創造而成的」，亦即原生論的某些條件仍然 為現代論提供了一個「前」現代的認同基礎。24「語言」在原生論與現代論的民 族主義當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但史賓塞和沃曼廓清將語言的「獨特性」等同於
「排他性」的因果錯置，並說明語言成為「差異標記」，用以劃分社群敵我的真
21 關於 Nation 或 Nationalism 一詞應譯為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的翻譯公案，在台灣往往 隱喻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史觀差異，在此無法詳述。參照吳叡人翻譯《想像的共同體》
時所提出的說明，認為 nation 一詞作為理想化的「人民全體」、「公民全體」的概念，和「國家」
作為人民群體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在意義上有所不同。而「國族」主義同時遺漏了群眾性民 族主義（在群眾間流動的語言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兼具官方與民粹性格的複雜類型。故本研究 行文一律使用「民族（主義）」，但文中譯書若為「國族」者，則不改動。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台北：時報文化，2010），
頁 21-22。
22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2007.10），頁 14-19。
23 同上註，頁 18。
24 Philip Spencer, Howard Wollman 著，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台 北：韋伯文化，2012.02），頁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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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原因：
使一種說話和／或書寫方式優先於其他說話和／或書寫方式，並且將語言 從「方言」(dialects)當中劃分出來並給予特別待遇。這可能（或者是必定）
會伴隨著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並且是各式各樣鬥爭後的結果。25
顯然，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脈絡當中，「語言」作為一種認同的條件才開始因 為「巴別塔的宿命」而產生「排他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參照幾位現代論 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如葛爾納、安德森與霍布斯邦的看法，了解語言文化與民族主 義的關係。
葛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國族(nations)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國族 的組成單元必須等同一致26，同時也是一種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國家權力 則是建立在團體成員屬於同一個文化或國族的基礎之上。27進入現代社會後，「高 級文化」──亦即通用的語意系統出現，即可讓習得高級文化的個人，能夠脫離 傳統社會的階級與文化限制，取得身份地位並塑造「自我認同」，現代國家自然 也能透過高級文化整合、滲透政治權力，並統整多元的文化差異。當公民參與、
共享此文化時，自然就能凝聚出工業化社會的集體意識，現代國家政治權力的正 當性也就此得到基礎。28換言之，國族主義可以說是在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 語境中，現代主權國家為了治理具有「同質性」與「可規格化」特性的工業化社 會，所發明或建構出來，用以支撐治理正當性的意識形態，29所以國族／民族主 義的建構，同時也是「努力讓文化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文化附加一座政治屋頂，
而且還不能有一座以上的屋頂。」的實踐過程。30
班納迪克．安德森則是開宗明義地說：「它（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 體──並且，他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31安德森選擇用「概念」的形式來理解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起源和「識字 圈」有關。由於資本主義在歐洲拉丁文出版市場已趨飽和的狀況下，轉往一般大 眾使用的方言市場發展，加上拉丁文神秘化、宗教改革及偶然發展的行政方言影 響，使得各種方言得以在有限範圍內被組合，形成了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並 創造統一的交流、傳播場域。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也賦予了語言一種新的固定
25 Philip Spencer, Howard Wollman 著，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頁 120。
26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1），頁 1。
27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6），頁 3-4。
28 蔡英文，〈導論〉，收錄於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頁ⅴ-ⅵ。
29 同上註，頁ⅲ。
30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59。
31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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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fixity)，使得語言可以透過無限複製下的時間積累，塑造民族主義的古老形 象，最後，印刷資本主義創造了有別於舊行政方言的新「權力語言」。簡而言之，
民族主義是透過「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者重 合被想像而出，共同體和政治實體的關係也是偶然形成的。32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認為，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 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33不過比起安德森，霍布斯邦卻強調「民族無關 語言、族群或其他類似要素，儘管這些因素可以增加集體認同感。」34對於弱小 族群在「門檻原則」35下的民族想像欲求，以及挽救民族傳統、語言文化的努力，
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不過，霍布斯邦並沒有否定「語言」在民族想像的過程中 所發揮的功能，相反地，為了理解「為何語言隔閡會被拿來作為族裔區隔的表徵，
並藉此劃分不同的族群與國家」36，霍布斯邦開始探討在近代民族主義之前的「民 族主義原型」(proto-nationalism)形成過程中，「語言」與「族群特性」(ethnicity) 到底對人們集體情感的凝聚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其認為，作為區分不同民族與 國家的民族語言(lengua national)是「一國官方的正式用語，有別於地方方言，亦 別國的國語不同，是該國國民最常用的語言。」37基本上是人為建構出來的，是 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之中，精練出一套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通 行語言降格為方言。38因此，即使語言並非區分民族的唯一標準，但是選擇哪一 種方言作為民族標準語言的基礎，確實是一種政治操作：透過人為力量進行標準 化，讓固著於印刷物之上的語言看來更為「不朽」，並透過國民教育與行政措施，
將執政者與菁英分子所使用的優勢語言獨尊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39 台灣被捲入「日本」、「中華民國」這兩次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國語」的歷史 經驗，可以說幾乎符合霍布斯邦所提出的公式，只是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不 但直接對台灣本土語言產生影響，和舊國語（日語）之間的歸化競爭，也間接加 強了新國語（華語）對本土語言所施放的壓力，這顯然是一套層次更複雜的政治 影響過程。因此，儘管如伊薩克(Harold R. Isaacs)所言：「在個人形成基本群體群 認同上，語言是不可或缺的要項，但再重複一遍，它只是一系列要項之一，所有 這些要項各有其功能，形成多種不同的組合，而語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而
32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81-89。
33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8.02），頁 14。
34 同上註，頁 27。
35 霍布斯邦在此沿用馬志尼所提出的「門檻原則」(principle of threshold)，是因為其所定義的「民 族」是具備「政治實體」、「獨立主權」，並以資本主義經濟力為後盾的「國家」。在此前提下，尋 求建國的弱小族群將因為人口、土地、經濟等未達門檻而難以獨立。同上註，頁 39-42。
36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70。
37 同上註，頁 21。
38 同上註，頁 72。
39 同上註，頁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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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40甚至對葛爾納、霍布斯邦等「反土語」論者而言，將族裔語言提昇為『國 語』的過程並無涉於民族主義的形成，或最多只是刺激民族主義產生的「中介變 相」。41但是，一如安德森在四波民族主義的浪潮中所描述的語言現象42，當語言 在統治者的治理術當中成為認同的門檻，在台灣社會當中產生「會說日語才能成 為皇民」、「會說國語才能成為中國人」的認知或集體記憶，乃至於壓迫出「會說 台語才是台灣人」的語言民族主義之後，我們於是更不能忽略這些讓「語言」成 為台灣民族認同「必要條件」的政治背景。
因此，透過上述討論要再次確立的是：以台語文學為出發點，並非是要先驗
因此，透過上述討論要再次確立的是：以台語文學為出發點，並非是要先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