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化下的台灣在地現代性：戰前台語文運動的發展
第三節 文學史的「新」思考：戰前台語文學的文學史意義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在殖民性與現代性的雙重擠壓之下「發明」了「新」
文學的傳統，但後設看來，台灣文學史以日治時期作為「新文學」的斷代，甚至 繼承了殖民情境下回應現代性與殖民性而發展出來的文化策略，是否亦有縮限了 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可能？一如黃美娥的提問：
如此的書寫，暗示了研究者將台灣新文學的興起視為與傳統文學的決裂與 對立，但此等「斷裂關係」的呈現，是否就是考察台灣文學由「舊」到「新」
發展進程的唯一視角？130
本章針對戰前台灣文學的形成，以及台灣「新」文學各種可能的意義進行解構與 重構，提出「戰前台語文運動」的概念，並以清領時期的白話字運動以及日治時 期台語文運動，來理解台灣社會自教會系統伏流而出的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之 間的論述關係，二者所具備的歷史與文化淵源，目的在於呈現日治時期以來，台 灣「新」文學背後所蘊涵的「斷代」、「殖民」，甚或是「漢文化」等等暗喻與賦 義，如何極度限制了台灣文學認識論的積累與發展。首先，清領時期基督教來台 設教，為台灣帶來前現代的西方文明建設與制度，也以發展成熟的「白話字」為 台灣的地方語言開啟文字書面化的契機，不僅被教會視為傳教與啟蒙的利器，台 灣也因此出現不同於漢字、漢文傳統，以羅馬字譯介、創作的「白話字文學」。 從清領時期《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 U-HOĒ-PÒ 》初期數量最多的「散文」，以及「聖 詩歌」的形成、流傳及衍繹來看，白話字散文、詩歌可以上溯至馬禮遜譯經之初，
130 黃美娥，〈迎向現代──台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一八九五－一九二四）〉，《重層現代性 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語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9.0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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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中國近代文學的流變經驗，以西方語言、書寫思維直接實踐的翻譯歷程，可 以說是在中國與台灣文學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以不同的語言主體與文字形式而 孕生的一種變體，其背後不但具備複雜的文化譯介網絡，更因為長老教會奉行基 督新教佈道的精神與策略，強調以受教者的語言傳道，而讓在地的語言及文化得 以透過白話字的實踐，有機會推昇到知識的啟蒙與文學的藝術層次。換言之，在 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跨域、跨語言的對話與交混過程中，白話字文學作為台灣 文學重要的「現代」實踐，已逐漸成為台灣文化、文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台灣 話日後自為主體的重要異質媒介。
教會內的白話字文學到了日治時期，發展其實更為快速蓬勃。《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除了開始大量刊載短、中篇小說之外，1920 年代已有賴 仁聲〈An-niû ê Ba̍k-sái〉（俺娘 ê 目屎）、鄭溪泮〈Chhut Sí-soàⁿ〉（出死線）等長篇 宣教小說，雖然因強烈的傳教勸說而折損了些許文學價值，但是《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 U-HOĒ-PÒ 》以在地語言進行「我手寫我口」，啟蒙大眾、紀錄社會並 保存語言文化等實踐，以及蔡培火在新文化運動中以白話字追求文明開化，並將 自西方舶來的白話字與台灣在地的漢文化結合，推昇到反殖民運動層次，都為這 項台灣的現代印刷事業賦予了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131
雖然就實際情況而言，白話字及文學創作仍多流通於基督教徒的白話字社群 之間，和日治時期的主流文化場域關聯甚少，而蔡培火也幾乎沒有運用長老教會 推行白話字教育的實績，這是否關係到他在東京才成為基督徒，以及站在推行反 殖民運動的立場，教會體系所能提供的知識資源有限？此非本文要處理的細節，
但顯然從一開始，戰前台語文學透過白話字與漢字所展現出兩種不同的文化底蘊，
在其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完全匯流起來的機會和條件。台灣人面對這兩種文化時的 選擇態度，以及兩種文化在台灣文化、政治、社會場域當中的匯合與分流，終究 使得日治時期新文化運動，形成以漢字為中心的羅馬字論述，而且幾乎只見蔡培 火孤軍奮戰。
可是，我們仍不能因此低估羅馬字的影響力132，自蔡培火擔任《台灣青年》
編輯與發行人，以《THE TÂ I-OÂ N CHHENG-LIÂ N》及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為新 文化運動刻下台灣話的聲紋以來，他業已揭櫫了一條通往「鄉土」的道路。在一 片主張保留漢文，並朝向曖昧的白話文努力的喧嘩當中，蔡培火清楚地認識到「台 灣話」作為主體的重要性，因此在漢文馳禁，保存漢文為固有文化作為一種「別 無選擇的選擇」同時，蔡培火已觀察到白話文的最高指導原則「言文一致」，無 意也無法處理台語及漢字之間的「斷裂」問題，於是他運用參雜了異質性的複合
131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頁 52。
132 如呂美親所言，黃春成寄給葉榮鐘的簽名照以「N̂g, Chhun-sêng」署名，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 子對白話字的掌握與接受程度或許比想像中來得高。同上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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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化論述，企圖運用羅馬字消除「台語」及「漢文」兩種主體性之間的「剩餘」，
召喚受到壓迫的被殖民主體，同時推動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輔助策略，用以證成台 語的主體性與異質性，來突顯台灣民族的存在現實。至於白話文亦終於在中國的 標準逼臨後，由黃石輝、郭秋生重新論證台語在台灣人與台灣文化之間扮演的重 要角色，並透過台語文字化和民間文學的採集，往「消除文化之盲」的方向努力 著。而且在這之間，羅馬字依舊被視為漢字以外重要的文化工具，在黃石輝、郭 秋生的台灣話文論述當中星火點綴地閃現。
呂興昌曾先驗地說：「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似乎應該提早三十多年：它可 能不是出現於 20 世紀的 20 年代，而是發生於 19 世紀的 80 年代。」133可是為什 麼在「現代化」進程中，率先以台灣的本土語言實踐「我手寫我口」，並也確實 出現了散文、新詩等現代文體的白話字文學，仍為當前研究所忽略？這似乎證明 了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新」文學所預設要談論的並不全然是「現代性」的問題 而已。無論是在日治時期「被殖民」境況下的新文學運動，或者是戰後「後殖民」
的台灣研究，「新」文學史在現代性之外更強烈的「殖民譬喻」，都已讓「漢字」、
「漢文」成為被殖民境遇下台灣主體性的文化符碼，而讓其中混合著羅馬字或其 他論述（例如使用假名、世界語）的異質性近乎消失，更遑論幾乎與主流文化場 域無涉的教會白話字文學。此外，不少研究者和台灣話文論戰反對方抱持著類似 的觀點，認為台灣話粗鄙、有音無字、無法形成文學語言，更無法滿足台灣對近 代化的需求和渴望。但是這些論述卻都迴避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台語作 為一種廣為台灣人所使用的本土語言，卻反而無法完成文字標準化，更難以被精 練為文學語言？如果台灣話文是由於缺乏「國家」的介入與投資，「鄉土」所指 涉的「民間」不堪支持台灣話「標準化」134，那麼何以在台灣，一樣沒有國家力 量介入的中國白話文，卻可以比美作為「國語」的日語，躋身文學語言的選擇之 一？
將「翻譯」作為邁入「現代」的必然途徑或標準，白話字文學豐富的翻譯網 絡，以及比起以漢字書寫的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更能在「言文一致」的目標 上，展現台灣以在地的多元性格回應全球化下現代性的姿態。換言之，「台語」
本身藉由白話字進行的翻譯工程，其實並不缺乏與西方近代文體接觸的經驗，但 是也就如同陳培豐所說：
日治時期甚至於戰後，以漢文為媒介，台灣在「祖國」與「殖民宗主國」
左右逢源之下，同時享用了兩個現成翻譯管道的成果；而不曾有過嘗試使 用自己的本土語言，扎實體驗翻譯之旅的強烈動機或必要性。135
133 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頁 459。
134 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09-110。
135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邱貴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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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話與漢文作為「兩種固有漢語」之間所存在的斷裂，以及其他語言共享漢字 作為表意符號，使得語言和語言之間主體界線漸趨模糊，台灣話文反而更容易譯 回中國白話文，而台語透過「白話字」與「台灣話文」所形成的兩道翻譯實踐也 幾乎溝渠不通。所以，我們可以反思的是：如果台灣話文作為民族想像的文化媒 介，其中蘊藏著對「沒有文字好建設他們的文學」的原住民族的關心，卻因為選 擇了漢字並「發明」了漢文化的傳統而無法實踐，那麼，時代的限制，是否仍是 未來台灣主體性論述的限制？
要再強調的是，當日語作為「國語」，在皇民化政策下成為台灣作家另一條 回歸鄉土的途徑時，當時台灣作家使用台灣話文的掙扎、困頓，而至妥協於白話 文與日文的書面語技術，這顯然才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台灣在戰前根本從 未進入「北京話」的社會語境，日語雖然作為國語被大力推行，但總督府並未全 面禁止本土語言的使用136，國語運動也因此無法完全絞斷台灣人與台灣話的文化 連帶。137儘管使用的是以中國白話文為主，交混台灣話文的文體，但這些作品到 最後卻都企圖透過台灣話文持續召喚現實的「鄉土」作為共同的歸趨。138所以，
提出「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或許可以讓我們更精確地梳理日治時期的台灣以
提出「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或許可以讓我們更精確地梳理日治時期的台灣以